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站起来,走到我身边,缓缓弯下腰,说:“什么是杀人动机?一切有可能让你产生暴力倾向的行为。都是动机。你因情生恨,对他进行惨无人道的折磨,然后还不解恨,趁着她妹妹在乡下养伤,且独自一人的时候。偷偷潜入房间,将其残忍杀害!这就是整件事的真相,而你,就是凶手!”
不得不承认,他把这件事说的很完整。而且有理有据。让任何人听到,都会认为,我就是杀人凶手。
但是,痞子学长的事情,是一件意外。至今为止。我都不知道是谁折磨的他。至于今天的那具女尸,我更没想到,她是痞子学长的妹妹。
怎么会那么巧?
不,这不是巧合!
我立刻反应过来,有人在故意挖坑。柳学姐的血液里,也许真的含有某种使人昏迷的成分,但是对方借着一种奇特的力量,让她还可以继续行动。直到死尸在屋子里出现,才让柳学姐昏过去。我相信,学姐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因为,她只是一件工具,一件让我跳入深坑的工具!
二叔当初警告过,说我身边可能潜藏着一位不知名的降头师,他希望我平日里能足够谨慎,以免被对方趁虚而入。在二叔眼里,那个神秘的降头师是一颗随时会爆的炸弹,他很想揪出对方,却无能为力。一名擅长罕见花降的降头师,绝不是那么容易就被抓到的。
我不知道自己哪里得罪过他/她,但可以肯定的是,痞子学长跟这人有仇。而兄妹俩,都知道些什么。所以,那名降头师让两人一个残废,一个直接死亡。当然了。也许妹妹什么都不知道,只是受了无辜牵连而已。如果那样的话,我感觉更加恐怖。因为这个降头师太残忍了,连无辜的人都不放过。而从他/她把我拉入陷阱中,也可以从侧面反应这个可能是有很大几率出现的。
杀掉兄妹俩。然后借柳学姐,让我“恰好”出现在凶案现场。我的所有解释,都无法自圆其说,警察不会信,别人也不会信。所有人。都会把我当成凶手,那么,降头师的嫌疑,就被转移了。
我是一个替罪羔羊……
想明白这一点,我觉得事情更加棘手了。对方能心思缜密的设下这种圈套。估计已经把所有与自己有关的证据都消除了。而就算我把自己猜测到的事情说出来,警察也只会认为我在为自己强行开脱。因为,他们已经找到了我的杀人动机。
和痞子学长的争执,是确有其事的,而因为这样的争执奋起杀人。并不算多离谱。在学习与就业双重压力下,很多学生的精神状态都不稳定,受到强烈刺激产生杀意,再正常不过。尤其是零四年的马加爵案,影响甚是恶劣。以至于全国都对学生的精神方面高度重视,以防此类事件再次发生。而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网上都流行着一句话:“感谢室友四年不杀之恩!我错了!”
所以,学生的身份,对此时的我来说。并不是什么优势,反而成了警方怀疑的另一个理由。
见我沉默不语,那位警察走回桌子前,点上一根烟,说:“该坦白了吧,其实没必要拖延时间。如果你有足够的理由,我们是可以考虑对你从轻处罚的,例如激情杀人啊,自卫过当啊,这些都不会判死刑。所以,说说吧,怎么杀的她?”
我没有说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能说的,只有不可信的解释。警察不会想听这些,他们只想从我口中得知,凶杀的整个过程,最好能详细一点。这样的话,他们就可以早点结案,回去喝茶,等待庆功。
第一百零九章 律师
见我一直不说话,那名警察来了火气,拍着桌子说:“你以为不吭声就能逃避刑罚了?告诉你,我们已经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足以证明你就是杀人凶手。就算你一辈子不说话,法官依然会判你有罪,别想抵赖!”
我抬头看他,说:“我要打电话。”
“打电话?”警察冷笑说:“给谁?帮凶吗?还是那位警局的领导?没用的,他能帮你开脱一件事,但不能永远帮你。而且。这里不是他的地盘,你能做的,只有认罪!”
我冷冷的看着他,话语像磨豆子一样,一个一个的从缝隙中挤出来:“我说……我要打电话!”
也许表情太过狰狞,也许是考虑到我具备着某些“背景”,那名警察与我对视了一分钟,然后把手机拿了过来,说:“倒要看看,你想耍什么花样。”
我再一次给二叔拨了过去,一次没通,就继续打。必须要打通,因为这件事已经不是个人能力所能解决的了,我需要二叔的帮助!连续拨打十数次之后,警察已经很是不耐烦。就在他想从我手中把手机夺走的时候,电话接通了。二叔比警察还不爽,说:“你小子缺心眼啊?打这么多次都不接,还打个不停,我都快被震成老年痴呆了!”
我没心思和他开玩笑。直截了当的说:“二叔,我被警察当杀人犯抓起来了,事情很严重,你必须来,否则。明年的这个时间,就可以提前为我准备纸钱了。”
二叔听的吓了一跳,说:“你小子胡扯什么呢?什么纸钱,你又惹什么麻烦了?”
我抬起眼皮,看了眼站在旁边的警察,说:“还记得那个痞子学长吗?就是你打算收拾,却提前被人收拾的那个。”
这么一说,警察立刻不抢手机了,他冲桌子旁的同伴打了个手势,然后转身出门。不用想也知道,他是告诉同伴看好我,然后去其它地方监听这部手机。敢把手机给我自由拨打,没布置窃听和追踪,那是不可能的。我心里坦荡荡,自然不怕他们偷听。二叔听了后,说:“记得啊,不是已经说清楚了吗,怎么,他们来找你麻烦了?”
我说:“不是,是又有一个人死了,他的妹妹。而且,我很凑巧被人骗去了凶案现场。事情很复杂,我怀疑是那个擅长花降的人干的。但是,我说的话他们根本不信,没有任何办法证明清白。”
二叔已经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他想了想下,问清楚我所在的地方后,说:“娃仔,你不要着急,也不要多说话。从现在开始保持沉默,我尽快赶到。”
两个小时后,警局里来了一位律师,说我是他的当事人。在行使正当权利后,我们两个在一间单独的屋子里谈话。他告诉我。是二叔的一位客户,自愿为我进行无偿辩护。但是,他需要知道足够多的事情,才能更好的应对突发状况。因为警方如果真的搜集到足够多的证据,完全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提交公诉申请。并正式将我批捕。而他需要做的,是在二叔到来前,保证我的自由权利,以及不受违法审讯。
他既然知道二叔,应该是可以信任的。我把事情全盘托出。这个曾为许多大人物辩护过的律师听过后,表示很惊奇。我说,你如果不信的话,可以走。
他摇摇头,说:“我信。但别人不信。所以如果事情演变成最坏的地步,也许你需要更改一下自己的某些词语。”
在律师的提醒下,我知道了偷偷进入民宅,和发现窗户损坏,怕小偷入室盗窃所以好心进入查看的区别。也明白了被一个常人看起来不可能自行走动的人引路,并没有在室内发现一名已经昏迷的女性以及一具女尸来的可信。他把我所说的话,改的面目全非,但不可否认,如果真那么说的话。那我的罪责会轻很多。
警察眼里,我是一个偷偷溜进房间,不能为自己提供开脱证据的杀人犯。而他口中的我,则是一个无意中路过,想抓捕小偷。却意外发现凶杀案的正义化身。是非黑白,因为话语的改变,失去了原来的意义。
他很厉害,但是我不喜欢,因为无论怎么说。都是在撒谎。律师说,你必须得改,因为现场出现的证据,确实对你很不利。我们必须先从语言上,为自己提供一个栖身之地,然后他才能有足够的时间去调查取证,再替我开罪。
我唉了一声,承认他说的有道理。这么复杂的事情,二叔也不一定能很快解决,我确实需要很多时间。
之后。律师找到警察,声称我因为恐惧,精神受到极大刺激。之前的口供,是处于无法自控的状态下叙述的,不能作为呈堂证供。警方必须在我的精神状态稳定后,以合理的,宽容的方式,再一次进行问询,并且,他要在场,保证当事人的权利不受到侵犯。
名律师,绝对是警察最讨厌的人物之一,但是,他们也没有办法。因为律师的身份,代表着某种特权。尤其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些往常看起来不起眼的权力,反而成了罪犯的保护伞。
于是,警察拿来了饭菜,让我吃饱后。先去看精神科医生。在医生确定我精神状态已经没有问题后,才再一次录口供。
这次的口供,与之前大相径庭,那个抱着笔记本打字的警察,每听完我说一句话。就要抬头看一眼。仿佛在他面前坐着的人,已经换成了另一个。而问我问题的警察,整个过程中,至少说了五次:“你之前不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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