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情(木鬼衣)

折回来，坐到沙发，于锦铭摸出一支烟点上。他两指捏着香烟，深深吸一口，继而弓起腰，手肘支着膝盖，缓缓吐出。
灰白的烟升到雪白的窗户，屋子里静得简直要浮出个静字。
他指甲盖弹弹烟灰，又吸几口，继而夹着烟，长臂一伸，拧开收音机。
无线电接收到异国的电台，正播放一首俄文歌曲，手风琴与口琴响得统一。于锦铭背靠沙发，跟着女歌手轻柔的嗓音哼起来，同时在心里将一种母语翻译为另一种。
歌里唱的是：
“苹果树和梨树上开满花朵，雾在河上飘过；
喀秋莎站在岸上、陡峭的岸上，开始唱歌。
她唱得是草原的雄鹰，她唱得是心爱的人儿……”
伴着悠扬的旋律，他从内兜取出一块用手心盘得油亮的怀表。银质的外壳因曾被坠机的烈火炙烤而变形，底部凹进去一块，导致卡扣难以合拢。他拨开盖子，表芯坏了一直没修，指针蒙着薄灰，永远停在了十六年前。在银盖内侧，贴着一张核桃大小的合照，合照上两人的面目早已模糊不堪，隐约能瞧出是一男一女，并肩在雪地。
于锦铭对着那小小的椭圆，尝试回想那个人的样貌——矮个子，很瘦，瓷白的皮肤透着抑郁的淡青。是短发还是长发？他记不清，且当是长发吧。长发拢着巴掌大的小脸，细眉，杏眼，尖下巴，好似一把装在黑漆描金妆奁里的象牙扇。
他知道她现在一定不长这样。
他就跟从前不大一样了。有时早起刮胡子，他对着镜子，看到自己那凸出来的颧骨，锥子似的，像是能戳死人。白人老得快，有白人血统的混血儿同样容易显老。但在相片里、在过去里，谁都还是从前的模样。
一支歌曲快到尾声。
“驻守边疆年轻的战士，心中怀念遥远的姑娘；
勇敢战斗保卫祖国，喀秋莎爱情永远属于他。”
于锦铭由衷地笑了。
赤红的烟头迫近，他灭掉火星，合起怀表，起身去卧房拿纸笔，要给师娘写一封信，告诉她很快暴风雪就要来了，要多多注意。卧室窗帘紧闭，他拉开床头柜的抽屉，摸出纸笔。里头还塞着一封张学铭寄来的信，信封压着一个文件袋，是昨天带去给谭碧的那个。被撕开的封口处露出资料的一角，于锦铭坐在床头，久久凝视着上头的贺常君三字。
他知道，再过几十年，等他们再度重逢的时候，他一定会有许多关乎新中国的见闻要与他聊。
收音机仍在响，一首歌唱罢了，换作另一首。
隔几重木板，萨克斯与钢琴抖着肩膀跳起恰恰舞，你进我退、你退我进，银嗓子姚莉在这使人头晕的旋律里，滑溜溜地唱：“玫瑰玫瑰最娇美，玫瑰玫瑰最艳丽……”谭碧挤在大罗新寰球百货店，周遭亦是看不尽的玫瑰红：广告单，包装纸，圣诞老人的棉袄，商场中央枞树上挂着的红袜，被冻红的小孩的脸蛋与母亲的手。
她猫着腰，在这混乱色块的围剿下，飞快抽走两包同记工厂生产的酒芯糖。
挣扎出人堆，谭碧逃到挂满小灯泡的圣诞树旁，清点起战利品。
哈尔滨灌肠，“金地”白熊棉袜，麻花形的“拉斯克”，金银纸包的奶糖、酥糖、软糖、酒芯糖和咖啡糖……零零碎碎装了一袋。谭碧拎在手里，已经可以想见她收到东西时，暗暗埋怨她的模样了。她含着笑去结账，马上就是圣诞节，百货商店在做活动，可以凭发票抓彩。谭碧抽中一块棉手帕和三块作安慰奖的小人酥糖。
出来，天已昏黄，广告牌陆续亮起彩灯。
她往车站去，路过集市，看见好一群人围在一处高声谈论什么。谭碧以为是在卖特产，便凑上前，谁知人墙里头是一名妇人牵着一个六七岁的女童。女童剪着齐耳短发，穿一件脏棉袄，睁大眼睛茫然地望向四周。
是卖孩子的吧，谭碧腹议着，与女童短暂地对上了眼神。她生了一张俏丽的瓜子脸，和谭碧尤为相似，但因为年纪小，所以脸颊肉嘟嘟的，是个短胖的瓜子。触电般，谭碧连忙扭头，预备离开。
就在这时，身后传来一个声音，留住了她。
“这小嘎真是日本人？”
“嗯呐，这嘴里说的都是鬼子话。”那妇人讲着，推推身旁的女童，应是想让她开口说两句以表明身份。“她爹跑掉了，娘冻死了，把她丢在屯子里。我家三张嘴等着吃饭，自己的孩子都送出去两个，实在拉扯不了，你们谁行行好，把她带走。”
谭碧回头，仔细打量起那女童，粉雕玉琢的，的确不像是出生在贫苦人家。
她想：怕是难了，都说父债子还，这些年他们日本人杀了多少中国人，老的少的，甚至连襁褓中的婴儿都不放过。现在他们战败，跑走了，抛下孩子在这里……不叫她偿命已是心善，还收养她？哼，大概是要被扔在路边，活活冻死饿死。
想着，又听见一个男人问：“她能讲中国话不？”
妇人摆手。“捡回来就没讲过话。”
另一个人接话：“这咋整？别不是个哑巴。”
“唉，你多教教就会了。”她答。“还小呢，总不能眼看着死掉。”
周围人听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出声。
一阵缄默后，他们叹息着低语：“不成不成，不成不成。”说着，摇着头，人墙松动起来，很快便要散去。
谭碧侧身，也打算跟随人流离开。
这就是命。她迈出一步，想。又不是能传宗接代的大胖小子，还是个日本人，谁会来多管闲事？譬如她，因为家里吃不上饭，十几岁被亲爹卖到窑子里，又有哪个神仙菩萨来救她了？
可那妇人是抱定主意，今日一定要找到人，把这孩子托付出去。
否则扔到大街上，活不过两天。
她随手拉住一个过路的老汉，急急道：“哥，慢点，哥，再看看。你瞧她这模样，多叫人稀罕，带回去给你家娃当媳妇也——”
“谁家会养个日本媳妇，”那人推脱，“这传出去，我家还怎么做人。”
她立马追上去：“你看你那边哪家没讨老婆的，能不能送去，小孩长得很快，也就七八年工夫。领回去给口饭吃就行。”
谭碧闻声，顿住脚步。
她再度回眸。
那小东西兴许是预感到自己的命运，呆看着带自己来集市的妇人与一位陌生的老汉交涉，不停比划着手势。她眨眨眼，热泪顺着小脸流进脖子，天太冷，泪痕冻在脸上，她抬起袖子去擦，棉衣也被冻得硬邦邦，脸被擦红一片。
哭什么哭，没出息的东西。谭碧在心里暗暗骂着，不知为何，想起了从前。
是雨过天晴的一天，她被仔细地洗了脸、梳了头，辫子扎上红毛线。离家前母亲给她煮桂花鸡米头，加了好几勺白糖。她弟弟哭喊着要抢，被母亲一巴掌打走。吃完，父亲让她坐上驴车，把她带到城里。窑子点着大红灯笼，红的光照着白的脸，她沉默了一路，却在那时冷不丁哭了。也是这样默默地哭。泪水像两道蜿蜒的血河。
她不禁走过去。
刚巧抽奖得来了一条手帕，谭碧掏出来，递到女童跟前。对方抽泣着接过，擦擦脸，捻一捻鼻子。泪水浸湿了胸口，冻成了亮闪闪的冰晶。她见了，抽回手帕，蹲下替女孩擦衣服。兜里还有三块小人酥糖，她也拿出来给她。
女童小心地拾起一粒，捧在手心，窃窃道：“ありがとう。”然后拨开蜡纸，将糖块含在嘴里。
谭碧没学过日语，但上海沦陷后，日常免不了跟日本人打交道，听得来最常用的那几句。
她回：“大丈夫です。”
因为凭借记忆模仿发音，谭碧说得相当含糊，近乎是谐音的“呆胶布”。
女孩却眼光亮了亮。
妇人还在劝说那个老汉。谭碧转头看向他们，忽而有一种冲动，要把这孩子带走。她想，于锦铭多少也是个空军中校，没准能跟日本或美国那边的什么人说上话，帮这孩子找到父亲，至少是送回日本。要是找不到，就送到慈幼院。倘若实在没人接手，那她也不是不能……正思索，手指突然被牵动。谭碧低头看去，原来是那个孩子。她拉住她的手指，头仰着，小小的脸蛋、小小的手，似一朵含苞的玫瑰。
有够鬼灵精，是看出她想带她走，立刻缠上来了？谭碧猜想着，竟感到安心。因为在这世道，只有够鬼的女孩才能活下去。
触电似的暖流涌上心头，她脸一热，颤栗着用掌心包住女孩的小手。
“喂！大娘。”谭碧喊。“你这小姑娘是不是不要了？不要我带走。”

只用这么一句，便将孩子领走。
还是坐公交车回家。冬日班次少，车内挤满了人，谭碧一手拎东西，一手环住女童的肩。天刚放晴，积雪还没铲干净，汽车摇晃着着向前开，整车厢的人成为一体，忽而往左倒，忽而朝右靠。谭碧在这富有节奏的晃动中低下头，看着女孩圆滚滚的脑壳，像个刚探出头的小蘑菇。
她微笑，又有些恍惚：万一找不到她的父亲该怎么办？万一没办法送回日本该怎么办？万一没有慈幼院愿意收留，该怎么办？由她来收养，不是不行，只是她独来独往惯了，能当得了母亲吗？她连自己的娘亲长什么模样，都快要记不起来。更别提母爱，那又是什么东西？
这般胡乱想着，车到站，谭碧牵着女孩下来，又在站台附近雇来一辆黄包车。
她们坐上去，依旧是环搂的姿势。黄昏过去，绛紫的天幕里微微起了晚风。车夫动起来，那夹杂着冰晶的风直往人脸上吹。女孩埋头，依偎在她怀中。谭碧见状，忙从脚边的纸袋翻出一条围巾，包住她的脸。
到家门口，天完全黑了，积雪是苍苍的靛蓝色。
谭碧牵女孩进屋，放了东西，摁亮电灯。在东北过冬，暖炕得成天成晚地烧，因此里头与外面全然两个温度。谭碧搓搓发麻的双手，脱去女孩身上的脏棉袄，然后去厨房倒一脸盆热水，拉她坐到炕头擦脸擦手。
弄完，她摆开纸笔。
钨丝灯泡悬吊头顶，两个人面对面坐在桌边，似一对糖人。
“你叫什么名字？”谭碧边问，边写下一个“名”字。
日文汉字与中文相通。
女孩沉默片刻，拿起钢笔，在“名”旁写下：田中令子。一笔一划，很是用力。她怯怯地瞥向谭碧，见对方朝自己点头，抿起唇，又在纸上画出一个长发的女人，写着“母亲，亡”。停笔，她抬头，眼里有微微的泪光。
“嗯，我知道。”谭碧道。
她俯身，凑到纸面写“知道”，令子看不懂，于是写“明白”，还是不懂。她挠挠头，尝试着写下“理解”，对方总算懂了。谭碧松了口气。她拿过白纸，写下“日本”，然后指一指令子，再指一指日本。
“你，家人，送你回去，这里。”她说。
令子紧握钢笔，看着对面人的手势，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她低头，哆嗦着写下一个很短的日文，可能是她家的住址，谭碧看不懂，但紧跟着，她画出了一个小房子，里头住着两个长着皱纹的笑脸，可能是爷爷奶奶，随后也用力地写下一个“亡”字。
她知道她回不去了。
令子咬着嘴唇，一下大哭起来。
“啊呀！不许哭，才给你洗的脸。”谭碧侧身，搂住女孩的肩膀，手一勾，且将枕头巾作面巾，用力擦着她冻伤的脸。“哭什么？你还活着呢，不许哭。”她埋怨。“再哭把你丢出去！”然而她埋怨得再狠，女孩也听不懂，只顾嚎啕大哭。谭碧叹气，垂下脸，将她搂得更紧。“好了好了，乖乖不哭……”她喃喃，拍打起女孩的后背。令子却哭得更凶。她攀住谭碧的脖子，像抱住浮木，整个人挂在她的身上。
不知过去多久，令子终于哭累，手脚软和下来，蜷缩在她的臂弯，偶有一两声抽噎。
谭碧拨拨她濡湿的发，把纸笔拿到跟前，在日本与她的名字间画出一道直线，写下“一定”，又怕她看不懂，便一口气将同义词补充上去，“肯定、必然、必须、绝对”。令子趴在她的膝头，看懂了。她说了句日语。谭碧听不懂，不过听口气，大概是在问为什么。
为什么收留她？为什么愿意送她回日本？她的父亲为什么抛弃她和妈妈？事情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不是说东北的土地肥沃得能捏出油，我们是来帮助他们实现大东亚共荣吗？……以上所有的为什么，都有一个统一的答案。
谭碧无言。
许久后，她写：战争。
战争二字，中日也是相通。
“战争已经结束了。”谭碧边说，边在那两个字上打了个叉，接着动笔，画出一个蘑菇头的小女孩，她笑着，领口戴着盛开的小花。“你还是个孩子。”
火在灶台烧，噼噼啪啪响，但传到卧室，仅留下微弱的响动。
像在听去年的烟花。
谭碧背靠墙壁，缓慢抚摸她的后脑。累极、饿极，令子在这安抚下，昏沉沉睡去。谭碧趿拉着棉鞋，从行李箱翻出一件短衫，充当孩子的睡裙。她给她换了衣裳，掩好被角，又摸出打火机。啪嗒，一簇柔软的火苗浮上殷红的指甲，涟漪般摇动。谭碧弯腰，点燃烛台上的黄蜡烛，熄灭了电灯。
她伏在小桌给苏青瑶写信，告诉她近来所发生的一切。
关于自己，关于于锦铭，关于贺常君的葬礼，关于战后的东北，以及今天遇到的这个叫令子的女孩……她写着，一张纸不够，又另取一张。蜡烛越烧越短，烛泪淋漓，流到椭圆形的托盘上，凝固成一条条亘古的河流。
歇笔已是深夜。
她对着烛火，默念两遍信笺，又想起什么，便大笔一挥，补充：对了瑶瑶，替我向徐老板问好，告诉他，他留的那些“小黄鱼”，我分文未取。待他再办婚礼，记得待我客气些，否则我将当场劫持新娘。
写完，她被自己的俏皮话乐得咯咯直笑。
谭碧折好信纸，吹熄蜡烛，上床。耳边凉飕飕的，是令子的呼吸。她翻身搂住女孩，小小的身体窝在怀里，腿靠着腿、心贴着心，谭碧忽然感觉自己变成了春天的大地，非常柔软，同时又非常坚实……
到了次日，她一早起来，坐公交车进市区。
谭碧先去电话局，给于锦铭打电话讲令子的事。于锦铭告诉谭碧，东北沦陷后，日本政府组织了一批贫民移居东北，令子的父母应当就是“日本开拓团”的一员。现在日本宣布战败，军队自顾不暇，更不可能会去管他们这些平头老百姓。谭碧听闻，叹了口气，问他有没有办法找到令子的父亲，或是想办法把她送回日本。于锦铭沉思片刻，说，成年人倒还好办，国共美三方正在计划遣返日本侨民，但令子年纪太小，得找个愿意收养她的人，才好上路。
“给你添麻烦了。”谭碧苦笑。“要是实在找不到人，我来养就是，毕竟是我一时冲动……”
“太见外了吧，谭姐，”于锦铭笑道，“现在说这些还太早，当务之急是先找个会日语的来沟通。”
谭碧点头称是。
她长吁，感慨道：“于少，你说他们来的时候，会想到自己会有这么一天吗？”
“不会的。”于锦铭说。“在战争的开端，人人坚信自己将会是胜者，然而到最后，失败才是常态。”
挂断电话，谭碧去到邮局。
一场漫长的战争结束了，下一场战场还未开始，柜台颇为清净。
她给信封贴上邮票，重新打包好买来的糖果，随信一起寄给苏青瑶。
出门，太阳出来了，日光照着积雪，仿佛两面相对的明镜。
谭碧裹紧围巾，独自朝家的方向走去，感到了前所未有的轻松。
只是谁也不会料到，这将会是她们此生最后一次通信。

第二百零七章 创世纪
苏青瑶展开信。是小阿七寄来的，内容很简单，说吴妈得流感，中药喝了半月不见好，上海物价飞涨，实在买不起西药，便想叫太太帮忙从香港寄。她读完，折起信纸，计划节后去一趟药店。
帮佣一早领了赏钱和礼物，去过圣诞节了，满屋子静悄悄。
苏青瑶放下皮包，上楼去找徐志怀。
近到书房，她听见里头有人声。
一人说：“你脑子被驴踢了，看不出这是鸿门宴？还配合了解情况，他们就是诓你回去。你要信，不等出码头，就被他们扣下。到时候我还得想法子捞你。”
另一人则说：“好歹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至于做这么下作的事。”
“沈从之，你管闲事的脑筋但凡用三分在正事上，都不至于混成现在这样。”徐志怀冷笑。“听我的，回电报说不方便，他们问什么时候方便，就说下周。下周之后再下周，永远都是下周。他们撑不了太久，马歇尔来来去去调停多少次，能停战早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