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帝成长计划 (中丞佐吏)

　　在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忠臣良将，被御史言官们捕风捉影之语所害，落得凄惨下场。
　　无奈的摇了摇头，歉意一笑，刘弘整了整面色，起身郑重一拜：“幸得老太傅相劝，方使朕未行差就错···”
　　今天但凡换了一个人，刘弘都不可能意识得到，自己的想法有多么天真！
　　刘弘犯蠢，不对付的人当然会乐见其成；即便是刘弘地班底，也会碍于刘弘地颜面而不敢明说。
　　汉室数千万人中，唯王陵一人，能凭借其‘帝师’的身份，旁敲侧击提这么一句‘此事应该可能也许不是很好’。
　　在这个没有信息网络的时代，中央政策，从来不可能被官员百分百执行！
　　即便是朝堂三读通过，百官无一反对的政策，出了函谷关能被执行七成，就足以让刘弘屁颠颠跑到高庙，对刘邦的衣冠吹嘘自己的文治武功了！
　　若非如此，后世的王安石变法，也不会成为压倒北宋政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真正成熟的掌权者，在颁布一份政策的时候，不单单要考虑这个政策所带来的利弊；反而应该首先考虑到：这个政策在官员手里，能玩出什么花样！
　　王安石变法，难道不够好？
　　事实恰恰相反，王安石变法的本意，其实十分先进！
　　青苗法提出，农闲时分，百姓青黄不接，无以为继的时候，可以从官府借贷款、粮，来应付生活；半年收利息二到三分，分别在夏、秋与农税一同归还即可。
　　保马法更是直指军队骑兵奇缺的问题，提出鼓励百姓养马，由官府租马与百姓，按月交‘租息即可’。
　　如果执行得当，王安石变法中，光是这两部分，都足以扭转北宋积贫累弱的局面；甚至有朝一日提兵北上，恢复秦皇汉武时的荣光也未可知！
　　可如此先进、合理，几乎与近代‘银行贷款’相媲美的王安石变法，最终反而让北宋最后一丝气数被葬送，北虏入关，神州大陆遍地胡腥···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安石变法的失败呢？
　　答案就是：王安石只考虑了政策的优劣，却并没有考虑到：自己苦思冥想而出的救国之策，究竟会被负责执行的官吏演魔改成什么样子！
　　——青苗法发行，原本寄希望于活不下去的百姓卖儿卖女、卖田卖宅，从而获得奴隶、田地的地方豪强如丧考妣，旋即与地方官府狼狈为奸，将青苗法的自愿原则魔改成了强制摊派：每年农闲，农民必须从官府借贷！
　　这使得原本不用借贷、借粮，还有脱离贫困线的百姓碍于官府威权，不得不从官府‘借’回银钱、粮食，放在家里吃半年灰，甚至花费不小的储存成本，然后在半年之后加上利息，原封不动还给官府。
　　保马法自也逃不过强制摊牌——地方官府不止强制要求百姓从官府借马，还必须按照指标，每年还官府租息。
　　比如说：马养了两年，生个马驹应该的吧？
　　什么？
　　没生？
　　肯定是尔等刁民私藏了，每两年送一匹马驹到官府！
　　就这样，原本出于改善百姓生活而设立的青苗法，以及为了增加战马养殖量的保马法，彻底压死了本就疲惫不堪的北宋百姓。
　　毫无意外，王安石变法废黜几十年后，北宋便宣告灭亡——即便金兵未曾攻破北宋都城，活不下的底层百姓，也早晚会揭竿而起，推翻‘暴宋’。
　　·
　　·
　　·
　　PS:感谢书友：和硕理密亲王的20000点币打赏，特此加更一章，再次感谢。
　　不出意外，本书将于十月九号中午12：00上架，暴更十更酬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届时希望大家可以捧个场，佐吏谨谢之（手动拱手作揖）。


第0111章 廷尉吴公
　　“嘴炮政治要不得啊···”
　　心有余悸的长出口气，刘弘理智的放下将御史大夫改造为中纪委的打算，转而开启下一个话题。
　　“今廷尉、少府出缺，朕不明于贤达，还请太傅教朕：今汉家，何人可当此二职？”
　　郎中令的事儿，刘弘已经和柴武达成了一致：明日早朝，柴武就将作为举荐人，正式推举令勉成为郎中令。
　　剩下两个九卿人选，就需要刘弘慎重考虑了。
　　不同于郎中令的专职性，廷尉和少府，其职权范围十分广泛，其人选必须慎重考虑。
　　郎中令，可以理解为皇帝的武装保镖；卫尉可以看做是京城保卫部长；这两个位置，即便刘弘任人唯亲，派心腹草包上去占坑，其影响也不会太大——保镖队长和武装部长，只要对刘弘忠心即可。
　　而廷尉作为司法机构，其职权丝毫不亚于后世的第一法院；少府更是担着初步调控市场的作用。
　　除了内史之外，少府和廷尉，是汉室最具专业性，同时也是最容易看出官员能力的位置。
　　奉常、宗正，刘弘可以让刘不疑应付，卫尉可以让虫达在明面儿上撑着，暗中准备让秦牧接手；郎中令可以拉令勉过来占坑加镀金。
　　但少府和廷尉，刘弘即便想让人占坑，也必须要找专业能力优秀的人，才能胜任这两个工作。
　　尤其是廷尉！
　　在原本的历史上，文帝时的廷尉张释之，几乎凭借一己之力，为整个西汉的法制思想打下基调：法如是足以。
　　意思就是说：一个人犯没犯罪，犯了什么罪，应该受到什么惩罚，都应该根据法律的规定处置，不能因为执法者的心情太好或太坏，而让犯法者受罚过重或过轻。
　　这画风，是不是很熟悉？
　　——这就是西元版本的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如此先进，近乎于后世法制思想相媲美的理念，对文帝赢得天下人心，厘清吏治，最终开创文景盛世打下了坚实无比的法治基础。
　　时人一句“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的评价，就足以道尽张释之的成就。
　　与之鲜明对比的，就是张释之的继任者——张欧。
　　文帝驾崩后，为储时被张释之频繁为难的景帝秋后算账，将张释之外放为淮南王相，任命张欧为廷尉。
　　史书对张欧的评价是‘治刑名学，然素性普成，不尚苛刻···’
　　刑名之学，是西汉时对法家学说的代称；也就是说，张欧是法家出身的官员。
　　但作为一个司法官员，坐在西汉‘酷吏高产地’的廷尉，张欧却得了个仁厚长者的名声？
　　如果这还不能说明问题，那张欧的‘业绩’无疑就更浅显了——张欧为廷尉十数年，廷尉处死的死囚，没超过五指之数！
　　难道是张欧能力太强，让景帝朝的犯罪人数大幅下降，死囚的数量降低到了每两年一人的地步？
　　实际情况是：张欧任廷尉之后，汉室犯罪率非但没有下降，反而呈几何式上升的趋势陡增！
　　从景帝继位后的前元元年（前156年）四月，景帝第一次大赦天下，到前元三年正月第二次大赦，接近两年时间，积攒下来的罪犯人数约为一万五千人左右。
　　而从前元三年一月，景帝朝第二次大赦，到前元四年夏天的第三次大赦，不过短短一年多，第三次大赦放出的犯人就猛增到了将近四万人！
　　前后一对比，第三次大赦所释放的罪犯人数剧增！
　　究其原因，则直指前元三年，景帝刘启的一道任命：迁廷尉张释之为淮南王相，故太子舍人张欧任廷尉！
　　乍一看，景帝此举只不过是在任命太子家令晁错为内史之后，继续往朝堂安插心腹班底，以执掌大权；但从结果来看，任命张欧为廷尉，或许是景帝急于推行削藩策，又别无他法的无奈之举。
　　光从第三次大赦的人数就可以看出：张欧任廷尉一年，汉室犯罪率最起码翻了个翻！
　　在‘忠厚长者’——廷尉张欧放任下，不知有多少罪恶滔天的死刑犯逍遥法外，抢在张欧签字通过处决命令前，等来了一次又一次的大赦。
　　犯罪成本直接下降到‘蹲两年大牢，等天子下一次大赦’的地步，汉室的治安大踏步向着开国初，那匪盗丛生的时代飞奔。
　　直到景帝发现业务能力出众的赵禹之后，汉家廷尉才摆脱‘律政透明人’的标签，逐渐恢复到张释之任廷尉时的地位。
　　这，就是西汉廷尉的能量——对的人能做的多好，错的人就能做得多烂！
　　这就使得，对胸怀大志，立志要做一番大事业的刘弘而言，廷尉的人选必须慎之又慎。
　　尤其是在现在，这个法治思想模糊，官员判案基本唯心，只凭个人主观情感以及民声舆论而判罚的西汉初，刘弘需要一个合格的廷尉卿，为汉室竖立一个可持续发展，可长久沿用的法制纲略。
　　刘弘最简单的选择，其实就是在历史上证明过自己的张释之。
　　在历史上，张释之是在文帝陈平死后，也就是后年，才通过訾官的路子捐为骑郎，在宫中任劳任怨十年，最终得到袁盎的推荐，方得以正式出仕的。
　　而刘弘上一世没做好功课，实在记不清张释之是哪里人了···
　　对于这个历史名人，刘弘只能祈祷自己的到来，没有引发太大的蝴蝶效应，张释之能在两年后按照历史轨迹，乖乖来长安，然后花钱买个骑郎的官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