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须牺牲卡米尔 (皮耶尔·勒迈特)

　　还要在前座用报纸掩护，把莫斯伯格装满子弹，以防万一。
　　现在该好好思考，想想接下来要怎么做。
　　第一种选择是等待那个女人出院。这也可以说是最简单的了。相反，对着一辆救护车开枪则是完全不符合日内瓦公约的，除非完全忽略它。入口大厅上方安装的摄像头什么用也没有，它们只是被装在那里唬人的，但只要用12号口径枪把它们打爆，就可以开始行动了。道义上，没什么不能逾越的。技术上，也没什么不可能的。
　　不，在这个方案里面棘手的问题主要在于运输，要找准出口，而那出口非常狭窄。的确可以杀死门卫来突破防线，日内瓦公约没有涉及门卫的条例，但这毕竟不是最方便的办法。
　　别的解决方案：从防线后方奇袭，车上有个小窗户可以射击。因为离开医院时，救护车必须右转，然后在四十米开外等到绿灯亮起才能前行。它们到来的时候总是匆匆忙忙，卸下笨重的担架和病人之后，回去时反倒是轻轻松松的。一旦救护车在红绿灯处停下，一名整装待发的杀手就从后面悄悄潜入，用一秒钟的时间打开车后门，一秒钟调整，再用一秒钟开枪，如果你考虑到这种情况下医护人员必然的惊叫和可能的目击者，这些足以给你足够的时间上车，并向反方向逃出四十米，接着，一条双车道的大马路，一步之外就是外环高架，清静怡然。一切都搞定了，还有大笔的进账。
　　两种情况下，都需要她出院，回家，或者转院。
　　如果这个可以开枪的窗口没有开，那就有必要再研究一下这个问题了。
　　还有一个可能性就是：送货上门，就像花店，或者糕点店。上楼到她的房间，礼貌地敲门，进门，开枪毙命，出门。必须非常精准。或者反过来，索性一开始就大张旗鼓。两个不同的策略，各有各的好：第一个，针对性的射击需要更多技巧，也给人更大程度的满足，但这种方式难免有点自恋，更多考虑的是自己，而不是袭击对象，不够慷慨；第二种方法，把事情搞大，无疑更加慷慨，也更加崇高，简直是带着普世关怀的了。
　　事实上，通常不是我们选择事件，而是事件选择我们。所以必须精密盘算，未雨绸缪，这就是那群土耳其人所缺乏的。他们有组织，但就未雨绸缪来说，他们简直一窍不通。当你离开自己的乡村，来到欧洲最大的首都想干一票大事，你得事先有所打算！但是他们呢，并没有，他们就这么到了巴黎戴高乐机场，皱着他们又黑又粗的眉毛，让人一看就知道他们和恐怖分子脱不了干系……你说吧，那对乡下来的狗娘养的兄弟，他们干过最大的事就是抢劫一家安卡拉郊区的杂货店，还有一个克斯金的加油站，就这样……对于他们在历史上即将扮演的角色来说，的确不用找什么太高级的人，但至少不能找这样的浑蛋吧，即便这是最方便的，却也是种羞辱。
　　算了，至少他们在死前见到了巴黎，他们应该谢天谢地了。
　　耐心总是有回报的。瞧，我们的小警官跨着他热切的小碎步穿过了停车场，进入急诊室。我比他早了三步，我决定保持这样一种优势。从这里，我看到他杵在接待处的柜台前，柜台后那姑娘估计只能看到他的头顶，就像电影《大白鲨》里一样。他跺着脚，这名警官很焦躁，紧接着就转身离开了。
　　小而强悍。
　　没关系，我会把这个麻烦给他送货上门的。
　　我下了车，跟上他。重要的是，迅速把这件事了结。
　　18:15
　　安妮睡着了。脑袋周围的纱布沾上了治烫伤的药膏，污黄色，这让她的脸呈现出一种乳白色。她眼皮闭合着，像是充了氮气一般浮肿，而她的嘴……它的形状已经深深烙在卡米尔的记忆深处，他描绘过无数遍的线条，而现在，一切都被破坏了。门打开了，一道目光从门口经过，有人叫他。卡米尔来到走廊上。
　　实习医生是个一脸严肃的印度人，戴着一副小眼镜，他的胸牌上写着他长达六十个字母的姓。卡米尔又一次拿出他的证件，这位年轻医生研究了好一会儿，可能是在思索应该摆出一种怎样的态度来面对这样的情况。急诊室里警察并不少见，但重案组的警察就不多了。
　　“我需要知道弗莱斯提尔女士的情况，”卡米尔指着病房门，解释说，“法官想跟她做笔录……”
　　实习医生表示，这个问题得问他们负责人，才能决定他能做些什么说些什么。
　　“嗯……那她的状态……她现在状态怎么样？”
　　实习医生手上拿着X射线照片和几张总结报告，但他其实并不需要，他对资料了如指掌：鼻骨碎裂，一条锁骨有裂缝，两侧碎裂，两处轻微挫伤（手腕和左脚），十指断裂，双手、手臂、双腿、肚子上布满伤口，右手上有一道很深的切口，所幸没有伤到神经，但一定的修复还是需要的，脸上一道长伤口还是很成问题，可能会留下永久疤痕，还没算上那些淤青。这些照片还只是初步的。
　　“这伤势已经非常严重了，但它们并没有引起神经性的紊乱，不论是精神还是身体。也没有头部裂痕，可能牙齿会有一些损伤，还要修补一下……但还不确定，还得扫描分析。一切要等到明天。”
　　“她会痛吗？”卡米尔问，“我这么问你，”他又很快补充道，“是因为法官要和她聊聊，您能理解吧……”
　　“她会最低限度地受罪。我们在这个领域还是有一点经验的。”
　　卡米尔笑了，结结巴巴地道了谢。实习医生一脸狐疑地盯着他，眼神深邃，他的表情像是在说……好像卡米尔非常不专业，他简直想再看一下卡米尔的证件。但他想在他的同情心储备中挖掘一下，因为他加了一句：
　　“一切恢复正常还需要点时间，血肿会慢慢消退，但还会到处留下些结痂，但……（他在他的本子上搜索着安妮的姓名）弗莱斯提尔女士已经渡过危险期，已经没有不可逆的病变了。我觉得这位病人最大的问题，已经不是身体，而是精神冲击了。我们会对她观察一两天。接下来……她可能需要一些帮助。”
　　建筑物的右侧没什么有用的。相反，左侧就好得多，有一个紧急出口。我很快发现，这道门几乎和莫尼尔长廊厕所的门是一模一样的。这种防火门的内部，中间有一道粗大的横杆，很容易就能用一片软金属片从外部把它撬开，让人简直忍不住要问这难道不是工程师设计来方便窃贼的吗？
　　我听着，但是什么都没听到，门太厚了。算了，我环顾了一下左右，把金属板塞进门锁里，转动，我看到眼前是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另一条走廊。我坚定地走了几步，故意闹出一点声响，以防万一遇上什么人，于是我……来到了大厅深处，就在接待处柜台后面。可以看得出来，医院不是为杀手设计的。
　　我的右手拿着这一楼层的疏散地图。这栋楼结构复杂，前后改建、翻修了好多次，安全问题让人头痛。尤其是那些贴在墙上的地形图，从来没有人去看，如果有一天发生火灾，大家一定会后悔的。但当真的有人去看，比如现在这样，便会感到背脊发凉……尤其是在医院。我觉得即便大家已经很疲倦，但在面对一个果决又带着莫斯伯格猎枪的男人，还是知道一下地形图比较合适。
　　无所谓了。
　　我拿出手机，拍了一下地图的照片。所有的楼层都因为电梯和水管的原因看起来差不多，我们都是它的囚徒。
　　回到车上，我陷入沉思，没有估计好风险，这正是可能会让你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的东西。
　　18:45
　　来到安妮的房间里，卡米尔没有开灯，他就坐在他的椅子上，坐在昏暗里（医院里的椅子都太高了），试图回过神来。一切来得太猝不及防了。
　　安妮发出了鼾声。她睡觉时总是有轻微的呼噜声，这取决于她的睡姿。她知道自己打鼾后，羞得满脸通红。今天，她满脸都是血肿，但平常，她脸红起来非常迷人。她皮肤白里透红，上面有一些淡淡的小雀斑，只有在她尴尬时或者别的一些情况下才会显现出来。
　　卡米尔经常对她说：
　　“你不是打呼噜，你只是呼吸比较重，和打呼噜没关系。”
　　她微红着脸胡乱摆弄着头发，想装作淡定的样子。
　　“等你不再看我缺点都是优点的时候，你就会说真话了。”
　　她总是这样，时不时地提一下他们总会分开。她说这话的语气和她说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没什么区别，好像他们分不分开也没什么太大区别一样。卡米尔因为她这种方式而感到安心。鳏夫的本能反应，也是抑郁病人的本能反应。他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抑郁着，但他依然是鳏夫。自从安妮来了以后，这件事也似乎不那么清晰，也不那么正式了。他们一起前行，在一段他们也不知道多久的时间段里，断断续续、不完全确定的时间段里。
　　“卡米尔，对不起……”
　　安妮刚刚重新睁开眼睛。她努力地说出每一个字。尽管她双唇肿胀，牙齿打战，但卡米尔把手指放在她唇上，立刻什么都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