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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元 (武猎)


  倘若一个衙门,在符合道德的情况下,越俎代庖行使超越职责范围的权力,那就是合法的公权力。
  拿大唐来说,警部的职责只管治安,不管工程水利。可倘若警部发现工程出现问题,就能超越职责范围,参与行使对工程的公权力。
  这就使得,工部不能完全垄断在工程建造上的权力。
  礼部不管监察。可倘若礼部发现在监察上的问题,也可以超越职责行使监察上的权力。
  在大唐,部门的公权力不是专管,而是主管。专管的意思是,只有我能管。主管的意思是,主要是我管。
  任何部门都没有权力专管。因为专管就是对某个领域的权力垄断。就是因为你是警部,治安领域就完全是你来管?凭什么?就凭你挂了警部的牌子?不行。
  就是因为你是财部,财政的事就完全你来管?不行。
  你挂个礼部的牌子,就能垄断礼制教育之权了?不行。
  个人没有治安执法权,也没有监察权,可只要发现相关问题,就能越俎代庖,行使治安权和监察权。
  而到底是不是在合法行使权力,判断标准只有一个:符合道德。
  那怎么看当事人是不是真的符合道德呢?
  简单,就是看你所做的事,你做事后产生的后果,是不是符合道德要求。
  一个人可以逮捕不法分子,可以举报侦查贪官,前提是你做事的过程和后果,是好还是坏。
  你抓错了人,举报错了人,你说你好心办了坏事,那不好意思,你就要受到惩处。
  因为你的结果,没有符合道德要求。
  你一家学堂,逮捕了犯罪分子,那没问题,你是在行使公权力。可要是这家学堂抓错了人,那么学堂就要受到惩罚。
  这就是大唐的公权力,听起来是不是很霸道?
  其实,华夏古代政治,一直是这么干的。
  族权行使的,就是一种公权力。在华夏古代,所谓的公,从来就不是朝廷和官府垄断,其判断标准是公心。也就是所谓“为公为私”。
  宋朝各部门的相互弹劾和职责上的重叠,也是这种公权力的体现。只不过,赵官家这么干是制衡权术,而李洛这么干是为了各部门相互监督。
  那么华夏古代以封建道德为依据的法律,是不是落后于时代呢?是不是不能进化出比西方更好的法制体系呢?
  当然不是。
  比较一下就知道了。华夏后世的治安环境,很明显比西方好,而且还是发展中国家。
  为什么?
  就是因为古代德治法律体系的惯性影响。说句不自夸的话,中国人的道德价值观,一贯就比西方强。
  李洛和崔秀宁完全能在华夏传统的基础上,搞出比后世西方更好的法制设计。
  华夏这样的文明,要真是如此不堪,那早就烟消云散了。
  自己搞出一套东西,成为将来的世界普世价值,不好么?
  对公权力的制衡,完全可以通过各部门的相互制约监督,打破官官相护的习俗。弱化党争和路线之争,代之以部门之争,更有利于吏治。部门之间相互找问题,官员贪腐就更加困难,滥用职权、不作为、官道失贞等行为就更容易暴露。
  这难道不比“法无授权不可为”强?
  “法无授权不可为”,并没有推导出“法有授权必要为”,政府完全可以推卸责任,装聋作哑。后世西方政府信奉在管理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甚至放任自流就有依据了。
  历史选择西方文明难道是注定的?无非是后世西方发达了,先制定了标准,掌握了意识形态的霸权而已。
  两人要是在古代就处处学西方,那也太low了。反正,大唐不能在后世出现一条铁路因为私人反对就修不好,手段残忍的杀人犯还能继续活命,出现重大疫情无法管控,明明是发达国家却治安长期恶化的情况。
  就是到了积贫积弱的晚清,西方已经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情况下,曾李左张这些人杰,也仍然主张中体西用,难道一定是错的?他们都是傻子么?
  他们失败了,不代表中体西用就完全不行。和魂洋才就行,中体西用就不行?要是满清是汉人王朝,是不是结果就有所不同?
  至于让全民参与监督的铜簋制度,难道一句“告密成风,人人自危”就抹杀了么?
  铜簋制度的本质,就是后世的检举揭发制度,作用又类似后世的摄像头监控体系。后世任何单位,哪怕是一家国企,都设有检举揭发制度。
  这就是为何崔秀宁没有限制铜簋设置权限的原因。理论上说,就算是民间商社组织,内部也能设置铜簋!
  这的确造成了告密成风,可好处却远远大于弊端。这是对掌握权力资源者的制约。不然,发生了不法之事,朝廷能有那么多眼睛盯着?
  后世老虎和苍蝇落马,大半都是因为举报揭发制度起的作用。还不能说明问题?武周时期,反对武则天的那么多,却始终成不了气候,铜簋起了多大的作用?
  所以,司妇寺没有越权。因为风月场所本就是司妇寺的管辖范围。要是风月场所不设置铜簋,崔秀宁反而会觉得辛苦这个寺卿当的不够好。
  大唐的各种铜簋,都是写有各官衙名称的。有人把举报信投到了司妇寺的专有铜簋,就说明举报者是女子,需要司妇寺保护,难道不该管么?
  举报信应该投到什么衙门的铜簋,举报人心里没数?某人要举报警堂,总不会傻到把举报信投递到警部的铜簋,而是投到御史台或者大安府的铜簋,甚至宪兵司和法部(刑部)的铜簋。
  警部可能包庇下面的警堂,可大安府或御史台怎么可能包庇警部?他们巴不得警部出问题好吧。
  同样,某人举报学堂,也不太可能把举报信投到主管学堂的礼部,而是可能投到警部的铜簋。而警部怎么可能会替礼部遮掩?当然巴不得对方真出了问题。
  就说王期这堂堂礼部侍郎,持强凌弱吃“霸王餐”,不但损害了当事人的权益,还损害了朝廷的形象,造成了恶劣影响,难道没有罪过?这是失贞叛道。
  就是对方告他强歼,他也没话说。
  你不给钱,那女子当然不愿意,她只是在权势欺压下不得不屈服。一次两次还证明不了什么,可要是多次,还逼得对方举报,那就是实打实的违背女子意愿。要是顶格处理,定为“强歼”也不冤枉。
  只是崔秀宁不愿意顶格处理罢了。摄政皇后,还是“宽厚仁慈”的。
  崔秀宁很清楚,烟媚为何有胆量举报位高权重的礼部侍郎,这当然背后有辛苦的支持。那么辛苦为何对要对王期下手呢?
  也很好理解。
  因为王期是朝中保守派要员,而且一直致力于废黜司妇寺,最起码也要将司妇寺变成一个摆设衙门。
  在王期看来,朝廷应该把朝中仅有的几个女子官员全部罢黜,让她们不要再抛头露面。
  甚至,王期对学堂招收女生也难以接受,打算撺掇保守派官员,奏请取消女子的学堂教育。
  这当然严重损害了司妇寺的利益,辛苦这样的人,怎么可能不怀恨在心?
  她的手段也没有王期那么“冠冕堂皇”,而是利用一个烟花女子举报王期,搞臭对方。
  干脆利落的除掉了政敌,还让所有人没话说。
  这种手段当然有失光明磊落。但崔秀宁完全没有怪罪辛苦的意思。
  古今中外,朝廷中的斗争是绝对不可能根除的。区别只是,这种斗争是何种形式的斗争,烈度有多大,是不是良性的。
  党争是最坏的,往往不论是非,只论立场。而部门之争,却是利大于弊。作为统治者,李洛和崔秀宁很乐于看到各部门相互争斗,只要斗而不破,那就是好事。
  将部门之权,变专管为主管,虽然会造成一些职权重叠,但根本目的是相互监督,为了吏治,不是为了巩固皇权。
  当然,任何举报,都要经过有司调查,举报信还要专门备份。倘若是诬告,那么告密者也会付出惨重代价。
  可以说,大唐的官是既好做又难做。
  说好做,是待遇优厚,重实干而轻应酬,也不用溜须拍马。说难做,是道无处不在,约束言行举止,不知道有多少眼睛盯着。
  就算对上级太过恭敬,说一些漂亮话,也有可能被卫道士扣上阿谀奉承的帽子。
  要是对下级动不动发脾气,也有可能被卫道士扣上跋扈专横的帽子。
  给某人安排几次不好的差事,就可能被扣上打击报复穿小鞋的帽子。
  一把手以权谋私,二把手就准备举报,取而代之了。
  举报,成了升官的捷径,名利双收。
  甚至,还有一把手策划假贪污,引副手上钩诬告的。但是因为他无法洗清假贪污的目的,最后副手并没有成为诬告,他反而因为故意陷害而被革职。
  举报者当然不傻。
  所以官场当中的氛围,越来越没有官场的人情味了,最好是不卑不亢的做人,老老实实做事,越是公心,反而越是舒坦。
  私心杂念越多,也就越是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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