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诡事录2:长安鬼迹 [出版] (魏风华)

　　严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最为纯粹的隐士。他的隐逸与政治立场没有关系，而是完全出自于个人的价值观。最后，他离开洛阳，返回富春江，在那里以垂钓度过余生。严光对后世士人影响极大，成为东汉以后隐士的标杆。北宋范仲淹在《严先生祠堂记》中写道：“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但后世对严光于清明之世、遇英明之主仍拒而不出的做法持严厉批评态度。南宋杨万里《读〈严子陵传〉》：“客星何补汉中兴？空有清风冷似冰。早遣阿瞒移汉鼎，人间何处有严陵！”朱元璋《严光论》说得更厉害：“汉之严光，当国家中兴之初，民生凋敝，人才寡少，为君者虑，恐德薄才疏，致民生之受患，礼贤之心甚切，是致严光、周党于朝。何期至而大礼茫然无所知，故纵之，飘然而往。却仍凄岩滨水以为自乐……假使赤眉、王郎、刘盆子等辈混淆未定之时，则光钓于何处？当时挈家草莽，求食顾命之不暇，安得优游乐钓欤……朕观当时之罪人，罪人大者莫过严光、周党之徒！”总结出来一句话：如果不是刘秀收拾乱世，哪有你在江边安然垂钓的机会？明末王夫之亦说：“遁非其时，则巢、许之逃尧舜，严光、周党之抗光武也，非其义，则君臣之道废，而徒以全躯保妻子为本，孟子所谓小丈夫也。”话虽如此，但严光的个人选择仍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他的选择是忠于自己内心的。东汉士人普遍的隐逸情结跟魏晋名士还不一样，他们的隐逸更多是出于道德上的标准，也就是“守节”，认为隐是高于仕是因为“志意修则骄富贵，道义重则轻王公”，而不是像魏晋名士那样来自于对个体生命意识的自觉。除严光外，东汉还有周党、王霸等著名隐士。关于东汉隐士气节之高，在周党的答复中可以看出：“天子有所不臣，诸侯有所不友。”他们在权力面前保持着人格的高贵和独立，坚守自己最初的志向而不移。这实际上是隐士文化中最光辉的部分所在。
　　到东汉后期，大树将倾的风雨飘摇感导致隐逸风尚的出现，而一旦大批有才有德者都归向了山林，那么反过来又加速了当时政权的崩溃。《后汉书·陈纪传》：“汉自中世以下，阉竖擅恣，故俗遂以遁身矫洁放言为高。”尤其是“第二次党锢之祸”后，作为“清流”几乎已经无法在朝廷上立足。这时候，就只有两个选择了：一是化为浊流，难得糊涂；二是归隐林下，或讲学，或全隐，于是出现了东汉“末世三隐”：黄宪、郭泰和徐稚（徐稚）。黄宪累世贫困，但学识、德行极高，名重一时。很多名士见了黄宪，都“茫然有所失”，其中周子居说：“吾时月不见黄叔度，则鄙吝之心已复生矣。”时陈蕃为太尉，以征召天下高士为己任，曾站于朝堂上叹道：“假如黄叔度在此堂上，吾不敢先佩印绶矣！”陈蕃，中汉后期天下士人的领袖，仍有此语，可见黄宪名气之大。实际上，当时黄宪既没说过什么倾世之言，更未做济世之事，但却仍名播天下，这正是隐士最诡秘也最神奇的地方。
　　名士间，惺惺相惜，当时推崇黄宪之人不胜枚举，除陈蕃外，就数郭泰最为推崇，他称黄宪：“汪汪若千顷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浊，不可量也。”前面说过，郭泰早年是洛阳太学生中的领袖，与陈蕃、李膺过从甚密，他“身高八尺，容貌魁伟”，以博识和洞察力强而著称。郭泰初到洛阳，跟众多太学生一样，去拜访时任河南尹的李膺。官风“峻整”的李膺在威望上仅次于陈蕃，在洛阳能得到李膺接见和认可，被认为是“登龙门”。李膺对郭泰一见如故，大为欣赏，说：“士子我见多了，但未有如郭林宗者。”就凭这一句话，郭泰便名满京城。后来，郭泰和李膺褒贬人物，品评朝政，开一代风气。所以，郭泰回故乡讲学，辞别洛阳时，前来送行的名流的车辆超过千乘。回乡后，跟从其游学的弟子多达几千人。郭泰是陈蕃、李膺死后东汉后期影响力最大的人。同郡名士宋冲称其：“自汉元以来，未见其匹。”
　　在东汉后期的三隐中，郭泰居北地，黄宪居中原，南方的隐逸代表则是徐稚。唐代王勃在千古一赋《滕王阁序》中说：“物华天宝，龙光射牛斗之墟；人杰地灵，徐孺下陈蕃之塌。”徐孺即徐稚，他博览群书，无所不通，但有自己的价值标准，所以坚持不仕。汉顺帝时，陈蕃为豫章太守，一到任就直接去拜访徐稚。手下阻拦：“您应该先去官署。”陈答：“周武王在车上看到商朝贤臣商容寓所的门，便站起来致敬，以致车的座位都没时间被暖热。我现在去拜访高士，有何不可？”陈蕃和徐稚一见如故，经常彻夜长谈。为此，陈蕃专门在寝室为徐稚准备了一张床，聊得太晚了，便把他留下过夜。陈蕃希望徐稚出来为朝廷效命，但徐稚不为所动。因为徐知道东汉政局已回天无力。他很欣赏陈蕃意欲挽狂澜于既倒的志向，只是他觉得那于事无补了。陈蕃到朝廷上工作后仍向皇帝推荐了徐稚：“我见豫章隐士徐稚、彭城姜肱、汝南袁闳、京兆韦着，颍川李昙，都是高德之士，为世人所知，如果请他们出山，出任三公，将是国之大幸。”桓帝下诏征五位隐士入朝，但没有一个肯出山。当时，徐稚在山中读书、耕种，自食其力，在他的影响下，当地民风淳朴清正，世所罕见。这就是隐士的力量。徐稚虽然守志隐逸，但心中不忘那些推举过自己的人。在陈蕃来之前，太尉黄琼已举荐过他了，后黄琼去世，徐稚从江西徒步赶往江夏吊唁，因为身上没盘缠，所以一路以给人磨镜子挣路费。在江夏，参加葬礼的名士很多，包括郭泰。但徐稚哭完就走，郭泰叫人追赶，谈到东汉时局，徐稚告诉来人：“请替我向郭林宗致谢，大树将倾，非一绳可以维系。”后来，郭泰的母亲去世了，徐稚又千里迢迢地从江西赶往山西，古时，出行唯有借助车马和脚力，这一路上经历多少磨难，是可想而知的。到了山西，徐稚在郭母墓前放了一束春草，并不见郭泰便返回南方了。
　　及至东汉末年的建安时代，管宁代表了北方的隐士，南方则出现了以庞德公、司马徽、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徐庶、诸葛亮、庞统为代表的荆襄隐士群。他们有的原籍荆襄，但更多的是躲避北方战乱而隐居于此，一方面这里比较安定，另一方面清幽的山水，为他们提供了隐士所需要的物质条件。这个群体的出现，是东汉后期士人由群体抗争转向自我精神独立的一个标志。从远景看，荆襄隐士群是一种消极与逃逸的姿态；但于近景看，他们在人格上又是一种自觉和上升的姿态。其中的徐庶、诸葛亮、庞统选择了出山，尤其是后二人，所代表的是隐士的一种类型：遇明主和时机成熟后，即由隐退而转为入仕。这样的人物，后世还有东晋谢安、前秦王猛、隋朝苏威、明朝刘伯温等人。但荆襄隐士群中的更多的人选择了终身隐逸。“隐，保全自身而已，不能保全天下，故非大道。”刘表曾这样对庞德公说。作为这个群体的精神领袖，庞答：“鸿鹄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鼋鼍穴于深渊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也就是说，出仕和归隐，各行其志，无高低之分。
　　至于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他们中的人，无论是阮籍，还是嵇康，都不是真正的隐士，而只是在野之士。后来著名的隐士，到了东晋时代，早期的谢安算一个，玄言诗人许询算一个，他们代表了典型的兰亭时代的隐士风范：一方面保持着隐士的精神姿态，另一方面又不拒绝富贵的物质生活。谢安我们已讲，在这里只说许询。他是当时的名士，但又终身布衣。他一生淡泊名利，常常把自己置身于江南清秀的山水间。他喜欢山水这一点上和晚年的王羲之一样。许询曾隐居于萧山：“乃策杖披裘，隐于永兴西山。凭树构堂，萧然自致。”以登山临水为乐。朝廷一次次地征召他，他一次次地拒绝。许询有高逸之趣，但又不拒绝在京城为官的朋友和仰慕者赠送的珠宝，所谓“许玄度隐于永兴南幽穴中，每致四方诸侯之遗”。许询用这些钱在山中为自己修建了豪华如仙宫的别墅。这在后世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但在一切讲求率性自然的魏晋时代却可以。当然，也有人非议他，而许询说：“比起把天下让给我，收些珠宝又算什么？”戴逵是当时的另一著名隐士，古琴、绘画、雕塑，无所不精，所以他的隐逸生活充满了艺术的气息。早年时，京城权贵闻其大名，想听他弹琴，戴逵有高节，砸琴以明志：“戴安道非王门伶人！”尤此名声更甚。戴逵也终身不仕，后隐于会稽剡县，更因王徽之“雪夜访戴”而为世人所知。
　　东晋的隐士在后期有包括陶渊明、周续之、刘遗民在内的“浔阳三隐”。作为隐士诗人之宗，陶渊明曾多次出仕、多次归隐，四十岁之后彻底过起田园生活：“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归园田居》）这是一个时代即将结束时的士人的选择。在《饮酒》中，诗人则写道：“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和前代比起来，魏晋隐士在钟情老庄上表现得更明显，无论是陶渊明，还是刘遗民，抑或周续之，都倾心于《老子》《庄子》。尤其是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为我们描述了一个带有老子风格的“小国寡民”的世外理想之境，千年以后，引得后人探寻和追慕。他们与庐山高僧慧远关系密切，并加入了莲社。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表明佛教对中国隐士有了影响。与陶渊明同一时代的宗炳，在具有隐士身份的同时，还是那个时代第一流的山水画家。朝廷屡次征召其出山，皆被拒绝。他是继许询、王羲之之后，又一个狂热的山水爱好者。按史上记载，他“每游山水，往辄忘归”，“爱远游，西陟荆、巫，南登衡、岳，因而结宇衡山”。他潜幽谷，行远山，达三十年之久。晚年时，不能再远行，于是把自己曾去过的山水都画于家中墙壁上，“抚琴动操，欲令众山皆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