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隋朝又借全国统一，积极促进南北儒学的合流，使儒学中的"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的不同特点逐渐融合。这是经学教育的一个重大改革和发展。
　　由于隋文帝积极振兴教育，一度出现了学术与文化的昌盛景象：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问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于四方，皆启黌核。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隋书·儒林传序》卷七十五）
　　同时，隋文帝还注意搜罗儒术人才，用重礼聘请，许以高官厚禄，把著名的儒士都集中于京都。
　　文帝一面崇儒，一面兴学，自京都至州县均设学校。文帝还亲至国子学参加释奠礼（开学典礼），奖励国子生，考选国子生为官。开皇三年（公元583　年），下令劝学，强调设学施教是立国为政的首要任务，进行礼义教育是学校教育的主要内容。589　年统一全国之后，又令所有学校都要勤训导、严考课。
　　但终隋之世，儒者的地位在统治者心目中始终没有能真正提高。《隋收·儒林序》说，汉魏大儒多清通，近世巨儒多鄙俗。原因是"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开皇初年，隋文帝曾令国子学保荐学生四百余人，考试经义，准备选取一些人做官。由于应考诸生所据经说有南有北，博士无法评定高低，始终未得解决。此后，大概不再举行考试，儒生的出路便几乎断绝。隋朝最著名的儒生仅刘焯，刘炫二人。刘焯因计较束脩（学生交纳给老师的学费），声名不佳；刘炫曾借隋炀帝购求书籍之机造伪书百余卷，骗取赏物。所谓巨儒必鄙俗，不受重视，可见一斑。文帝晚年，崇佛更甚，甚至排斥儒学，为石虎、梁武帝、齐文宣帝等崇佛君主之所不敢为，使佛教在短短的时间里几成国教。儒学和佛道的地位相距愈远。公元600　年，隋文帝诏令严禁毁坏、偷盗佛道两教的神像，而第二年却藉口学校生徒多而不精，下诏书废除京师和郡县的大小学校，只保存京师国子学一处，学生名额七十。刘炫上书切谏，隋文帝不听。但就在当天，却颁舍利于诸州，前后营造寺塔五千余所。这是公开助佛排儒。隋炀帝恢复学校，但仍并不改善儒生的地位。隋末刘炫门下许多生徒参加窦建德的瓦岗军，足以说明朝廷对儒生的态度。隋文帝晚年的助佛教反儒学，比起南北朝君主助一个宗教反另一个宗教来，其结果更坏，它使隋王朝丧失了正统的意识形成，加速了统治基础的崩溃。后来的唐王朝由此认识到，三教都是可为统治秩序服务的，同时并存，各有其用，不能偏废。
　　（二）统一大帝国的建立与儒术重振1。唐帝国的政治经济改革唐朝在隋末的混乱中以反隋而立国，高祖李渊本也为隋朝命官，于公元618　年在长安称帝，又重新建立起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帝国。在隋朝各项未竟的改革事业基础上，继续进行了各个方面的改革，先后出现了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和唐玄宗时期的"开元之治"，使唐王朝成为当时世界上一个强盛而先进的文明国家。
　　所谓唐承隋制，隋朝各项集权政治的措施，多是继承隋朝而加以变化。
　　唐初帝王特别是唐太宗，认识到"水能载舟，亦也覆舟"的道理，以隋为鉴戒，力求除去隋朝的弊制，推行了一些革新的政策。在官制上，沿袭了隋朝的三省六部制，中央行政管理机构的设置更加完备，地方改隋炀帝时的郡县为州县两级，设州刺史和县令。贞观设道，开元间分开下为十六道，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在兵制上，亦沿袭隋制，使府兵制与均田制更进一步结合，既保证了从均田制下征调兵源，减少国家常备军费，又加强了中央的军事控制力量，同时几次修订律令，宽简刑法，扩大了统治基础。在官吏选拔上，唐王朝完整地继承并发展和完善了科举制度，使中央集权得到有效的组织保证。
　　在经济上，唐朝继续颁行均田制和租庸调法。这一措施巩固了府兵制，又使国家政权的纳税基础不断扩大，垦辟了不少荒地，扩大了耕地面积。同时，输庸代役，也多多少少减弱了个体农民对国家和土地所有者的人身依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与此同时，手工业，如纺织业、造船业、矿冶业、造纸业、瓷器业、制茶业、制盐业等等都有了显著进步，为商业的发达和繁荣奠定了基础。此外，唐王朝也采取了一些发展商业的措施。如发展交通，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等等，促进了商业的发展和都市的繁荣。仅以长安为例，有东西二市，东市内"货财二百二十行，四面立邸，四方奇珍，皆所积集。"（《长安志》卷八徐松《唐两京城坊考》卷三）西市内"店肆如东市之制，市署前有大衣行，杂揉货卖之所"（韦述《两京新论》卷三）。两市各占两坊之地，商业极盛。对外贸易也相当发达，如西北陆地，由西域通往西亚、欧洲各国，有闻名世界的"丝绸之路"；东南海路，以广州为最大的贸易港，东南亚各国如林邑、真腊、河陵、宜利佛逝，以至狮子、波斯、阿拉伯等国家，都到广州做生意；在东方与日本、新罗的贸易更为频繁。由于唐王朝的各种努力，唐中叶以前近百年间，社会经济出现了十分繁荣的景象，所谓自贞观后，"频至丰稔，米斗四五钱，马牛布野，外户动则数月不闭"，"百姓殷富"，"丁壮之人，不认兵器"（《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
　　政治的稳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教育事业发展的政治基础和物质保证，也提供了新的教育内容和教育要求，唐代的教育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完成的。2。从"马上得之"到"守成以文"
　　一定社会的文教政策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反映，唐王朝的文教政策也不例外。唐王朝立国前后的政治转变和战略方针的调整，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众所周知，李唐王朝是在马上得天下的。七世纪初，在农民革命浪潮的冲击下，隋政权分崩离析。"隋失其鹿，群雄角逐"，各地地主豪强纷纷拥兵自重。李渊、李世民军事集团勃起于太原，西进关中，夺取政权，建立李唐王朝，接着便开始了一场艰巨复杂的统一战争。指挥这场战争的主要人物是李世民。他持续七八年，驰聘沙场，东征西讨，翦灭群雄，为建立多民族的统一的封建王朝立下了赫赫战功。战争结束后不久，李世民以"功善天下，中外归心"继承帝位。当时，国内由于长期军事动乱，民力受到严重损伤，生产破坏，经济衰微，再加上边境冲突不断，又连年遭受自然灾害，新政权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怎样才能使年轻的李唐王朝得以巩固？使新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以治理？对此，朝廷里发生了两次激烈的辩论。第一次围绕战后如何治国的重大问题形成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跟随李世民东征西讨的忠实将领、天策府长史唐俭向李世民提出："汉祖以马上得之，不以马上治之。"（《旧唐书》卷五十八《唐俭传》）谏议大夫魏征向李世民提出"偃武修文"四字方略（《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所谓"偃武修文"，就是停止用兵，停止军事行动，实行"文治"。从当时的历史实际来看，魏征的四字方略，符合战后形势需要，因此深得李世民称赞。但是，以宰相萧瑀、副宰相封德彝为首的不少朝臣却纷纷上书表示反对。他们认为打天下靠武力，治天下也要靠武力。"上书者皆云：人主当独运权威"，"震耀威武，征讨四夷"（同上），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陛下以神武平海内，岂文德之足比！"（《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实际是反对魏征"偃武修文"的"文治"主张，认为"文不及武"。在两种对立的意见面前，李世民"审时度势"，认为："治国与养病无异也。病人觉愈，弥须将护，若有触犯，必至殒命。治国亦然，天下稍安，尤须兢慎。"（《贞观政要》卷一）最后作出结论说："戡乱以武，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随其时。"（《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元年"）这十六个字表明李世民断然否定了"文不及武"的意见，采纳了魏征"偃武修文"的主张。其中"守成以文"四字完全肯定了魏征的"偃武修文"四字方略，成为贞观"文治"的指导思想。当时，社会正处在由动乱转向安定的过渡时期，李世民接受隋炀帝穷兵黩武的历史教训，及时地改变战略，由"戡乱以武"转为"守成以文"，从"武功"转到"文治"，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转变。这一转变有利于促进社会安定，有利于扭转隋末动乱留下的衰微局面，对社会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为社会文化的兴盛和发展创造了前提。"守成以文"，其特点是"文"，要实行"文治"，必须要有文化。因此，李世民十分重视统治者的文化修养，认为："不学，则不明古道，而能致太平者未之有也。"（《贞观政要》卷四）又说："为人大须学问，。。古人云，不学，墙面，莅事惟烦，不徒言也。"（同上，卷六）"人臣若无学业，不能识前言往行，岂堪大任。"（同上，卷七）这和隋文帝晚年"不悦诗书，废除学校"（《隋书》卷一《高祖》下），轻视文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守成以文"方针确立以后，围绕着对人民"施行教化"（《资治通鉴》"太宗贞观四年"）的问题，在朝廷展开了又一次激烈的辩论。辩论的中心是能不能对人民"施行教化"？要不要"施行教化"？要不要发展文化？魏征认为国家处于大乱之后，人民"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若圣哲施化，上下同心，人应如响，不疾而速，期月而可。"（同上）极力支持对人民施行"教化"的主张。以萧瑀、封德彝为首的一部分官员则极力反对。封德彝向李世民提出："三代以还，人渐浇讹（变坏）。故秦任法律，汉杂霸道，盖欲（教）化而不能，岂能之而不欲邪？魏征书生，未识时务，若信其虚论，必败国家。"（《贞观政要》卷二）李世民针对封德彝的观点提出置问：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为什么很快就败亡了？萧瑀认为秦统一六国是错误的，说："六国无罪，秦氏专任智力，蚕食诸侯"，所以败亡。李世民当即予以反驳，认为秦亡的原因主要在于统一六国以后，"专行诈力"，不施教化而实行残暴统治的结果。不难看出，萧瑀、封德彝主张"任法"和"杂霸道"，实质是要国家施行"苛法"、"武力"统治，而李世民、魏征主张施行"教化"，其意图是用"仁政"、"文治"促进社会安定。这场辩论不单纯是文化上的"教化"问题，实质上是关于如何治国的问题，是第一次辩论的继续。通过辩论，李世民"卒从征言"，决心发展文化教育，"大阐文教"（《唐会要》卷六十四《弘文馆》）。他曾对中书令岑文本说："夫人虽禀定性，必须博学而成其道，亦犹蜃性含水，待月光而水垂；木性怀木，待燧动而焰发；人性含灵，待学成而为美。"他领会到人性美必须学成，进而注重对所任用官吏"德行、学识"的要求。贞观二年（公元628　年）他对侍臣说："为政之要，惟在得人，用非其人，必难致治。今所任用，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李世民把官吏"学识"与"德行"作为同样的要求，认为除必备社会要求的"德行"外，为了培育具有"识前言往行"能力的官吏，就必须使官吏有"学业"，因而，重视国学建设，发展学校教育成为唐太宗治国的重要策略之一。李世民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他在隋末农民战争的强烈震撼中，在山河改姓的亲身经历中，深刻地感受到："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贞观政要》卷八）严峻的历史事实迫使他认真总结历史经验，最后提出："朕看古来帝王以仁义为治者，国祚延长；任法御人者，虽救弊于一时，败亡亦促。"（同上，卷五）把两场辩论的结果联系起来看，不难理解，"大阐文教"是李世民推行"守成以文"方针的一个重要战略部署，也是当时唯一的客观的选择。这一战略部署的确立，表明李世民为发展社会文化迈开了步伐。李世民实行这一战略部署的决心很大，他的诗作中就有"蕺武耀七德，升文辉九功"，"八表文同轨，无劳歌大风"（《全唐诗》卷一）这样的句子，表达了他的决心和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