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是,我们一起吃饭,还是他抢着埋的单,他最后也说案子太小,不值得打官司,不接了。本来我这案子就不大,他一开始就知道,还很热情地来找我,结果聊完又不接了,我说再加几千块律师费,帮我打赢这案子,他还是拒绝,实在是莫名其妙。”
刑警又问:“新闻上有张超被捕后的照片,还有他在电视上接受采访的画面,你们既然都看过,为什么接下去几个月里都没注意到,新闻上的嫌疑人就是和你们见面的律师?”
“怎么会想到是他啊,新闻上的那人很邋遢,看着像个乞丐,电视采访的我也看了,剃了光头,穿着囚服马甲,神态也和当初见面的律师完全不一样。那个律师来找我时,穿着很有档次呢,围着红围巾,戴着一副银框的高档眼镜,头发梳得很直,手上戴着名牌表,还有个名牌皮包,说话给人感觉很不一般。”
“他那副眼镜还是个奢侈品牌,我特别有印象。”另一人补充说。
“他被抓的照片上没戴眼镜,采访时也没眼镜,发型也变了,整个人神态气质更是完全不一样。如果不是你们来问我,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新闻那人就是跟我一起吃饭的律师。”
“对啊,这就跟我老婆一样,早上醒来和化完妆完全是两个人,除了我,她妈都快认不出她了。我也是你们来找我,我看着照片仔细回忆,才觉得有几分像,之前我哪会想到全国大新闻里的杀人犯,杀人时却在跟我喝咖啡。这感觉棒极了。”
“我从来没说过我是李律师。”张超戴着向看守所申请带进来的树脂眼镜,理直气壮地看着刑审员,“我可以和两位客户当面对质。”
“可他们一直叫你李律师,你没有纠正。”
“这有什么好纠正的?他们搞错了而已,前一天是我给他们打的电话,当时说安排我律所另一位姓李的律师去趟北京跟客户见面,后来想起来宁波一位当事人的案子约了第二天,那案子本就是李律师负责的,我就让李律师去宁波,我去北京了。”
刑审员质疑道:“你一个在杭市圈子里已经算是有些知名度的刑辩律师,而北京的两个客户都是很小的合同纠纷,为此,你这大律师的时间和飞机票都不划算吧?”
“当然,我去北京的最主要目的不是为了见两个小客户。在那之前呢,我太太好多次提到想吃正宗的北京全聚德烤鸭,星期天刚好是我们结婚纪念日,所以一想到北京,我就一时兴起,专门跑一趟,准备给她一个惊喜咯,第二天我也是先回了趟家,把烤鸭放冰箱里,后来才去江阳的住所,这点你们可以向我太太核实。既然到了北京,那么就顺便和两个客户见个面吧。虽然两个客户案子不大,一个案子顶多一两万吧,但再小的钱也是钱,我律所规模不大,包括我在内,一共三个律师两个实习助理,可我毕竟要养活这几个人。反正去趟北京买烤鸭,抽点时间出来见下客户,多个几万块也好。你们肯定也知道,大牌律所也不会拒绝小案子的,我这个小律所对待业务自然多多益善了。”
刑审员看着他一副笑眯眯的对答表情,不由大怒,突然猛一拍桌子,大喝:“不要油腔滑调,你当这里什么地方!”
张超做了个吃惊的表情,拍着胸口连声道:“吓死我了。”
可看得出,他一点都没被吓到,刑审员咬了咬牙,瞪着他,咄咄逼人问:“你为了买个烤鸭专门坐飞机跑到北京,为什么不网上买,你这个理由能说服我们吗!”
他看着刑审员好一阵,突然笑了起来:“能否说服你我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价值观本就不同的嘛。国外富豪专门出资赞助宇航局,拿块月球上的石头,送给女朋友,你怎么不问问他为什么不花几百块钱买块陨石送人啊,还附带鉴定证书呢。我收入还算过得去,来回飞机票没什么,专程坐飞机买个烤鸭,这是一种情怀,网购嘛,呵呵,完全不是同一类的好吧。”
他略带笑意地望着对方,刑审员被他看得发窘,仿佛联想到自己在淘宝上比较来比较去,花了一晚上挑件衣服省下几块钱,而杭市大厦里一位富人随便刷卡几万块买了件同样的衣服,自己还凑上去问:“你为什么不买淘宝同款,只要一百块啊。富人哈哈一笑,孩子,有些世界你不懂。”
刑审员咳嗽一声,强自恢复了气势:“你说你对待业务多多益善,为什么后来北京两个客户的案子,你都拒绝了?”
“这个问题你应该问问其他律所的朋友,看看是否案子只要给钱就会接。这两个案子都是合同纠纷,标的都不大,却很繁琐,而且当事人签的合同对他本人不利,他们对打赢官司的要求和我的理解存在很大不同。一两万的案子,各种成本不少,最后能否达到客户想要的胜诉不好说,所以我自然推掉了。”
刑审员忍气瞪着他,却对他的各种解释没法反驳。
“那时冰箱里确实有个烤鸭。”张超太太面对警方的询问,表现得很坦然。
“你不知道这是北京全聚德的烤鸭吗?”警察问。
“包装袋上有写,可是,全聚德的烤鸭又怎么了?”
“你不知道这是他坐飞机专程跑去北京买的吗?”
“我哪里想到这是他去北京买的,还以为他在网上订的。那天下午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丈夫杀人被捕了,我马上赶去了公安局,后来几天都在各种奔波。你说,都什么时候了,我关心活人还来不及,哪有心思管一只该死的烤鸭从哪儿飞来的?”张超太太透着恼怒。
警察撇撇嘴,那个时候只要是个正常人的老婆,即便平时是个整天在朋友圈里发美食的吃货,也都没心思管冰箱里的一只烤鸭,哪怕是只正宗的北京烤鸭。
“他去北京没跟你提过吗?”
“没有,我也是庭审时第一次听到案发时他去了北京。”
“他前一天晚上没回家,你不觉得奇怪吗?”
“不奇怪,他业务很忙,经常出差,我也是职业女性,有自己的事业,在工作上我们两人彼此尊重。他工作之余是很顾家的人,对我很好,我当然支持他的事业了。只有没有自信的女人才把生活一切都寄托在丈夫身上,管得死死的,什么都要问个一清二楚,我可不是那样的人。难道您每次晚上执行任务,您妻子都要问个不停吗?”
警察胸口有点疼,感到这女人和她丈夫一样,都很难对付。
“对,我那天是要跑宁波见个客户,这是早几天就安排好的,那个案子很重要,一直是我在跟进。”李律师面对警方询问,如此说道。
“张超有没有向你提过北京两个案子的事?”
“没有,我不知道北京有两个客户,大部分业务都是老板亲自接的,接到委托意向后再视情况,有些交给我们,有些他自己进一步跟客户联系。”
“也就是说他从来没跟你提过北京的两个客户,然后他自己跑去北京见客户了,你觉得这正常吗?”
“不知你们说的正常是指哪方面。如果是两个小案子,还只是委托意向,没有正式签协议,老板专程跑到北京当然不正常。”
“我们问的是业务流程方面。这两起小案子你们律所就算接了,也不会张超亲自处理吧,要分给你们或者助理,他不需要先跟你们说下情况,征求你们意见,自己就去谈业务了?”
“那是当然的,他是老板嘛,而且他的专业性比我们都强,老板很懂得判断一件委托接还是不接。大部分时候是他决定了是否接受委托,再把工作分下去的,只有复杂的大案才需要大家一起商量接不接。”
第六章
“铁民,坐,”省公安厅副厅长高栋摆摆手,示意赵铁民坐下,掏出烟,扔给他一支,自己也点上,脸上透出不可捉摸的表情,说,“待会儿我还有个会,就不跟你废话了,今天找你来是问问关于张超的事。江阳是张超杀的吗?”
赵铁民看了眼高栋,心里开始猜测。
高栋是公安厅主要领导里唯一一个干刑侦出身的,过去曾是全省公安系统闻名的神探。赵铁民前些年在刑侦总队工作时,高栋是总队长,是他的老领导。不过后来高栋当上了副厅长,这级别的领导再也不会参与具体案件的侦破工作了,顶多给予一些所谓的理论指导和人事安排,案子破了,自然是“在公安厅领导的高度重视下”,案子破不了,也怪不到他头上。
尽管张超的事新闻上闹得很大,但在高栋这级别的领导眼里,依然只是小事一桩,无论最后是什么结果,只会成为领导训诫会上一句“吸取深刻经验教训”。所以今天高栋找他来专门谈这案子,不由让他好奇。
赵铁民谨慎回答:“我们经过和法医的反复确认,尸检报告没有问题。被害人江阳在3月1日晚上被人勒死。张超也确实在3月1日中午就坐飞机去了北京,直到2号早上回来,这期间的行程有足够证据支持。因此……人不是张超杀的,这点可以肯定。”
高栋似乎早知道了这个结果,一点都不意外:“听说检方初步结论是刑警诱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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