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云岫(当时署名叶冷)在《白羽及其书》中写道:“白羽讨厌卖文,卖钱的文章毁灭了他的创作的爱好。白羽不穷到极点,不肯写稿。白羽的短篇创作是很有力的,饶幽默意,而刺激力很大,有时似一枚蘸了麻药的针,刺得你麻痒痒的痛,而他的文中又隐然含着鲜血,表面上却蒙着一层冰。可是造化弄人,不教他作他愿作的文艺创作,反而逼迫他自挝其面,以传奇的武侠故事出名,这一点,使他引以为辱,又引以为痛。但他的文字究竟够上水平线的。他的名作《十二金钱镖》虽是投时谐俗之作,自认为开倒车,但这部书到底与其它武侠故事不同:第一,他借径于大仲马,描写人物很活,所设故事亦极近人情,书中的英雄也都是人,而非‘超人’,好比在读者面前展开了一幅‘壮美的图画’;但非神话。第二,他借径于(西班牙)席文蒂思(宫注:今译塞万提斯,其名著《唐吉诃德》),作武侠传奇而奚落侠客行径,有如陆嗣清的‘行侠受窘’,柳叶青的‘比武招亲’,一尘道人的‘捉采花贼’,都是一种深刻的讽嘲。以及他另一部名著《偷拳》,写出访师学艺的一个少年杨露蝉,投师访艺,一遇秘惜绝技的太极陈,再遇收徒骗财的大杆子徐,三遇纠徒作奸的地堂曾,四遇‘得遇异人传授’的大骗手宗胜荪,几乎受了连累,这全是有意义的描写。看了他的书的少年,不致被武侠故事迷惑得‘入山学道’了吧。所以他的故事外形尽旧,而作者的态度、思想、文学技术,都是清新的、健全的。至少可说他的武侠三部作(宫注:当时白羽自拟“三部作”,至1946年,作者始改称“钱镖四部稿”。)是无毒的传奇,无害的人间英雄画;而不是诲淫、诲盗、诲人练剑练拳挡枪炮。我以为他的书恰可与英国的传奇作家斯蒂芬荪相比。他的书能够沸起读者的少年血,无形中给你一些生活力和一些勇、一些热。”(以上二文均刊于《话柄》)
六十年前,文艺评论已重视“写实”、“教化”之作用(相当于今日文艺理论之“现实主义”、“思想性”)。北京《晨报》编辑、文艺评论家张腾霄在1940年著文从这两方面评论了白羽作品。张大概也是新文学工作者,他首先批判了神仙故事和鸳鸯蝴蝶派小说,然后说:“白羽著述的优点很多,最大的一点就是切合人生,信意写出,信意读来,仿佛真有其人,实有其事的一样。而笔法的生动、叙述的流畅,还是小事。……白羽自然也是受到近世写实派的影响。”张腾霄在讲到“教化作用”时写道:“在《争雄记》的前几回中,已把袁振武的刚毅果敢的个性、忍辱学技的决心,表现无遗;后来袁振武获得绝艺,实非偶然。这正是中国的民族因循敷衍、不肯刻苦努力而妄冀成功的侥幸心理的对症良药。书中描写飞豹子出走寻师、蓄意营救鹰爪王,是何等真切有味而生动。鹰爪王的夫人及其内姐鲁老姑太的肝胆照人,和武林朋友那种勇于赴救的精神,也正是锻炼中国国魂的绝好榜样。比较一般武侠小说的诲盗滋乱,实在是不可同日而语了。”评论家接着说:“一般人常说,为艺术而艺术,所以反对有训诲性的著作。但是为吃饭而吃饭的理由,终究不够理由。吃饭还有它的本来的功用。艺术既是文化的产物,而所谓文化者,当然是重在教化。无教化作用之艺术,究竟不成其为艺术了。白羽的武侠小说固然是为艺术而艺术,但教化之功用,仍然是不可抹杀。”(原载1940年版《武林争雄记》)在九十年代来看,这段教化作用的文艺理论仍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墨婴在1940年著文,从通俗文学与文学创作(注:即现代“纯文学”之意)的关系、白羽文笔特征、思想内容等方面作了评述,文章首先论述了体裁问题,他说:“白羽小说托体章回,从体裁上看是通俗小说;这在作者,也有创作的自觉。他在自序上很谦虚的说:‘武侠之作终落下乘,章回旧体实羞创作。’但是,文学的评价究不能拘于形式,他的每一部武侠故事,在人物描写上是这么生动,情节穿插上是这么合理,而故事进展上又这么自然;虽披着传奇故事的外表,可是书中人物的内心个个都有着现代的人性。这确已冲破了通俗小说的水平线,而侵入文学创作的领域了(宫注:墨婴仍卑视通俗文学)。白羽作品因袭着章回小说的体裁,而内在文心蕴着创作的‘新’与‘热’。”
墨婴评介白羽作品的文笔和内容时写道:“白羽写的是剑客拳师,可是善写人情世态。白羽创造出来的少年壮士,大都倔强,以致到处碰壁,也自讨苦吃。白羽的人物好抬杠,骂起人来是很峭的。白羽的笔‘健’、笔‘洁’,他的小说精严廉悍,力透纸背,要一句一句的读。他写小说多所修改,报刊稿,与初版书、再版书,字句内容各有不同。白羽以作家而兼出版家,细雕细琢,连一个标点、一个问号也要注意;每一书出,必撰‘提要’,卷前有‘前记’,括叙前情,卷末有‘后记’,预告下文。白羽写武侠,人物尽是些常人,没有一个超人。既没有飞剑的异人,也没有驾鹰的怪叟,更没有骨瘦如柴、力抗万钧的僧道和小孩。俞镖头被二十万镖银逼得乱跑、求援;铁莲子袒护己女,助女夺婿。白羽小说中的英雄一点割肉喂虎、舍己徇人的侠气都没有;可以称得起既尽情,又尽俗。既尽俗,而又力求脱俗。这便是白羽小说的特殊作风。”
墨婴具体分析白羽三部作品说:“《十二金钱镖》描写乔九烟的被囚、一尘道人的遇毒,非常生动,得一‘俏’字诀。尤其是‘杨柳情缘’,写女侠柳叶青的娇痴,至今艳称人口。唯在结构上,此书似不如他的《联镖记》。”
这位评论家对武侠三部作的总评是:“《金钱镖》是白羽的成名作,《联镖记》(即《大泽龙蛇传》)便是他的成功作,若论到代表作,则又数着《偷拳》。白羽用‘快爽’的笔调写《金钱镖》,用‘紧促’的笔调写《联镖记》。及至《偷拳》,故意用‘生挺’的笔致写出。”墨婴最后说:“白羽写武侠,却不愿少年的读者迷惑得‘入山学道’!”(原载1939年版《偷拳》)
关于墨婴系何许人?徐斯年教授曾函询笔者,他认为作者是大手笔,对白羽、刘云若作品评论甚透,必是知情人,斯年和张赣生研究员随便谈论过,徐、张怀疑是白羽本人的化名。笔者却认为,墨婴很可能是天津著名文人郭云岫的化名。郭是白羽的挚友,当时是国民党在沦陷区天津的地下市委委员,并以白羽的正华出版部在英法租界的代理商名义藏身。他有较高的文学造诣,对武侠小说观念与白羽相同,都是卑视武侠题材,尤其避嫌诱使少年“入山学道”。当时报载,有数名小学生私奔四川峨嵋求仙,成为正统文人谴责武侠小说的一个“罪证”。这正是白羽时代文学观念的通病。
天津资深报人董效舒1943年以“巴人”笔名,在《新天津画报》发表“论白羽武侠小说”的六篇书评,评论者讲一些赞扬的话后,指出《十二金钱镖》的两大弊病:(1)该书从第九章起插入柳兆鸿和他的女儿柳叶青一段故事,占去三卷多(约#&多万字)的篇幅,而这段故事与全书并没有什么关系,有伤结构的紧严性;(2)柳兆鸿这个人非常讨厌,按侠客的行径当该劫富济贫,所对付的是赃官恶霸,现在柳兆鸿却光和绿林道作起对来,这完全违反了传统的侠客定律。(原载1943年7月10日至15日《新天津画报》。宫注:董效老在1988年病逝前,又谈了许多评白羽小说的新见解,笔者将于后文摘引。)
上述评说,多褒,少贬,只有“惋惜”;这是因为笔者只能找到这些原始资料。
二、白羽之自评
白羽《话柄》自序的第一句话:“凡是人总要吃饭,而我也是个人。”十几个字可看出他的写作目的。
“自序”还说:“一个人所已经做或正在做的事,未必就是他愿意做的事,这就是环境。环境与饭碗联合起来,逼迫我写了些无聊文字。而这些无聊文字竟能出版,竟有了销场,这是今日华北文坛的耻辱,我……可不负责。”
白羽《血涤寒光剑》自序评论本人作品说:“或问作者:何书为佳?羽曰:武侠故事,托体既卑,眼高手低,愧无妥作。若比较以求,《话柄》回忆童年,文心尚真。《联镖记》人物情节,颇费剪裁,确为经意之笔。次则《金钱镖》二、三、四卷(原书第6至20章)《争雄记》一、二卷(该书第1至12章),《偷拳》卷下(第11章以后,杨露蝉三次受骗和陈清平患病),不无一节可取。而读者眼光与作者不尽相同,或有嫌《联镖记》故事太惨者,谓作者惯置‘正派英雄’于死地,一尘中毒,狮子林遇狙,不知是何居心。且胁之曰:‘若再如此,永不再看阁下大作矣。’一读者更专函相骂:足下专替剧贼张目,岂小白龙(注:小说人名)之后代乎?‘白龙名白,羽亦名白,羽不敢断言也。’然羽之写联镖故事,预树‘悲壮’一义,而以紧迫之笔出之;或者笔不从心,徒悲不壮,令读者掩卷不乐乎?《寒光剑》勉徇众意,力减‘别扭’,期使观众松心称快。而首卷脱稿,文情散懈,俗气逼人,方惭败笔,乃不意书未付印,预约者、租版者、承销者纷至,宁非怪事?《寒光剑》窃材于《侠隐记》(注:大仲马著,今译书名《三个火枪手》),陈元照脱胎于达特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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