葬元 (武猎)

　　这…
　　满朝文武的脸色，顿时变得异常精彩。他们的神色先是怀疑，再是错愕，最后变成一脸便秘的神色，似乎都很辛苦。
　　你好色也就罢了，去那快活也不是什么罪名。
　　可你不能白嫖不是？
　　我大唐高薪养廉，你堂堂从二品大员，一年好几千银圆的俸禄，你王家也算江南望族，说起来还自称是乌衣巷王导的后裔，就这？
　　多次吃白食，不给钱？
　　你这么干，丢的不光是大唐朝廷的脸面，就是花间相公们的脸，也被你丢了啊。
　　王期“嘤咛”一声，差点晕了过去，他的眼睛盯着光滑的金砖地面，却看不到一丝缝隙。
　　大唐告密成风，他本来的确有点担心烟媚会举报自己。可仗着自己是朝廷重臣，终究以为一个卑贱的烟花女子，借她十个胆子也不敢举报自己。
　　这也是他一直不满大唐告密成风，想要奏请取消铜簋制度的原因。
　　谁成想啊，原本针尖小的担心，竟然变成磨盘那么大。
　　他的确多次白嫖，可那真不是因为没钱，要说他没钱，他自己都不信。
　　他只是喜欢…不给钱。
　　因为，他觉得给钱就无趣了。他只是享受白嫖这种姿态。
　　怎么？自己清华簪缨子弟，堂堂从二品大员，又风流倜傥，如此降尊纡贵的专宠一个卑贱的烟花女子，那难道不是她的福气？不是她的造化？
　　她不倒贴，不感激涕零，也就算了，还要自己花钱？
　　所以，王期希望自己享受的是柳永那样的待遇。这才是他白嫖的原因。
　　可是想不到，这个贱人为了上百块银元，竟然把自己告了。
　　此时此刻，王期固然有对皇后处置的恐惧，可也有一种被烟媚背叛的羞辱感。怎么，本官就这么没有魅力么？
　　满朝文武一脸吃瓜的表情，竖起耳朵听辛苦继续说道：
　　“烟媚举报，侍郎官人白嫖了她多次，欠了她九十八块银圆。她索之不得，反而遭到侍郎官人威胁。”
　　“侍郎官人对烟媚说，要是她敢乱说话，就不再给她写诗了，还说让她好自为之珍惜当下。写诗说：良人如春雨，可遇不可求。风尘无巨眼，遥望红佛楼。”
　　“啧啧，侍郎官人的诗词，写的很不赖啊。只可惜，纵容王侍郎是李靖，奈何烟媚不是红佛女。她只是靠卖身吃口饭而已。”
　　什么？
　　白嫖人不算，还出言威胁，以势压人？还写诗自命风流？
　　这也太没德行了。
　　这是叛道啊。
　　无信无义，仗势欺人，恬不知耻。
　　失贞！
　　这是小事么？
　　这是丢了礼部的脸面，朝廷的脸面！
　　“辛苦！”王期再也忍不住的转头，怨毒的盯着辛苦：“士，可杀不可辱！我王期固然失贞有罪，可是你，你们司妇寺不是御史台！不是大安府！不是警部！不是大理寺！不是大检堂！不是刑部！不是宪兵司！”
　　“你们没有权力，设立铜簋！没有！”
　　“你们没有资格，来管铜簋的事！要管，也是其他部门的权责！你是越俎代庖，是僭越，是滥用职权！”
　　“皇后陛下！”王期转过头，砰砰磕了三下，“臣领罪认罚，请皇后陛下惩处！可臣也要弹劾司妇寺卿辛苦，滥用职权！私设铜簋！”
　　崔秀宁神色自若，脸色看不出怒气。她淡淡看着辛苦，中正平和的说道：“司妇寺卿，王期弹劾你滥用职权，私设铜簋，你自己怎么看？”
　　辛苦正正女官特有的芙蓉冠，肃然说道：
　　“回娘娘的话，微臣记得，娘娘御制的《大唐典律》，开篇有这么一句话，法无明文所禁，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崔秀宁忍不住暗叹，这个辛苦，实在太聪明，太奸诈了。
　　“不错。”崔秀宁点头，“法律没有禁止的，且不违反道德范畴的，都可以做，朝廷也不管。”
　　辛苦高高举起玉笏，“所以，微臣就不是滥用职权，也不是私设铜簋了。司妇寺的职权，在于保护天下女子，教化天下女子。那么在风月之地设置铜簋，本就是为了保护女子所设，合乎国法，合乎官道。”
　　“而《大唐典律·职官》也没有禁止司妇寺设置铜簋，也没有规定，只有那些衙门才能够设置铜簋。司妇寺又有什么罪名呢？而司妇寺铜簋收到对朝廷大臣的举报信，臣也万万不敢故意隐瞒。”
　　“不过，王侍郎弹劾臣，臣也能理解，也不怪他。毕竟，他总要出口气，心里也能好受些。所以，臣虽然不认王侍郎弹劾之罪，却也不反告他诬陷之罪。”
　　李蕙质和金光若这几个司妇寺的女官，见状又是高兴又是苦笑。
　　高兴的是，司妇寺在秦楼楚馆设立铜簋应该不是罪名，也不算滥用职权。苦笑的是，卿堂如此强势，如此善于揽权争斗，还不知道要掌管司妇寺多久啊。
　　卿堂把本来弱势的司妇寺，变成了权势逼人的强寺，说起来她们是既佩服又嫉妒。
　　崔秀宁招招手，让辛苦把举报信呈上来，亲自看了一遍。
　　“此事，就交给大安府和御史台，查出事实。若是果真如举报信所说，那就按律处罚吧。”
　　崔秀宁下令道。
　　倘若坐实，王期这个侍郎肯定是当不成了。最好的结果也是降职。
　　PS：文中的白嫖，并不是我含沙射影骂人，而是剧情如此。蟹蟹大家支持，晚安！明天还要去医院陪我爸爸。


第995、996节 宦修派的崛起

　　大唐法制设计，遵循的原则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这和西方近现代普世法制设计的“法无禁止即可为，法无授权不可为”既有相似之处，又有很大不同。
　　西方法制设计的两个规范对象，一是私权，二是公权。也就是私人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政府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其核心前提是法治：法律至上。
　　崔秀宁当然很清楚，法律至上的法制设计思想，其利弊所在。
　　优势很明显，就是达到了私权和公权上的平衡，公权为合法私权服务，概括理解为：合法的公权既保障合法私权之权。
　　也就是法律至上，私权为重。
　　体现了以人为本的皿煮自由主义。
　　按照这个理论，政府完全是为了保障合法私权而存在。政府的公权力必须受到合法私权的严格制约，凡是没有明确法律授权的，政府就不能干。即“法无授权不可为”。
　　这种理论的发源基因其实非常古老，就是古代西方海洋商业社会的“无政府自由主义”。
　　在他们看来，政府公权力的出现，只是无奈之举，是仲裁大家私权力的公共契约，是底线保障体系。
　　所以法律至上，是以私权为前提的。法律追求，是最大限度的实现最公正的个人私权。
　　这就是后世西方人为了皿煮自由无所不用其极的内在原因。
　　那么，西方这种法制设计的弊端又在哪里？
　　李洛和崔秀宁都认为，是对“公”的解读有误。
　　西方把“公”，当成私的附庸，或者私的对立。公私权力之间，被定义为零和关系。
　　对“公”的解读出现偏差，是造成后世西方一系列社会治理难题的根本原因。使得因为私权对公权的制约，导致私权的恶性变异。
　　比如，一个连杀几人的罪大恶极的罪犯，竟然不判死刑，甚至还要进行人道关怀。
　　道德是私权的质量，是私权的审美。可西方以法律为唯一惩罚依据的思想，造成普遍的道德滑坡，反过来千方百计操作法律，利用法律天生的漏洞。
　　是不是犯罪，不在于有没有做坏事，而是在于，法律能否在程序中认定他有罪。西方现代经常发生大家都知道某人做了坏事，但法律层面却无法定罪的案例。
　　因为法律的表现形式是量化的。既然是量化的，那就必然有约束漏洞。也就是“法网必疏”。西方越是有钱人，就越是能利用资源寻找放大漏洞。
　　可在李洛和崔秀宁的眼中，用华夏传统哲学思想和道家佛家的理论解读，公又是什么呢？
　　公是大公，公也是大私。
　　公是大私，私是小私。
　　大私又是什么？无私。
　　这就是道之阴阳的转化衍生。西方人怎么会明白呢？
　　简而言之，公权力的存在，远不仅仅是保障私权，还要优化私权在质量、时间、空间上的弹性和精神物质上的文明高度。
　　公权是为了更多的私权，更大的私权，更好的私权，更长久的私权。所以是“大私”。
　　当私权和公权发生冲突，私权就要让步。当更多的私权和公权冲突，那么公权就不再是公权，而是转变为私权，新的公权产生。
　　这就是阴阳转化。
　　本质是道，不是法！
　　公权力不需要刻意制约，公权力只需要保持不变质即可。也就是，只有变质为私权的假的公权力，才需要制约。
　　保持公权力不变质的力量，就是道，不是法！
　　这就是“法无明文禁止可行之，道无理教所违可由之”。
　　公权力的判断标准，就是道，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