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他们都在从我们身上，试图望见那个苦苦思念的不归人。
十三岁的我，在那一刹撞进母亲眼底，第一次似懂非懂地体味到父母间的天涯遥望一世相思。
母亲的沉默接受像是大风暴来临前的宁静。我们多少预料到姑姑会发怎样的脾气，也做好了狠挨家法的准备。但没有想到的是，向来亲切和蔼的二叔，震怒到一掌拍碎了整张花梨木桌！
“你们给我记着：你妈妈是这世界上最伟大，最美好的女人。她和你爸爸一样，都是这个国家的功臣，是我们明家的骄傲！”
我和弟弟相对惶然。家里人口中的母亲和外面的种种传言大相矛盾，我们不知该如何协调。那些世事，对于当时还是孩子的我们，太过难解，太过复杂。
“可是，派出所的叔叔阿姨都夸我们大义灭亲。还说，我们的革命行动会通报到学校，全校表扬。”
“孽障！”
弟弟的话，换来姑姑一个清脆的耳光。
姑姑气得浑身发颤，几乎站都站不稳了。
二婶急急抹了泪扶住她劝：“孩子还小，不懂事。阿姐偷偷给我捎话，要我们别为难孩子……”
“再不懂事，也断断不该做出这种事！”二叔指着我们的鼻子，痛心疾首：
“生如逆旅。一旦遇到压力就退缩、背叛的逃兵，怎么配做我大哥大嫂的孩子？”
那一晚，姑姑和二叔二婶关上门，谈了很晚。
我们在学校的待遇似乎稍有改善。而渐渐地，一向忙碌的二叔二婶却奇怪地清闲下来，有时在我们放学前便已经回到家里；有时，却又在夜深人静中被一个电话或来人带走，好像要写什么材料，一去就是两三天不回家。
姑姑还是不时地给北京的小叔打电话，说的却越来越少，脸色也越加难看。有几次，甚至落了泪。
家中的气氛，越来越沉闷低落。
数月后的一个黄昏，姑姑突然带着我和弟弟，匆匆坐上了南下的火车。我们离开上海到了广州，在那里短暂停留后，搭船过境，重返香港。
那是1955年的春节过后，山雨欲来风满楼。母亲已被转至上海城郊的一间仓库里严加看管，禁止探视。
我们最终没能和母亲再见上一面，说一句对不起。
“瞧我们，傻站在这里做什么？”
二叔拭着眼泪拍我的肩，我才惊觉到身边的人流早已散尽。二叔像小时候一样，一手牵一个，拉着我们大步流星地上楼：“你二婶行动不便，我让她在候机室等，这会儿怕是等急了。”
远远望见候机室一角，坐在轮椅上翘首张望的人影，我和弟弟忍不住冲了上去。
“二婶！”
“小姨！”
昔日温婉俏丽的婷婷少妇如今已是花甲老人，却仍旧风姿绰约不减当年。我们一左一右地将她牢牢抱住，不自觉唤出旧时称呼，似要从她身上看到母亲的依稀倩影。
父亲曾说，母亲美得大气，小姨美得娇媚。而他们都觉得小姨与母亲相像，不是容貌，而是骨子里的那份执着不屈。和二叔一起锒铛入狱，她才只有三十五岁，还有大把大把的好年华。专案组派人一天二十四小时给她施压，要她同二叔划清界限，揭发检举将功补过，均被严词拒绝。其间她腿骨受伤致残，直到现在连二叔都不清楚细节。从此，便只能以轮椅代步，捱过整整二十年的铁窗生涯后，同二叔一道被发配劳改农场，两年前才得以双双重返上海。
“叫二婶！”
二叔还像当年一样，极认真固执地更正着我们的称呼，看向二婶的目光中全是温柔满足。
“你们两个孩子都这么大了！”
二婶簌簌泪下，拥着我们又摸又看，又哭又笑：“一个像爸爸，一个像妈妈，真好！”
出门时，二叔弯下腰，把盖在二婶腿上的毛毯细细捻紧。而二婶则伸出手，将二叔敞开的大衣钮扣一个个扣严。
望着二叔推着轮椅中的二婶，白发苍苍，缓步走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那种惊涛骇浪后尘埃落定的心平气和，那份亲密自然，无以言喻的幸福恩爱，令我一阵心酸，脱口问：“小叔叔的情况怎样？还好吗？”
“时好时坏。”二婶的脸色阴沉下来：“偶尔能够清醒一会儿，可大多时候还是迷糊的。要不怔怔发呆，要不胡言乱语。”
“那明星明月……”
“他们早不叫明星，明月了。”
弟弟的话，被一声沉重的叹息打断：“听说后来也辗转出了国，再无联系了。”
我们沉默无言地走了一段路，直到公车站前停下。二叔默默握住二婶的手，喟然道：
“我家这个最小偏怜的宝贝啊，终是不及我幸运。”
是的。如果小叔也像二叔这样，有一个生死不负的爱妻，那他应该也能熬过那段暗无天日的岁月。
但究其实，小婶婶对小叔也并非不念旧情。即使是划清界线积极检举，她也有意避开了小叔在军统的那段历史，而是着重揭发了她的上级——小叔的生父黎叔，还有76号女魔头——我母亲当年在上海的“累累罪行”。但这对小叔来说，却是比为自己罗织罪名更加不可饶恕的背叛！小婶婶后来带着一双儿女，闪电改嫁给军区的一位高官首长。不想，却又在文/革中惨遭迫害。她曾在六八到六九这一年多的时间里，一次次去秦城监狱要求见一见小叔，又一次次被小叔拒而不见。终于，在1970年春和小叔订婚三十周年的纪念日里，服毒自尽。
小婶婶的死，对小叔的打击丝毫不逊于她十五年前的背叛。小叔一夜之间垮了，渐渐精神紊乱，神志恍惚不清。
我猜想，即使恨了她那么多年，小叔始终无法忘情。而作为明家叛徒，被姑姑咬牙切齿痛骂到死的小婶婶，迫于强权压力无奈屈从，被自己的良心谴责一点点吞噬殆尽，或许，只是为保护自己的孩子不受伤害而已。
这场悲剧，要归咎，只能归咎于那个残忍的年代。
躺在医院里的小叔比精神矍铄的二叔苍老了太多，太多。目光空洞，痴痴傻傻，丝毫没了当年谈笑晏晏眉目飞扬的迷人风采。
“明台，明朗明澈来看你了。记得吗？大哥的孩子。”
见到我的那一瞬，小叔昏浊黯淡的眼睛突然奇异地绽放出光彩。他猛地从床上一坐而起，一把死死拽住我的手：
“大哥！”
一声呼唤，相隔了四十三年的漫长思念，生死轮回。
“大哥，你终于回来了！”
仿佛干涸了几个世纪的泉眼猝然喷放，小叔紧拉我孩子般嚎啕大哭：
“你来晚了……大哥，你再也见不到大嫂了。是锦云，锦云出卖了她啊！大哥，我对不起你，对不起大嫂！……你为什么不早一点回来？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对大嫂的？连你儿子都不要她做妈妈了啊！以前大姐反对你们在一起，你都不敢让她见大姐怕她受委屈，你知道后来这些人，他们是怎么对待大嫂的呀！大哥我想问问你，这就是你们想要的新世界吗？你们值不值，值不值啊？”
小叔叔声泪俱下的提问，也正是我想问的。
父亲1928年入党，潜伏至57年于台北英勇就义。直到1975年，才被国/务/院追认为革命烈士。据说，还是昔日的老首长周总理在病中力排众议，拍板定的案。
两位叔叔和二婶，从55年入狱，到75年发配苦寒之地劳改，80年被释放时仍无自由之身，行动皆受监控。直至1982年三月才正式平反。
而我们含冤而逝的母亲，则是在同年九月底，才被正式宣判无罪，彻底洗脱背负了四十多年的汉奸骂名。
二叔说，母亲当年和父亲并不是一条线。由于母亲的上级，也就是姑姑念念不忘一辈子的叶风首长，于皖南事变中牺牲了，所以查证那段历史，还原母亲清白，比他们自己又多花费了半年多的时间。
“阿姐总算是沉冤昭雪了。老师呢？我的老师又在哪里？”二婶凄然长叹。
当年令日伪闻风丧胆，代号“毒蜂”的军统特工，是小叔和二婶早年的教官，父亲的生死搭档，官至国民党国防部中将高参。后来，父亲为保护他携情报逃离封锁中的台湾而被捕牺牲，他亦从此消失下落不明。想必，也倒在了奋勇归乡的茫茫海浪中。
台湾当局，至今仍在通缉这位叛国投共的逃匪。而在大陆，他是罪大恶极的国民党情报局特务头子。他的秘密策反和组织关系，全由母亲一手负责。母亲蒙冤近四十年方得平反，她发展的这位昔时叱咤上海滩的抗日英雄，却又不知道哪年哪月才能得以正名了。
试问乱世谍海，又有多少为了民族独立百姓安康而毁家纾难奋斗牺牲的英烈勇士，青史无名，沉冤至死。
我默默环视着二叔二婶蜗居的这间十平米斗室。
曾充满温馨笑语的明公馆早已充公，变成了某位首长的办公小楼。苏州老家的明氏祠堂也早被砸烂铲平，盖上了一间什么工厂。姑姑的骨灰盒，只能同那张古老的黑白全家福照片一起，静静躺在床头小几上。
二叔不无惋惜地告诉我们，当年一直挂在客厅里的那幅风景画，是父亲只身赴台前执意要留给我们的。可惜姑姑携我们走得匆忙未及带走，茫茫浩劫中便再也找不到了。
“就连这张照片，也是一个好心的监狱看守，偷偷替我们保存下来的。”
二婶掏出手绢细细擦拭着像框，二叔在一旁看得出神：“大姐回不去祖祠，每日看着这张相片，也算是一家人在一起了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