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史 (史仲文)

　　唐代的养马业也相当发达，唐在各地盛兴牧马，以养马为重心兼及驼、牛、羊、驴等，并设有专门机构来管理，是为官牧。据《新唐书·兵志》记载，从贞观到麟德（公元627-665　年）的40　年中，先后养马70　万匹之多，同时还建立了马籍，作为选育良马之用。
　　为了合理地利用饲料，唐政府还规定了家畜的饲料供给标准。据《唐六典》记载，其供给标准为"凡象，日给稿六围，马、驼（骆驼）、牛各一围，羊十一共一围；蜀马与驴各八分其围，骡四分其围，乳驹、乳犊共一围，青刍（芻，音chú）倍之。凡象日给稻、菽各三斗，盐一升；马粟一斗，盐六勺，乳者倍之；驼及牛之乳者，运者各以斗菽，田牛半之；驼盐三合，牛盐二合，羊粟、菽各升有四合，盐六勺"。同时还规定："象、马、骡、牛、驼饲青草则日粟、豆各减半，盐则恒给。饲禾及青豆者，粟、豆全断。若无青草，可饲粟、豆，依旧给"。这个饲料标准，已注意到不同的家畜采用不同的标准；同一家畜，其体型、年龄、及生理和使役情况不同，饲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同时有无粗料、精料的供给标准也不同；并且注意适量喂盐。这在当时，可以说是相当完备的饲养标准，也体现了畜牧技术达到了较高的水准。
　　（七）农学著作的繁荣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作物栽培种类和品种的增多，这一时期农学著作也出现繁荣的局面。从现留存的目录来看，大约有20　余种，超过了以往各时期。而且从内容和体裁上，突破了过去单一综合性的论述，专业类农书增多。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隋代诸葛颖撰写的《种植法》，长达77卷，篇幅较大。此后，则天皇后在垂拱二年（公元686　年），召集文学之士周思茂等人撰写的《兆人本业》（已佚），是一部官家农书，颁赐全国地方行政官员使用。据宋代人记载，这部书共3　卷12　篇，"载农俗四时种莳之法，凡八十事"，当是一部农家月令全书。还有王旻（mín，音民）的《山居要术》，韦行规的《保生月录》，也都已佚。另外，八世纪末李德裕的《平泉草木记》和公元863　年段成式撰写的《酉阳杂俎》，还记载了一些花卉和动植物知识。这一时期，现存比较重要的农书有三部，即陆龟蒙的《耒耜经》、陆羽的《茶经》和韩鄂的《四时纂要》。
　　陆龟蒙，唐末吴江（今江苏省吴江县）人，字鲁望，号江湖散人。其父做过唐朝侍御史，家有数百亩农田，并有茶园、柴薪地各一处。由于唐朝末年政治动乱，陆龟蒙不愿做官，隐居乡里，可见他对农业生产比较熟悉。他写的《耒耜经》是我国第一部农具专书，全书篇幅不大，仅1　卷，约600　余字，用考工笔调，围绕耕犁这一农业器具详细说明它的构造和功能，另外附谈了3　件小农器，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书中描述的耕犁，现在通称"江东犁"，又叫"曲辕犁"，由11　个部件组成。从犁的构造和性能来看比前代有较大改进，设计和制作也比较完备，与解放前夕我国农村使用的步犁相差无几。可见我国耕地机具的制造技术在唐代已经成熟。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陆羽（公元？-804　年），字鸿渐，复州竟陵（今湖北天门县）人。小时由僧人抚养，成人后做伶人，和地主阶级中的官僚、文人来往比较密切，熟悉当时的饮茶习俗。公元758　年前后隐居苕溪（今浙江省吴兴县），从事著书工作。由于他爱饮茶，又在名茶产地隐居，熟悉当时各种饮茶习俗，因此有条件写出了《茶经》这部不朽的著作。
　　《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茶叶专著，全书共3　卷，约9000　字，分为10　个专题。卷上3　个专题：一之源，讲茶树的形态、名称，茶叶的品质与土壤的关系。二之具，讲采茶、制茶的各种工具。三之造，讲茶叶的种类与制茶的方法。卷中一个专题：四之器，讲煮茶和饮茶的各种用具，它们的形状、大小、质料、用途、优缺点等。卷下六个专题：五之煮，讲煮茶的方法，用什么样的水，如何掌握火候等。六之饮，讲饮茶的起源及饮茶应有的知识。七之事，讲历史上饮茶的故事及药方等。八之出，讲茶的产地并比较各地产茶的优劣。九之略，讲在临时条件下可以省略那些制茶、煮茶的过程。十之图：把上述九项内容写在绢素上，分4　幅或6　幅悬挂起来，便于一目了然。
　　陆羽的《茶经》，总结了当时劳动人民在茶业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传播了茶业科学知识，促进了茶业生产的发展。自他以后，茶业专著相继出现，如卢仝的《茶歌》、张又新的《煎茶水记》、苏廙的《十六汤品》以及五代时蜀毛文锡的《茶谱》等。
　　韩鄂的生平事迹和著书年代，都没有确切的史料可以考证，据推测，他可能是唐末至五代初人。他写的《四时纂要》一书在我国早已散失，自1960年在日本发现明代万历十八年（1590　年）的朝鲜刻本后，我国才有影印本整理出版。
　　《四时纂要》属于农家月令书一类，全书5　卷分作12　个月，每月依次抄录了天文、占候、丛辰、禳镇、食忌、祭祀、种植、修造（包括酿造、合药和某些小手工艺制作）、牧养、杂事的新旧文献。是一部农家实用的杂录全书。从其内容和引用资料来看，韩鄂大部分采用了前人著作的资料，如贾思勰《齐民要术》、汜胜之的《汜胜之书》、崔寔的《四民月令》、王旻的《山居要术》以及其它一些医药书籍，少部分是他自己的经验。虽然该书涉及的内容十分宠杂，从本质上看是继承了崔寔的以表现当时士大夫家庭靠农、工、商来维持家庭生活的年度经营计划，而且丛辰、禳镇等迷信材料突出地肿胀，但仍不失是一部有相当价值的农书，它填补了自《齐民要术》至南宋《陈敷农书》之间相隔6　个世纪的空白，为这段时间内的农业技术和社会经济生活提供了宝贵的资料。从书中涉及繁多的农业种类，我们可以看到，当时是以粮食、蔬菜为主，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农业特色。而且在果树的嫁接、合接大葫芦、紫花苜蓿与麦的混种等方面都较前代有所发展。特别是棉花、开蜜，淀粉植物中增加了薏苡、薯蓣、百合；蔬菜类增加了牛蒡、莴苣；药材类增加了决明、黄精等，都是前代所没有的。另外还介绍了一些先进的酿造技术，润肤化妆品的原料配方及制作方法，对研究当时的农产品加工技术和当时的社会风俗提供了宝贵资料。
　　五、隋唐五代的地理学隋唐五代时期，经济文化的繁荣为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条件。封建统治者为了巩固和扩展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帝国，也迫切需要掌握域内外土地、物产等地理情况，从而促使了这一时期地理学的蓬勃发展。这一时期在地理学方面，突出地表现在方志的繁荣、制图学的创新、域外地理知识的扩展以及在潮汐成因、海陆变迁等自然地理的考察研究方面比前代有明显的进步，从而为这一时期的地理学发展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方志的繁荣方志的编纂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由于它是一种记载地方史的书籍，往往以行政区域为单位，叙述其疆域、山川、建制、沿革、户口、物产、城廓、风俗、人物等内容，有较高的地理价值，因此，在传统的地理学研究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晋宋以前，方志著作极少附图，地图虽有说明，但名目上还以图称，不与方志相混。宋齐以后，方志著作渐渐附上了图，这样既发挥了地图的功用，也加强了地理著作的科学性，这是方志编撰史上的进步。随唐时期，这类有图有经称作"图志"、"图经"的著作便大量涌现。
　　隋统一中国后，在大业年间（公元603-618　年），"普诏天下诸郡，条其风俗物产、地图、上于尚书"（《随书·经籍志》）。由中央政府明令全国各地大规模编撰方志，自隋开始。隋王朝将全国各地上报的地志和图志，汇集编纂成全国总图志。据《隋书·经籍志》记载，有《区宇图志》129　卷，"卷头有图"，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官修的全国性总地志。《诸郡物产士俗记》151　卷；《诸州图经籍》100　卷。据《太平御览》引《隋大业拾遗》记载，这些图志、图经"别造新样，纸卷长二尺。叙山川，卷首有山川图；叙郡国，卷首有郭邑图，叙城隍，则卷首有馆图。其图上山水城邑题书字极细。"可惜，这些珍贵的资料早已佚亡，我们不能知道它们的具体内容。唐代对编造图志和图经也很重视，中央政府设有专门负责掌管图经的官员，并规定全国各州、府每3　年（一度改为5　年）一造图经，送尚书省兵部职方。如《唐会要》卷五十九记载：建中元年（公元780　年）"诸州图每三年一送职方，今改为五年一造送。如州县有创造及山河改移，即不在五年之限。"《新唐书·百官志》也记载，"职方郎中员外郎各一人，掌地图，城隍、镇戍、烽候、坊人、道路之远近及四夷归化之事。凡图经非州县增废，五年乃修，岁与版籍偕上。"从《太平寰宇记》和《太平御览》等书中，可以得知，当时唐代曾有50　多个州修有图经，其数量可以想象。现从敦煌石室中发现的《沙州图经》和《西州图经》两个残卷，可以看到唐代图经的大致面貌，但其中图已经没有了。全国性的地志、图志，在这一时期也有了新的发展。如魏王李泰邀集学士肖德言等编撰的《括地志》550　卷，外《序略》5　卷；李吉甫撰的《元和郡县图志》40　卷；贾耽撰的《古今郡国道具四夷述》40　卷；《贞元十道录》4　卷等；孔述睿撰的《地理志》等等。唐代的文风极盛，方志的繁荣，可见其一个方面。由于当年的著作只靠手抄，其流通数量必然有限，加上以后多逢战乱，它们大都已散失。这些全国性的总地志、图志，以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最为出色，它是一部集魏晋隋唐地志之大成的代表作。李吉甫（公元758-814　年），字弘宪，赵州赞皇（今河北赵县）人，出身宦官家庭，"少好学，能属文，年二十七为太常博士"，元和二年（公元807　年），任中书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元和五年（公元810　年），中书侍郎裴珀病逝，第二年"授吉甫为金紫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平章事。元和九年（公元814　年）暴病身亡。李吉甫一生论著甚多，在地理学方面，先后撰有《十道图》、《河北险要图》、《淮西地图》、《元和郡县图志》等。《元和郡县图志》40　卷，目录2　卷。现存34　卷。是李吉甫晚年（公元813　年）当宰相时，向宪宗皇帝献上的一部全国总地志。内容记述了全国十道所属各府、州、县的沿革、境域、山川、道里、户口、贡赋、古迹等。"起京兆府，尽陇右道，凡47　镇，成40　卷，每镇皆图在篇首，冠于叙事之前"（《元和郡县图志序》）。南宋时，图尽散失，遂改称《元和郡县志》。李吉甫在编撰《元和郡县图志》时，总结了前人所撰地志的一些经验和教训，正如他在《元和郡县图志序》中指出，过去所撰地志"尚古远者或搜古而略今，采谣俗者多传疑而失实，饰州邦而叙人物，因丘墓而征鬼神，流于异端，莫切根要。至于丘壤山川，攻守利害，本于地理者，皆略而不书。"在此基础上，他作了改进。一是注重了当今要素的记载，注意了数据的真实准确，在书中多用数字表达，是这一部志书的显著特点。二是摒弃那些注重"丘墓"、"鬼神"的做法，虽然他有时也不免落入神话故事的圈套，但还是保持住了方志编写的科学性和严肃性。三是注意军事要素的记载和绘制，把方志的编写和军事政治紧密联系起来。正如他在序言中所说："佐明王扼天下之吭，制群生之命，收地保势胜之利。"这些在当时都是进步的。正是由于李吉甫的努力，尽管到南宋时其中图已亡佚，后世仍然对它有很高的评价，不仅因为它是魏晋以来现存最早的全国总地志，而且由于它所记载的"州郡都城山川"都有据可查，"无不根之说"。《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还称其"体制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可见它对后世影响很大，成为后来编纂全国总地志的范本。在世界地理史上也是一部杰出的地理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