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如果签了，我就是一辈子的亡命徒，再也没有机会翻身。”
他忽然很鄙视我，在我床前走了一圈，抬高音调：“你是个爷们儿，别跟我自怜自艾的！”
“你能保证我出去？”
他点点头，左手钢笔，右手印泥让我选。
“钢笔吧。”
他把口供拿到我腰下的右手旁，我说其实我是左撇子。他索性扔在我腿上，让我自己来。
“六点是张队的岗，算他的失职怎么样？”
我摇摇头，又点点头，一下子很软弱。我说：“怎么给你钱？”
“会有人告诉你。”
“拿到钱之后，你可以直接干掉我，用不着那么麻烦啊。”
“我是稽查，不是杀人犯。”他把口供装进皮包里，低着头说，“你还有二百万，省着点儿花。”他掏出钱包，拿出一沓儿一样的名片，抽张递给我，说：“以后有什么困难打这个电话。”
看背面就知道，又是国华汽修，总经理高君。我收起来，反正扔这儿也不合适。“高文，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我叫住他，“你是不是知道，我哥哥是谁杀的？”
他也望着我，类似那种告别的眼神，对我笑了笑：“你自由了，你去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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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五点四十五分，高文说他六点离开。我一个人在病房，外面黑下来了。墙上有一面电视，对我黑屏好半天了。我把小护士叫进来，问她这电视是真的假的。
“当然是真的！”她说，接着就看着我不动。
我乐了，我说我的意思是我想看电视。她打开电视，没声音，也没遥控器。我还不如看她呢。我陪着小护士东聊西聊，脑子里一团糨糊。我还有一个人要见，记者。一个记者能有多大本事把我弄出去？
差不多六点的时候，我让小护士把记者叫进来，她出去转了一圈，倒是把张队弄进来了。他说《法制晚报》的记者吃饭去了，问我要不要也吃点儿。我说好，吃什么都行。
医院的饭菜都是清汤寡水，没味道。张队叹息，说以后进去了伙食更差。我犹豫现在的情况应该跟他说多少。算了，说多了反而连累他。张队说我的律师真硬，能把媒体舆论哄起来。我说我还没来得及见我律师呢。他说没关系，到打官司的时候天天见。我说，我一会儿见了记者什么都不说。
“不行！”他嚼着馒头喊，“高文惹的事，说得越多越好！”
差不多六点十五分，记者进来了。一进门就抱怨官官相护，他在外面守了一个下午才熬到采访的机会。他摘下帽子和口罩，说他最讨厌进医院，什么病都可能被传染。张队叫人把清汤寡水的饭都收了，说他在外面，有事叫他。记者拉住张队，问能不能把我另一只手也铐住，他觉着不安全。张队白了他一眼，摔门出去了。
他坐下来，给我看他的记者证和过期报纸里他写的报道。我更加迷惑，这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合法身份。他把录音笔调音后，放在我和他之间，说：“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开始什么？”我瞪大眼睛，半张着嘴，难不成还真要采访？
他掏出一盒烟，抽出倒插的许愿烟，看似纠结了一下，递给我：“抽支烟吧？”
“不用，刚抽过。”
“抽一支吧，这样你能放松一些。”
搞不清状况，索性点上陪他唠。我开始说我这个伤是同屋的犯人打的，但他老想往行刑逼供上拐。想到高文真不是什么好东西，我就顺着他的话茬儿往下说，我说我没罪，那个姓高的就往死里打我，我昏死过几次，最后一次醒来就在这里了。他掏出相机，说拍两张照片。这些伤都是真金白银，假一赔十。逼养的高文，你个杂种！我搞死你没商量！我积极配合他拍照，并且虚构每一处伤都是高文怎么打的。
拍完照，他拿起录音笔，颤悠悠地对着话筒说：“你……你怎么打开的？”接着就关掉录音笔，将相机裹在被子里，举起椅子狠砸几下。很闷的声音，不会招来门口的警察。掀开被子相机已经零碎了，他把存储卡抽出来扔在地上，剩下的碎零件一样样地摆在地上。然后他站起身拍拍手，对我说：“烟灰要掉了。”
我早就看呆了，这唱的是哪出啊，哪儿还顾得上抽烟？我低头补一口时更惊奇的事情发生了，这根许愿烟硬是抽不动，烟灰落下，一根烧红的铁丝从烟丝中显现出来。我抽出它，手指接触到铁丝时还有嘶嘶的声响。看着这些我笑了，这是手铐的钥匙。
第3章 [在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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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小时以后，换药的新护士一层层揭开昏迷患者额头上的绑带，却发现根本就没有伤口。她兴奋地跑去告诉院长，省二院终于发生了伤口不治而愈的奇迹。闻讯赶来的张队手持录音笔，一直听到结尾的那一声惊呼—“你怎么打开的？”啊，原来欧阳楠早就有钥匙，他一直在等一个替身进来掉包。记者醒来就得理不饶人，和张队申诉安全问题，并要他赔偿被欧阳楠摔碎的相机。哭笑不得，喜忧参半，张队甚至还跟六点二十分离场的那个戴着口罩和棒球帽的记者打过招呼。
那个人是我，我本来不用回应张队，但我还是压低声音说了句“我回去发稿，你也辛苦了”。所有的黑锅你替我背吧，对不起了，张队，我要离开这里，查清真相。我想快走却迈不开步子，全身缝了二十五针。我感觉再快一点儿的话，整个皮囊都会脱骨而出。不能坐电梯，谁知道哪个买啤酒的警察刚巧和我同一梯。离厕所不远有个安全通道，下楼原来会那么痛苦。我撑着扶手两步一级。医院后门有辆宝马会一直等我到七点钟。就在三天前，正月初一，我如此想进警察局，我甚至认为警局比外面暖和多了。欧阳桐的死，多出来的刀伤，一把奇怪的匕首，失去的一百万，我身上的二十五针，陈洁的“我恨你”——我人生密度最高的四十八小时。
我一定要出去，我与外界的距离只差最后一道旋转门。我明白转过这四十五度，等同于我申请了一张永久放逐令。有人会把我做成当场击毙的头号通缉犯，查不出真相我将含恨而亡，即使查明真相我也是瞑目而死。总之，出了这扇门，不管什么过程，等待我的只有一种结果—死无葬身之地。
大门外斜对角停着一辆宝马，那是等我的。弯腰往车里钻时又是一阵钻心的疼。一个戴帽子的男人坐在驾驶位，见我进来，没说话，没动静，甚至都没看我一眼，直视前方指了指安全带，示意我系上。我很久没有在车里系过这玩意儿了。他一脚油门往西开。我问他现在去哪儿，他不说话，面无表情。看他的样子估计比我大几岁，坐在驾驶位也能看出矮小精瘦。这是个什么样的组织，是高文、高君给他们卖命，还是他们只是小弟？也许这个就是高君，他们都一样的瘦。
我摇开车窗，大口呼吸久违的自由空气。路两侧的高楼从几十层一路低到三四层，后来就全都是平房，掺杂着化肥、猪饲料的广告。我卸下安全带，提醒他：“我们已经出城了。”
“我知道，走外环不会出意外。”他依然直视前方说，“你把安全带系上。”
至少声音不是高君的，只是个司机吗？可是比司机有腔调多了。我说：“现在去哪儿？”
“去跟你拿钱。”
“你们这个组织有大夫吗？我全身缝着二十五针，你不觉着得先帮我处理一下这些？”
“先去拿钱。”
我侧过来打量他，现在在外环桥上，我看看我能不能搞得动他，他一身西装，那种最老最土的款式，白衬衫蓝领带，典型的车夫打扮，但有一点不同，就是气场。我笑着问：“你不只是个司机吧，有名片吗？”
他不说话，在桥右侧溜边慢行。
“把你这个借我使使。”
我说着又摘下安全带，左手伸向他右裤袋，他一脚刹车，在我向前倾的一刻，掏出里面的枪，对准我的腿，慢声慢语：“钱在哪儿？”
我张开双手，要他放松，重新系上安全带，往后靠，告诉他：“坟场，东郊坟场。”
谁让他出门就往西开的？一百码的速度还开了一个多小时。到坟场已经天黑了。我说今儿算了，我就记着人名，位置记不清了，没法找。他依然耍酷，一语不发，拔钥匙下车，就近买了个电筒和两个花圈。我看着就想笑，我问他：“你妈是不是也死在这儿？”
他瞪我：“我妈还活着呢。”
守坟场的不给开门，他这回不再冷冰冰，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地跟老头解释，他妈托梦让他这个时间来上香。他跟老头一握手，就把一张红票塞进了老头手里。他说他妈讲了，来的路上见着一位，打赏一百。老头收钱挺高兴，把门打开。车进去时他在车里对老头说：“我妈又说了，要是见着谁两次，就把钱要回来。”
老头嗖的一下钻收发室听评书去了。这招儿真狠，我们就是找一夜，也不会有人来烦了。
我们从山脚往上一层层找，天一黑我亲生父亲埋在山的哪侧都想不起来了。我说姓欧阳，他就跟我分头去找。远的时候我们相隔有两百米，我早就没兴趣使绊儿或是再逃跑了，反正钱对我来说用处不大，至少两百万和三百万没什么差别。况且看他的身手，就是我身上一针没缝，也未必干得过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