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他们也估计到，参谋本部可能不会同意这项作战计划。为免影响飞行集团的独立作战，辻政信准备先斩后奏，等取得战果以后再请参谋本部予以追认。按照陆军的习惯思维，只要有了战果，就一切都好说了。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关东军采取了瞒报手段，但还是走漏了风声。正在东京出差的一名关东军参谋泄露天机，把这一消息告诉给了陆军省军事课长岩畔，岩畔一开始就是军部内的“自重论”者，他马上就递话给参谋本部：说了不要让关东军轻举妄动，你们不信，这不，关东军马上就要越界轰炸了，你们知不知道？
参谋本部听到后大吃一惊，中岛次长感到此举过于冒险。一者像岩畔所说的那样，会引起更大的外交纠纷，二者，苏军可以根据这个理由，对东北工业基地进行“越境”轰炸，当时日军在关内的军需供应很多取自于东北，一旦遭到空袭，损失会非常大，而苏联在远东又没有什么重工业，想要对等报复都找不到机会。
中岛随即给关东军参谋长矶谷拍去电报，劝他不要进行轰炸。关东军的回电倒也非常迅速，说关东军在上述问题上的看法和将要采取的手段，与“贵部”（指参谋本部）有所差异，希望“贵部”将诺蒙坎战役的一切事务交给关东军，不要再管了。
从电报的用词来看，应该是矶谷参谋长按照植田的意图所拟，但让中岛挠头的是，电文的字里行间，真的看不出参谋本部和关东军哪个是上级，哪个是下级，一个“贵部”，不知道的人还以为这是两个平级单位哩。
中岛不是一个雷厉风行、杀伐果敢的人，加上关东军地位又非常特殊，他只得把作战课课长稻田找来商量。
稻田的办法是，派作战参谋有末次中佐到长春，直接传达东京的旨意。
中岛、稻田都不知道，这份关东军的回电并不是矶谷所拟，甚至于植田和矶谷都不知道回电的事，它是由辻政信起草，违反规定让电讯班发出的。
在这份电报批准表上，课长、参谋长、军司令官一栏内，盖的全是辻政信一个人的印章，代理签字也是他一个人。课长也就罢了，关东军内却并没有军司令官和参谋长也可以找人代理的规定。
辻政信的狂妄胡为自不待言，但植田、矶谷的迁就责任也无法回避，由此可以看出日军高层在指挥，也就是所谓“统帅权”方面实在是非常混乱。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一位日军大佐曾指出，仅仅凭关东军给中岛的那份回电，植田、矶谷就可以被予以罢免，甚至如果是在苏军和德军，一个对军部“抗命不遵”，这二位都可能因此人头落地。
至于辻政信，敢私自草拟并签发电报，就地免职的处分应该是最轻的处罚，同时军队还不得再行任用。
“辻政信私发电报”一案在搞乱日军“统帅系统”方面，称得上是日本陆军中空前绝后的事例，不过这也是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过于急功近利，实行层层欺瞒的一个必然结果。
得知稻田要派人来长春，辻政信就知道麻烦来了，不能不向上汇报。
那份给参谋本部的回电，虽然用的是辻政信的腔调，然而其中反映的却正是植田和矶谷的意思，两位关东军大佬都想把轰炸进行到底。听完辻政信的汇报，大家赶紧一起商量应对之法。
巧的是，有末本应于6月25日到达位于长春的关东军司令部，但由于天气原因，不得不推迟。
6月30日是飞行集团预定的远程轰炸时间，植田急忙指示飞行集团，要求加快准备，并将出击时间提前到27日。
1939年6月26日，有末一行飞抵大连。在矶谷的亲自安排下，有末得到了殷勤接待，他急着要去长春，但被接待人员拉着，又是逛街，又是参观，一天就这么挥霍过去了。
利用这一天工夫，嵯峨彻二进行了最后的准备。飞行集团对外蒙古境内的各大军用机场进行了反复侦察，把目标锁定在了塔木斯克空军基地，塔木斯克在哈拉哈河以西约一百三十公里，基地停靠着许多大中小型飞机。
1939年6月27日凌晨4点，由超过一百架日机组成的飞机大编队起飞升空，随后在空中编成四个机群，向外蒙古境内飞去。其间各机群始终保持三千米飞行高度，以免被苏军发觉。
6点左右，第一梯队的轰炸机群到达塔木斯克上空。第二飞行集团采用的轰炸机型是“九七重爆”，也就是九七式重型轰炸机，这是日本三菱公司为关东军“北进作战”，轰炸远东地区专门研制的机种，如今正好派上用场。
此时正是苏军机场的早操时间，警戒非常松懈。随着炸弹纷纷落下，机场很快被烈火与浓烟所包围，一些飞机被当场炸毁。
苏军猛醒过来。机场周围的高射炮拼命射击，值班的“海鸥”战斗机向轰炸机群连发火箭弹，六架轰炸机凌空爆炸，数架起火受伤。在世界空战史上，这是航空火箭弹的首次运用。火箭弹本为战斗机格斗时所用，但在实战中要射中对方并不容易，倒是轰炸机密集一处为它提供了机会。
由于高射炮和“海鸥”的逼迫，日军轰炸机群被迫采用高空水平投弹方式，命中率大大降低，至少有一半炸弹都投到了空地上。
事后日军统计的战果为，击毁击伤苏联飞机一百二十四架，实际上塔木斯克基地的所有飞机加起来，也没这么多，数字显然被扩大了。不过就空袭行动而言，飞行集团的这次行动还是非常成功的，前线的苏军飞机因此受到较大损失。
傍晚，有末参谋乘坐火车到达长春。在见到矶谷参谋长时，还没等他唠叨，矶谷就直言相告：“关东军对塔木斯克基地的远程轰炸，上午已经结束。”
关东军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这一做法，与策划九一八事变的过程几乎如出一辙，当年军部也是派了一个使者来规劝，而且同样被关东军轻轻晃过。时间过了这么久，军部的优柔寡断，关东军的我行我素，敢情都还是老样子。
轰炸结束，关东军作战课长寺田奉命通过电话，向参谋本部稻田课长汇报了整个行动过程，并竭力吹嘘了一下战果。以为稻田起码会跟着乐一乐，未料稻田听后勃然变色，当即破口大骂：“浑蛋，这是什么战果？”
寺田不乐意了：轰炸塔木斯克是一件值得嘉奖的独立判断行为，我们正自豪着呢，你不表扬也就罢了，怎么还骂上了，莫非是嫌战果太小？
稻田更加生气：我要的是预告，不是报告，你们这哪是什么独立判断，分明是独断专行！
寺田这才弄明白，成果有多大，稻田并不在乎，他在乎的是自己被关东军给耍了。
其实对于参谋本部来说，后果的严重程度还不止于此，因为越境轰炸这件事非同小可，必须向天皇进行汇报。
中岛次长仓促去皇宫上奏，结果被裕仁劈头盖脸骂了一顿：“随意轰炸外蒙境内，这叫干什么？责任由谁来负？”
中岛嗫嚅半天，只好说：“眼下战斗正在进行，等告一段落之后，将使关东军明确责任。”
中岛带着一脸沉痛的表情，窝窝囊囊地回到了参谋本部。这下子，稻田的压力就更大了。
正如中岛所说，“战斗正在进行”，也就是上下都还期盼着关东军带来获胜的消息，此时根本不可能明确什么责任，但是领导受了委屈，总不能就这么算了，要知道，自张鼓峰事件以来，参谋本部不管总长还是次长，可从来没有挨过天皇的训斥。
以稻田的级别，不可能马上指着关东军司令官的鼻子大骂，他只能怪罪到寺田一个人身上：说好不要那么性急，为什么要抢先动手，是本人冲昏了头脑，还是上了那些年轻参谋的当？
稻田用直通电话叫出了寺田，对着他大发雷霆：“不是跟你们说了吗？先不要动，越境空袭要经过天皇批准，你们知不知道？”
稻田在电话中的声音越来越大，气愤之余，他甚至连电话都摔了，这在以前是从来没有过的，寺田拿着话筒的手在发抖，脸上青筋鼓起，已经被吓得不知所措了。
辻政信就在旁边，越听越不是滋味。在他想来，此次关东军不顾性命才取得了轰炸的“大成果”，而且在第一次诺蒙坎战役中，第二十三师团搜索支队被苏联人全灭了，适当报复一下，有什么不可以？
当然了，事前没有联系，故意隐瞒不报，也的确欠妥，可是你应该这么对我们说：“啊，祝贺你们，不过以后要注意联系……”
这是一种耍过调皮以后的顽童心态，但辻政信恰恰就是这么想的，他还想到，如果参谋本部如此通情达理的话，那么，关东军方面一定也会发去一份请罪电报。
可是参谋本部偏偏没有这么通情达理，这让辻政信感到义愤填膺——参谋本部竟然这样无视第一线作战部队的心理，蹂躏我们的感情，这叫什么参谋本部！
辻政信问旁边的其他参谋：“参谋本部究竟是敌人还是自己人？”
正在对方不知如何作答时，辻政信已经从寺田手里抢过了话筒，一个电话又重新打给了稻田。
辻政信在电话中对稻田说：“是苏联飞机先炸的我们，关东军只是采取适当的战术手段予以还击，对这种行动，军司令官（指植田）批准就行了，没必要报送天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