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新秩序 (江湖野人)

战后，大部分“别武班”都解散为民。
但仍有少量在战争中表现优异的军官和精锐部队被保留下来。
郑思吉打要的就是这些人，事实证明，他选对了。
虽然八年过去，军中真正历经大战的士卒已经不多，
大部分都因年长、伤重等问题退役。
但只要编制未散，一些战斗精神和经验还是会有所传承。
经历过血战考验和洗礼的部队，自然不是邵亿之前临时征召的农兵可比。
郑思吉召集这些人马后，先是在金缘的支持下，补齐了装备。
而后又组织了大半个月的合练，部队的精神面貌和战斗意志就焕然一新。
做足充足准备后，他才率队开拔。
在这之前，郑思吉还询问了很多逃回士卒，关于上次大战的具体情况。
针对保州守军有猛火油这类神物，可在近距离制造巨大伤亡和恐慌这一情报。
其人在选人时，就注意神骑、神步、梗弓、精弩等兵种搭配。
尤其是梗弓、精弩两班，比率近六成，
无论是白日攻城，还是夜间驻营防守，战力都不容小觑。
这一战，对保州守军来说，将会很棘手！
其实，对进攻方来说，也是一样。
高丽人的犹犹豫豫，给了保州长达半年的备战时间，
城防体系得到极大加强，各类设施已经比较完备。
不仅城墙得到增高和加固，城外的护城壕、羊马墙、拒马阵、陷马坑、鹿角木、铁蒺藜等防守手段更是一应俱全。
还有倚险而筑，与保州互为犄角的北寨，让高丽军也无从下口。
实际上，高丽军已经组织了第一次试探攻击，主要是探查保州守军实力，
结果，攻击部队还没有推进到拒马阵前，就匆忙败退。
守军的反击力度并不强，但异常歹毒。
辽人居高临下，视野开阔，
弓箭手又尽是重点照顾高丽军中的军官和敢战军士。
高丽弓弩手虽然也多，但在众多防御设施阻碍下，
人员无法聚集，连引弓动作都不方便，
无法形成箭雨覆盖的前提下，打击力度极其有限，
而由下至上的仰射，大部分箭矢会被城垛遮挡，基本无法对守军构成有效压制。
如果攻城正面投入的兵力过少，会连清理城防设施都无法做到，
而一次性投入过多的话，缺乏重兵掠阵，又会被北面小寨的守军突袭。
战前，高丽推测的保州守军仅有两千余。
若是真的只有这点人，他们肯定不可能分守四地。
大战刚刚开始，郑思吉就陷入了困窘中。
其人才发现，高丽对义州的战争开始这么长时间了，
朝廷内外竟然连保州守军究竟有多少人，都没搞清楚！


第一百零一章 包袱
古往今来，凡在战争中创下名声者，无不有其过人之处。
郑思吉也不例外，很多人都当他是个陷阵斩将的悍勇武夫，
但其人悍勇的表象下，却是对战场态势极为敏锐的直觉。
现在，郑思吉的直觉就告诉他，
保州守军的实力被严重低估，凭自己手中这点人，
根本拿不下保州，甚至逼得守军全力防守都做不到。
苦思一晚后，
郑思吉决定还是再做一次试探攻击。
毕竟，其人只是“先锋”，而不是大军统帅，
自己的直觉再怎么灵验，也不能拿直觉去说服金相公和崔相公。
次日巳时，高丽大军再次出动。
这次，目标选在了北面小寨。
同样是大部掠阵，防备守军出城突袭，
小寨规模不大，防御设施也没保州城复杂，
郑思吉只投入了五百人。
实际上，守军反击的力度确实较弱，
甚至于面对高丽军的箭雨压制，寨中守军根本就没有回射。
以至于部分高丽士卒产生了寨中守军极少，根本不敢反击的荒谬想法。
但在本方箭雨停止，高丽军成功靠近，并扶梯登上寨墙时，
守军的反击终于开始——只是一瞬间，就清空了登城的高丽士卒。
唯一逃回性命的士卒，是刚登城就从梯子上滚下来的。
时间很紧，根本没看清。
只知道敌人的寨墙很宽，猜测上面应该修有躲避箭矢的设施，
因为上城后，没有看到守军的尸体。
寨中守军并不少，而且极为冷静，
他们端着长枪，三个人守住一个垛口，呈扇形站立。
看见有人登城，就将手中的长枪同时捅出，锁定来敌可能闪避的方向。
守军出枪时表情非常平和，也不喊叫，
他们不像在杀人，更像是在麻木的进行长枪刺杀训练。
这就是连续两天进攻，付出了近百人的伤亡后，得到的有用信息。
看来，敌军的兵力确实不缺。
靠自己手中这点兵力，蚁附攻城的根本行不通。
至于放弃攀援城墙，直接集结重兵攻击敌人的寨门。
郑思吉看了看寨门前沉重的拒马阵，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想法。
连续两日，高丽军试探攻城，
互为犄角的城寨却没有出兵相互支援。
一方面确实是因为大军掠阵的缘故，
另一方面，守军显然也在试探攻击方的实力。
比如说，北寨就故意将高丽军放上城墙再打。
郑思吉验证了自己的判断，遂不再犹豫。
其人一面加固营寨，并持续保持对守军的攻击压力。
一面命人快马将义州的复杂情况，报于“靠前指挥”的西北面兵马副使崔弘宰。
高丽盐州。
这个义州东南百里的小州郡，已经变成了繁忙的大军营。
高丽国西北面副兵马使崔弘宰的行辕便设在此处。
收到义州郑思吉的快马急报前，崔弘宰正在为另一封私信而烦恼。
来信之人正是崔弘宰的长兄——当朝平章事崔弘嗣。
当今高丽国主王俣即位时，国内吏治腐败至极，致使民生凋敝，
严重到“流亡相继、十室九空”的恐怖程度。
王俣锐意进取，大力整顿吏治，推进政治改革，
实行殿最考课之法，在一些州县设置“监务”一职，等等。
古代封建政权改革不管何种理由说法，本质其实都是巩固君权，稳定统治。
自然不可避免地会剥夺部分相权，与权臣的利益冲突。
首相崔思诹明面不反对，
私底下却是“不肯轻变祖宗之法，又不肯作为新法，以扰风俗”。
参知政事高令臣则公开反对，
表示“祖宗成宪具在，不可纷更，但守而勿失可也”。
王俣是个有为之君，颇有手腕，见明着反对的声音大，他便迂回。
一是即位十余年，不断提拔新的宰执重臣，
使得小朝廷的宰执超过了十人之数，崔弘宰两兄弟便有幸同朝为相。
这种人事任命并算不惊世骇俗，李资谦李资谅两兄弟也是一门两相。
宰相多了，内耗就多，国君就有了上下其手的机会
二是借鉴大宋“三舍法”的成功经验，
起用宋籍福州人胡宗旦，在国学设立“七斋”。
这一招其实是模仿“海东孔子”之称的崔冲私学“九斋”所设。
正是自崔冲兴私学后，高丽私学日益兴盛，相对的，却是官学的衰落，
进而是文化、政策解释权，由朝廷向私人过渡，
这当然是身为国主的王俣不能容忍的。
崔冲正是当今首相崔思诹的祖父，这一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非常妙，
改革官学，设立“七斋”，自然让崔思诹无话可说。
顺便说一下，崔氏崔冲一脉是高丽最富传奇色彩的家族。
从崔冲开始，到崔思诹，三代皆为宰相，
而这个传奇，在原本的历史位面，还再要持续三代人——整整六代为相！
这可比汉末的袁氏“四世三公”还要传奇得多！
崔氏家族如此煊赫，当然不可能是祖宗积德，家族代代都有冠绝群伦的顶尖人才之类的扯淡理由。
这一现象，只能说明高丽的政治生态畸形，以及阶级固化到何等恐怖的程度。
奋发有为，不愿只做守成之君的王俣，当然不能容忍这种不正常的政治生态继续下去。
所以，其人才会改革，才会不遗余力地巩固君权，打压相权。
而且，他也不会满足于文治，他还要有武功。
王俣即位之初，就展现了极强的开疆扩土欲望。
一方面，多次对辽国提出“归还”义州的申请。
另一方面，又对在曷懒甸扩张的声女直人联盟采取攻势。
尽管这一仗因为各种原因，最终功败垂成，但王俣并没有气馁。
军队不行就组建“别武班”，武将缺乏就开设“武学”。
高丽国学设“七斋”，前六斋教授儒家经典，第七斋却是武学。
在国家最高学府设置武学，简直是对儒学先圣赤裸裸的侮辱！
自乾统九年七月，曷懒甸之战结束，设置七斋以来，
儒臣们就一直在反对，要求废除武学的呼声很高。
但王俣意志坚定，在此事上始终不肯让步，
不仅坚定武学的办学方针不动摇，
还利用各种一切时机，巩固和深化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