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行实录 [精校出版] (徐浪)

　　监听设备常隐藏在角落里
　　他没多想就同意了：“可以啊，需要我们做什么？”
　　我说他什么都不用做，明天上午打电话给他的竞争对手就行。
　　当天晚上，我和周庸溜进董事长的办公室，安装了几个针孔摄像头。第二天上午，董事长上班后，我给琳琅的老总发了条短信，告诉他现在就打电话。董事长在办公室接了电话后，很快就把“马云”叫进了自己的办公室。
　　晚上下班后，我和周庸故意最后走。离开之前，在董事长的办公室里取出了监听设备。我和周庸没再回“宿舍”，直接回了家，将针孔摄像拍下的东西导到电脑上打开。
　　董事长接了电话后，叫“马云”进自己的办公室，问他小区的那件事有没有什么漏洞。“马云”说没有：“咱没注册公司，手机号也都没实名认证，上一批员工都遣散后，办公地点也换了。”
　　看完视频，周庸问我是不是直接交给警察。我觉得不行：“这种用特种装备偷拍的东西都是非法证据，不能作为呈堂证供。交给警察，咱俩容易被判刑。”
　　第二天上午，我和周庸又去了公司，“马云”看见我们很高兴：“听说你们俩没回宿舍，我还以为不干了呢。”我没理他，直接进了董事长办公室，把视频给他看。
　　2016年10月31日，张超的女友昏迷一周之后，醒了过来。在差不多同一时间，他们收到了一笔二百万元的汇款。我打电话告诉张超这笔钱拿着就行——这是和解的钱，我只能帮他到这儿了。
　　张超很感激，说要请我和周庸吃饭，感谢我们为他女友的付出。我和周庸晚上到餐馆时，张超已经点好了菜，并要了一打啤酒。
　　喝了几轮后，周庸看了看桌上已经空了的油炸花生米：“你爱吃花生？”张超说是。
　　我忽然想到一件事，问张超他女友出事那天，还做了什么。
　　张超想了想说：“没有，我们一起吃完饭，她说她妈让她回去取点营养品，然后就走了。到晚上，她爸告诉我她出事了。”
　　我看了看张超，最后还是决定不问他那天吃没吃花生，又是否和他的女友接吻。
　　开车回家的路上，我和周庸说了我的猜测。张超那天可能吃了花生——然后两个人接了吻。作为最致命的过敏源之一，花生差点要了她女友的命。
　　周庸想了想：“那我们不是冤枉董事长了吗？”
　　我说他要是没卖保健品骗人钱，还告诉人家那是瞑眩反应，正常情况下肯定会打120，不会耽误治疗。
　　周庸点点头：“这次的案子挺开心，替人追了一笔钱，还威胁董事长以后不能从事保险行业，能让受害的人少点儿。”
　　我说：“你这么想不对，没有了仙草，还会有别的保健品公司，他们永远都会骗下去。只有子女平时多关心父母，多预防，才能杜绝这种情况的发生。”
　　19
　　被拐儿童救回后，染上了一种怪病（上）
　　2016年11月16日上午，我因为感冒在家里躺着，这时一个署名“蓝色火车”的人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孩子找到了，有事想和您聊聊！”
　　“蓝色火车”上一次给我留言，是一周前。“朋友家六岁大的儿子刚在燕市太兴区葫芦路附近走丢了，可能是被拐了。”他问我除了报警外，是否有什么应急方法。我告诉了他公安大学王大伟博士发明的“十人四追法”：母亲原地不动，父亲发动亲友十人或以上向四个方向寻找。
　　因为人贩子把小孩抱走后，经常会火速赶往火车站、汽车站，买张票马上走。
　　十人四追法示意图
　　所以丢孩子的一定要比人贩子还快，才能把他截住。据说有位母亲用这种方式，在火车站截住过正在检票的人贩子。
　　四个方向最少是八个人，还要有两个人，一个去报警，另一个人要留在家里，因为有时小孩能自己找回家。所以一旦有两三岁的孩子丢失了，要马上组织最少十个人，赶快出去追，不要有任何耽搁。
　　因为当时我还在查假钞的事情，同时准备去香港参加同行聚会，就把这件事忘了。
　　一个月后，忽然得知男孩找到了，我挺高兴，赶紧又联系了“蓝色火车”。我问他具体是怎么找到的。
　　“蓝色火车”告诉我，他看到我回复的信息，已经是几小时后了，“十人四追法”已经不适用了。警方调了附近所有的监控，确定孩子是被一个中年男子拐走的，但具体拐去了哪儿，需要慢慢调查。
　　在警方调查期间，“蓝色火车”的朋友把失踪男孩的信息发布到“全国打拐解救儿童寻亲公告平台”上。有志愿者在东南地区巡看时，发现了长相相似的男孩。通知家长后，家长和当地警方一起找过去，发现那确实是自己儿子。
　　我问他是否抓到人贩子。他说没有。他这次找我，就是因为这事。
　　我奇怪：“孩子都找回来了还找我有事？”
　　他说是，孩子回到家之后没几天，生殖器和肛门等处出现了溃烂的情况。带孩子去医院检查后，医生说这是性病——孩子得了尖锐湿疣。
　　也就是说，在被拐卖期间，这个男孩被迫和人发生过性行为。
　　我问他购买孩子的那对夫妻中，是否有人是恋童癖？
　　“蓝色火车”说没有，发现孩子得了性病后，他们又报警了。警察带那对夫妻去化验，两个人都没有尖锐湿疣。现在猜测，人贩子是恋童癖，在拐卖过程中与男孩有性行为，把性病传染给了他。
　　简直太可恨了，我问他能帮上什么忙。
　　“蓝色火车”告诉我，他的朋友，也就是男孩的父母，现在愿意出三十万元找出这个人贩子，将他绳之以法。问我愿不愿意接这个活儿。
　　我说我得考虑考虑，晚上可以一起吃顿饭，详细聊聊。因为感冒，不能吃太油腻的，所以我订了一家淮扬菜。
　　晚上6点，我给周庸打电话，开车接上我，到了饭馆。在餐馆门口，我见到了“蓝色火车”。他戴着眼镜，看起来很斯文，看见我和周庸过来立即上来打招呼：“您好，徐哥吧，太谢谢您了！”
　　我摆摆手不再客套。
　　我们进了店里，点了蟹粉狮子头、太湖虾仁和我最喜爱的大煮干丝，要了一壶龙井。倒上茶，我和他实话实说：“三十万元的活儿，我挺想接的。但说实话，找人不算是我的强项。”
　　找人在我的职业技能里算是比较弱的一项——我比较擅长对现有目标的分析、追踪、监听和挖掘。
　　但找一个从来没见过，身份信息完全不详，名字都不知道的人——说实话，这方面我比较弱。
　　当然，比较对象是能查天眼、定位手机的一些私家侦探和警方。
　　他摇摇头：“我们之前就找过你，对你比较信任。”
　　我说：“行，你要认准我了，咱就签个合同——我们一般不干太长的活儿，超过十天没线索，就放弃。你们负责调查所花的交通食宿。要是查到了，不需要报销费用，直接全款就行。”
　　“蓝色火车”点头表示同意，我发给他一份电子合同，他扫了一眼，说可以。
　　周庸买单后，我管“蓝色火车”要了那对从人贩子手中购买男孩夫妇的地址，买了第二天一早8:10燕市飞泊州市的机票。
　　经过三个小时的飞行，我和周庸到了泊州市。
　　在泊州机场一楼进出口停车区，停前面的都是当地的出租车。一群男子站在车附近，见我和周庸出来，上前招呼：“你们要去哪儿？到这边来说，运管在这儿不方便讲。”
　　周庸刚要说话，我拦住他：“不用，我们不打车。”
　　绕到出租车停放区的侧边，有许多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我和周庸上了车，说到汽车南站。周庸问我，为什么机场一出来那儿不打车，跑这么远来坐出租。
　　我还没说话，司机回头看我一眼：“这小伙是聪明人啊，门口停的那些出租车基本都是不营运的，停在这里只是为了招揽客人，然后把客人倒手给泊州市区的出租车或者黑车，从中收取一定的费用。咱正常打表也就一百多元，你们要打那车他们得收三百多。”
　　周庸：“就没人管吗？”
　　司机摇摇头，没再说话。
　　到汽车南站时，已经快下午1点了。我和周庸在汽车站坐车，先花了三个多小时到了泊州市下辖的安通县城，又从县城坐了一个小时的小巴到感怀镇，等在感怀镇下车的时候，已经5点了。
　　周庸下车时都要吐了，说自己再也不想坐客车了：“徐哥，他们在燕市拐一孩子，卖到泊州来——这也卖得太远了吧！”
　　我说：“是，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买卖。”
　　感怀镇的空气很好，有很多很有特色的二层小楼。我和周庸按照地址，问了几次路，找到了陈强夫妇的家——他们就是买了男孩的那对夫妻。
　　我和周庸在门口敲了敲门，没人开，我们就站在门口等着。这时路过一个四五十岁的大叔，问我和周庸在这儿干吗，我说我在等陈家的人。
　　大叔说自己是邻居，就住旁边，问我们什么事。我说我们是记者，正在做一期拐卖儿童的调查，想问问他们从人贩子手里买孩子的事。大叔没说话，转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