“哦，哦，我所说的焦家。是指焦万盛的家。本人虽然也姓焦，我的爷爷与焦万盛的爷爷是一爷之孙。但我早已与他们划清了界限。今天上台来批判，就是一个例证。
“话又说回来，他们祖祖辈辈虽然是缚笤帚的能手，但他们靠缚笤帚并没有致富。土改时被划为贫农。
“可恨焦万盛和焦万里，生活在红旗下，却对过去的苦日子念念不忘，留恋过去的手艺。他两人利用生产队的休息日，起大早到各处里收买打下籽粒的高粱穗芯儿，趁天黑村子外面没人时，偷偷地带回家。
“夜晚。他们在自家院子里，一个缚笤帚，一个缚炊帚。缚好了，起个大早挑到供销社去卖。自以为做得干净，没有人知道。
“当我们去收缴货物时，他们还强调说。他们的高粱穗芯儿是买来的，不是偷来的，又没有耽误白天出工，夜里找点盐钱能犯法吗？他们还百分之百的有理呢，是顽固的资本主义。”
田青青听到这里猛一怔：焦村离着田家庄也就四里路。地界与地界相邻。焦村的笤帚她前世里也有印象。三中全会以后，这个村里几乎家家都缚笤帚，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是乌由县最早的单一经营专业村。也是全县最先富裕起来的村庄。上过电视，被县~委县政~府通报表扬过，还被当成先进典型到处演讲。
没想到，缚笤帚的祖师爷，却在此时此刻受到大会批斗。
田青青心中感慨万千。
接下来发言的是田家庄、杨家庄、王家洼
待所有的大队干部都发完言、批判结束后，武装部长宣布：现在游行开始。
基干民兵们又是一阵忙碌。他们给每个戴高帽子的典型分子发一面锣和一个棒槌，令他们一边敲锣，一边叫喊自己的罪行。
群众走在后面，组成一支长长的队伍，高呼着口号，委蛇而行。
武装部长发现走在前面的典型分子只敲锣，不叫喊。他紧跑一阵，赶到最前面，对走在最前面的曲治仁说：“怎么不喊。”
曲治仁敲了两下锣，高喊着：“割掉我家门前茄棵豆角黄瓜，哭杀我老娘老婆娃娃。”
武装部长骂道：“谁让你这么喊，重喊。”
曲治仁又敲了两下锣，高喊：“人民公社好，就是肚子吃不饱。”
武装部长朝曲治仁的屁股踢了一脚，怒道：“你这个刁民尽捣蛋，我给你戴上坏分子的帽子，让你象地主一样，管制劳动，终生不能做人。”
曲治仁只得重喊起来：“大家不要跟着我学，我骂工作队就是资本主义。”
部长见曲治仁喊得差不多了，就盯着第二个。
第二个是典型资本主义杨庆棣。他见曲治仁被踢了一脚，他想，好汉不吃眼前亏，就敲着锣，高喊：“大家不要跟着我学，我家房上栽了一瓦盆资本主义的朝天椒。”
这个人还老实，部长默认了杨庆棣的叫喊，对他说：“就这样接着喊。”
第三个是是牛鬼蛇神王小七。他敲着锣，高声喊着：“我娃娃写错了字，把我打成反革命，冤死我了。”
部长骂了起来：“你这个反革命分子，还要喊冤，放老实一点。”
王小七重新喊道：“我儿子把万字写成刀字，写岁字忘了写山字头，我有罪。”
部长见王小七喊得差不多了，又盯住后面一个。
后面的是卖柴的资本主义赵秉义。他敲着锣，高喊道：“我家没煤油点灯，我媳妇给孩子喂晚饭，喂到孩子鼻子里去了。我卖了一担柴，买了一斤煤油，把我划为卖柴的资本主义。”
部长听了，吼道：“谁让你罗嗦这么多，重喊，喊你的罪行。”
赵秉义敲锣重喊：“我是卖柴的资本主义，大家不要跟着我学。”
接下来是缚笤帚的焦万盛和缚炊帚的焦万里。焦万盛喊道：“我家没盐吃，缚了两把笤帚卖了，买了两斤盐，把我家划成缚笤帚的地下工厂。”
部长说：“不许叫苦，重喊。”
焦万盛又喊道：“我缚笤帚，我家是地下笤帚工厂。大家不要向我学习！”
焦万里也喊道：“我家没肥皂，老婆子洗衣服洗不干净。我缚了几把炊帚卖了，买了两块肥皂。把我划成缚炊帚的地下工厂。炊帚也有工厂啊，我没听说过。”
部长又喊：“不许啰嗦，重喊。”
焦万里又喊道：“我缚炊帚，我家是地下炊帚工厂。”
武装部长一个一个地纠正，强令戴高帽子的人必须喊出自己的罪名。这些人走在最前面，紧跟在身后的是他们的妻子儿女，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哭哭啼啼的。
绵延约一里路长的游行队，口号声惊天动地，此起彼伏。
田青青在空间壁的笼着下，骑着自行车，在游行的队伍中横冲直闯。她不用担心撞到人，因为空间和空间里的她，对外面来说，是无形透明的，行走起来，就像风一样在人群中刮来刮去。
田青青借着空间优势，一会儿来到队伍的前面，看武装部长强行更正着“资本主义”者们的言行，一会儿又来到队伍的后边，倾听人们的声音。
人们谈论起来，都十分小心。唯恐一句话说错了，就会引起祸端。
不过，在两个交头接耳的中年男子中，田青青还是听到了人们对这次运动的议论：
一个中年男子说：“这次运动，比起一九六八年来，除了没丈量自留地以外，其他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另一个中年男子说：“不知道上面发什么疯，一春天也没点儿动静，茄子黄瓜都下来了，南瓜也坐了小瓜儿，偏偏这个时候搞起运动来，这不是明摆着剜社员的心头肉吗？！你说，人们能没抵触情绪？！”
第一个中年男子又说：“咳，运动就是这样，不打勤的，不打懒的，专打不长眼的。硬顶着哪有不吃苦头的？”
第二个男子又说：“就是，就是，避一避，也就过去了。何必非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六八年是个什么情况，田青青不知道。但这次对田青青触动很大，也感到好笑。别的村里她不知道，整个田家庄，除了她自己种菜是为了卖钱，其他被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农户，大都是种来自己吃着方便，或者是为了填饱肚子节省粮食的。
戏剧性的是：为卖钱且有收入的自己，却安然无恙，而那些种来自己吃的，却挨了批斗。
看来，除了自己乃一穿越分子，知道前因后果外，正像那个中年男子说的那样：要想在这个特定时期好好生活，还得学会避风头。
☆、第172章 会后恐惧
然而，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先是八队政治指导员来通知：田青青不许再在村南坑塘里钓鱼卖钱了。原来这也被列入这次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对象。是对干部连求情带解释，对工作队说：“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儿钓鱼也上纲上线的话，那，光屁股在大坑里摸泥鳅的小小子儿多了，我们割的过来吗？”
工作队说：“听说她还卖钱！”
指导员说：“一块钱一条，给就要，不给就不要。还不是哄小孩子哩嘛。一斤多重的鱼，一块钱，哪里买去？”
工作队又问了其他队上的指导员，都说确实如此，跟送的没什么区别（大家都有意给田青青隐瞒）。于是，工作队便表示不再过问，但队干部必须通知本人，以后再不许钓鱼卖钱。因为坑塘是集体的，在集体的水里钓鱼卖钱，就是损公肥私。
付振海也给田青青送来了信儿，说王军食堂里的鱼不能送了。那里在办“斗私批修”学习班，有人反映说，食堂里放着供应的肉食不买，去黑市买高价鲜鱼，用来拉拢腐蚀革命干部。还一再追问鱼是从哪里买来的。
付振海的拐弯儿亲戚精明，说，黑市上卖鱼的也不是一份儿，今天买这个的，明天买那个的，况且都是付完钱拿鱼走人，不问姓名，哪里知道卖鱼的是谁？！
瞒是瞒住了。鱼却不能再送了。
“咳，本指望攒个钱儿，秋后把你亲戚那两口袋玉米还了，我的命。怎么就这么苦哇？”付振海沮丧地说。
田青青：“大伯，这是运动，过去也就没事了。咱避一避风头再说。”
“哎，大伯听你的。青青，这些日子，你可帮了大伯大忙了。”
付振海走的时候，眼里潮潮的。
第三个是来自郝家村花厂的消息：
原来，这次运动也波及到了花厂。工作队说，做花给现金，是变相私分。是资本主义的又一表现形式。撤销了花厂一位负责主管财务的干部，责令大队革委主人做深刻检查。并规定：往后做花，一律记工分。超出部分，可以给予工分奖励。
田青青却不以为然：“没事的，妈妈。我做花儿给姥姥挣工分，养活姥姥姥爷，让姥姥姥爷过上好日子，不是一样吗？”
姥姥却不同意：“我们老了，没奔头了。有你姥爷（每天）这八分工，满够喽。你还是看好小妹妹，给你妈妈多做些家务吧。”
郝徐氏说什么也不同意田青青再做。
这一连串的事情。把一向规规矩矩、谨慎胆小的田达林夫妇吓坏了。尤其是郝兰欣，是既害怕，又心疼。
害怕的是：改变自己家庭经济状况的卖鱼、做花儿和卖菜，原来都是资~本~主~义尾巴！亏着女儿当机立断，把危险的菜们提前拔了、割了；队上的干部说好话，把卖鱼给瞒住；闲散地队干部装作不知道户主。上面的青苗是割了，但没有找到头上来。要不然，那被批斗的人们中间，保不住就有自己家里的人。后怕的郝兰欣只打寒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