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2:长安鬼迹 [出版] (魏风华)

　　前面我们说过，宣宗继位后就开始追查害死父亲宪宗的宦官阴谋集团。宪宗被宦官王守澄、陈弘志谋弑时，宣宗只有十多岁，但此事对他的震撼是巨大的。宪宗死后，很多涉案者都逍遥法外。宣宗心里埋下一颗种子：假如有朝一日登上帝位，将不惜一切代价把弑君者全部惩处。为此他韬光养晦，忍辱负重，最终骗过宦官并巧借其力成为帝国皇帝。直接弑君的王守澄、陈弘志在文宗年间已被杀，于是宣宗就把所有跟他们有密切关系并涉嫌弑君案的宦官一个个处决，最后连郭太后也没放过。
　　郭太后是郭子仪的孙女，升平公主与郭暖的女儿，嫁给宪宗为妃，生了后来的穆宗，但与宪宗感情极僵，宪宗一度欲废除穆宗的太子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坊间传说郭妃与穆宗一起联合宦官，策划了元和十五年的弑君案。对此宣宗自有耳闻。所以他称“长庆（穆宗年号）之初，乱臣贼子”，一口一个“元和逆党”，后来把穆宗的灵位也驱逐出太庙。
　　宣宗继位后，郭太后是很惶恐的。有一次，她想跳楼自杀，把不孝的责任推给宣宗，幸亏被宫女所拦，没有死成。宣宗听说后大怒，随后没几天，郭太后就暴死了。“宪宗皇帝晏驾之夕，上虽幼，颇记其事，追恨光陵商臣之酷。即位后，诛除恶党无漏网者。时郭太后无恙，以上英察孝果，且怀惭惧。时居兴庆宫，一日，与二侍儿同升勤政楼，依衡而望，便欲殒于楼下，欲成上过。左右急持之，即闻于上，上大怒。其夕，太后暴崩，上志也。”这是晚唐最重要的史书裴庭裕所写的《东观奏记》里的记载。
　　“上志也”，换句话说，宣宗赐死了具有重大涉案嫌疑的郭太后。
　　虽快意了恩仇，但宣宗也不得不面临一个危险局面。这危险仍然来自宦官。主要是新一代掌握着禁军神策军的宦官。
　　铲除宦官专政是宣宗上台后的既定政策。为此，他曾经跟宰相令狐绹密谈过。令狐绹当上宰相跟宣宗的“元和情结”有直接关系。
　　他是如此地崇敬他的父皇宪宗。
　　宪宗曾游青龙寺，宣宗也多次到该寺，“至青龙佛宫，永日升眺，追感元和圣迹，怅望久之”。至于发现令狐绹，则是因为：有一天，他在延英殿听政，问宰相白敏中：“当年宪宗下葬景陵，忽遇大风雨，送葬的人们都急着避雨，只有一山陵使攀着灵驾不动，那是何人？”
　　白敏中答：“景陵山陵使令狐楚。”
　　宣宗问：“他有儿子吗？”
　　白敏中答：“长子绪，随州刺史。”
　　宣宗说：“有做宰相的才华吗？”
　　白敏中答：“绪小时候患有风痹，不能担重任；次子绹，湖州刺史，有台辅之器。”
　　就这样，令狐绹被召到长安，出任翰林学士，转年就当上宰相。虽然宣宗对令狐绹不错，但后者鉴于“甘露之变”的惨痛教训，没敢采用激进的办法对付宦官，只提出了一个保守之策：有罪的宦官，当然要惩处，空下来的职位，则不再安放新的宦官。宣宗不太满意，他亲自宣布了一条诏旨：如果军中将帅出现差错和罪责，监军的宦官将担负连坐的责任。这个措施应该说是非常有针对性的。
　　在这种局面下，有些宦官坐不住了。
　　《新唐书》：“父季实（严遵美），为掖庭局博士，大中时，有宫人谋弑宣宗，是夜，季实直咸宁门下，闻变入，射杀之。明日，帝劳曰：‘非尔，吾危不免。’擢北院副使。”也就是说，宦官已经开始动手了，只是没得逞而已。也正是从这时候开始，宣宗发现身边那些性别模糊的脸渐渐变得陌生而可怕起来。
　　到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春，宣宗想在朝廷上寻找可以信赖的大臣，商讨对付统领神策军的权宦的计策。但一谈到这个问题，大臣们都顾左右而言他，不愿意参与其中，当年“甘露之变”失败，宦官仇士良诛杀四宰相的一幕似乎就在眼前。宣宗当然非常失望，一种巨大的孤独感笼罩了他。他明白，大臣已习惯了这种政治框架，宦官喜欢拥立皇帝，就叫他们拥立去吧，谁坐在龙椅上对大臣来说没太大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宣宗想到跟自己关系最近的大臣韦澳。
　　前一年，韦澳检校工部尚书兼孟州刺史的，且充河阳三城怀、孟、泽节度使。《东观奏记》中有这样一条极有价值的记载，披露了当时宣宗危险的处境和他所采取的措施：“韦澳在翰林极承恩遇，自京兆出为河阳三城节度使，当轴者挤之也。大中十三年三月，魏博节度使何弘敬就加中书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赐麻制，假道河阳。上以薄纸手诏澳，曰：‘密饬装，秋当与卿相见。’戒居方曰：‘过河阳以此赐澳，无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寝疾，八月晏驾……”
　　文宗之后，天下多变，唐史开始一点点空白。裴庭裕在昭宗时代被赋予编撰《宣宗实录》的责任。
　　修实录前，裴庭裕“自为儿时，已多记忆，谨采宣宗朝耳闻目睹”，撰成《东观奏记》三卷，以备史官使用。该书内容相当严谨。按裴庭裕记载，宣宗在感到身边宦官的威胁后，发现朝堂上又无人可用，于是派忠心于他的宦官王居方，假借出使河北魏博镇，中途绕道河阳，给在那里的韦澳带去亲笔信。为了以防万一，在信中他没说得太直接，似乎是在向韦澳讨养生秘方：“久别无恙，知卿奉道，得何药术，可具居方口奏。”随后，他又隐晦地告诉韦澳：“秋当与卿相见。”
　　大唐皇帝竟困顿如此。
　　韦澳似乎有些觉察，回信给宣宗：“……方士殊不可听，金石有毒，切不宜服食。”
　　王居方回来后，把韦澳的书信呈上，宣宗看后“嘉其忠”，向左右展示说：“韦澳有宰相之才，我将召他回来，委以重任。”
　　这一切看上去就非常自然了，韦澳回京也就不突兀了。只是宣宗仍旧低估了宦官的阴险与残酷。他带信给韦澳是大中十三年春，到夏六月，宣宗病了，他的后背生了小疮，但并无生命危险。但宣宗是何等聪明的人物，知道自己这一病，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因为按唐宫的经验，心怀不轨的宦官往往会选择这时候向皇帝下手，随后向朝臣宣布皇帝死于疾病。
　　宣宗的想象马上就得到证实。
　　有人要动手了。他就是左神策军护军中尉王宗实。史上对此人没有明晰记载，只知道他是宣宗时代的宦官，掌握着神策军主力。宣宗担心的正是此人。就在六月，王宗实借口宣宗染疾不能外出，动用亲信军士与宦官，将其半软禁起来。宣宗是八月七日被宣布死亡的。六月到八月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皇帝跟外面的大臣失去了联系。
　　困顿中的宣宗仍决定发动最后一击，他采取了一个冒险措施：用当年文宗之策，提拔一派宦官，打击另一派。他想到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以及为他送过信的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在八月初的一天，找了个机会，诏三人入寝宫，告诉他们辅佐好皇子夔王滋，等于给此三人暗示，自己是信赖他们的。
　　《东观奏记》里还有非常重要的一段：“上自不豫，宰辅侍臣无对见者。疮甚，令中使往东都太仆卿裴诩宣索药，中使往返五日。复命召医疮方士、院生对于寝殿，院言可疗。既出，不复召矣。”
　　在这里提到宣宗派出一名信使到洛阳卿裴诩那里“求药”，只言“往返五日”而没提结果。这个叫裴诩的太仆卿在《新唐书》和《旧唐书》中没有任何记载，是因为官职不显（太仆卿，负责马政），还是别有原因？长安那么多太医，为什么花费多日时间到洛阳一个负责马政的人那里“索药”？或因当时宣宗的另一亲近之人女婿郑颢在洛阳（时官拜河南尹）？随后的记载更蹊跷：先是说宣宗的疮病是可疗的，但随后又说太医走后，“不复召矣”。那么，是谁在其中阻拦太医进一步给宣宗看病？
　　大明宫的月色渐渐狰狞起来。先看看《新唐书》中的记载：“大中十三年八月，宣宗疾大渐，以夔王属内枢密使王归长、马公儒、宣徽南院使王居方等，而左神策护军中尉王宗实、副使丌元实矫诏立郓王为皇太子。癸巳，即皇帝位于柩前。王宗实杀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此中记载了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三人矫诏，将王宗实转任为淮南监军。王接旨后就想去启程赴扬州，但副手亓元实提醒他：也许圣旨是假的？何不进宫面见陛下再说？等他们进入寝宫，宣宗已经驾崩，宫女正围着遗体哭泣。随后王宗实怒斥王归长等三人，三人吓得趴在他脚边求饶。王宗实当即派人到十六宅迎接宣宗长子郓王温即皇帝位，并杀夔王滋及王归长、马公儒、王居方。
　　在这里，有一个插曲：大中十二年初，宣宗曾召罗浮山道人轩辕集入宫，访以治国治身之术。一年后的春天轩辕集就要求还山。
　　宣宗问：“先生再留一年不可以吗？”
　　但轩辕集去意已决。
　　在晚唐笔记《杜阳杂编》的记载，宣宗问：“先生舍我亟去，国有灾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