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帝成长计划 (中丞佐吏)

　　突而一声怒斥，刘弘本就因处于变声期而略显沙哑的嗓音，此刻更是如被风吹打的碎纸般，嘶哑无比。
　　“汉立之初，太祖高皇帝念生民之疾苦，不吝以官田赐民，广授民田、爵、宅，以安黎庶！”
　　“朕先皇父孝惠皇帝，亦战战兢兢，唯恐生民食粟不得饱，着衣不得暖，每每减免税赋，仁以养民！”
　　说着，刘弘满脸愤恨的重重拍打在御案之上：“便是吕氏逆贼乱政之日，亦有不忍生民艰难，开仓济民之时！”
　　“何以朕临朝，吾汉家养民之策，便出了如此酷法？”
　　抑扬顿挫的列举出先辈们的举措，刘弘满脸愤恨的盯向殿中，已匍匐在地的刘揭：“敢请内史教朕：萧相国所书之汉律二十八篇，何篇何令，乃言吾汉家之百姓民购粮一石，当缴税一算？！！”
　　此时的刘弘心中，已经完全顾不上老太傅王陵的嘱托：天子者，代天牧民，当泰山崩于前而色不改···
　　刘弘是真的怒了！
　　这件事的真相，简直再浅显不过：陈平一党看着刘弘将民心一点点收入怀中，坐不住了！
　　但即便不说民心对刘弘的重要程度，光是陈平这种毫无下限，视百姓生死为无物，毫无心理负担的将百姓作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就足以让刘弘放下养气功夫，大发雷霆了！
　　真正优秀的政治家，从来都不会将底层百姓扯进政治斗争当中；政治家和政棍最根本的差距，就是政治家手段有底线，视野有高度！
　　如果陈平真的通过规则内的手段，将刘弘从皇位上拉下来，那刘弘临死之前，自然免不得要为陈平的政治手段感到敬佩、
　　但双方斗争发展到现在这种地步，陈平在刘弘心目中的评价已经飞速抵达零点，并向着负数飞奔而去。
　　未穿越时，刘弘以旁观者的角度看，陈平无疑算得上是相当优秀的政治人物——身为臣子，能合理合法的将皇帝绊倒，并扶立了另一个人做皇帝，还让天下人就不出毛病···
　　且不论是非对错，光冲这一点，陈平的政治手腕起码是值得肯定的。
　　但现在，刘弘已经不再认为陈平，属于政治家的范畴了。
　　——无论是对身为后世人的刘弘，或是历史上的刘氏皇帝而言，百姓，永远都是最后的底线和逆鳞！
　　陈汤勒石于草原上的那句‘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以及汉北阙挂着的那一颗颗蛮夷头颅，便是刘氏皇帝最直白的宣言：汉之百姓，皆朕子民也！
　　刘弘罕见的盛怒，惹得殿内百官将头深埋于地，偶有几道悄悄撒向陈平的目光，也都写满了诧异。
　　不过片刻，众人脸上便不约而同的涌上一丝了然，尘封于记忆中的一件往事再度涌现在眼前：平受诸将金，金多者得善处，金少者得恶处···
　　一石一算，足足上千万钱！
　　陈平‘盗嫂’的污名，或许真是谗言；但这‘受金’么···
　　恐怕空穴未必来风！
　　被这么多人满是恶意的偷偷注视着，陈平饶是已匍匐在地，也是如芒在背，满是语塞。
　　——这件事，真不是陈平的主意！
　　要不是刘弘今天闹这一出，陈平都未必能知道，刘揭给丞相府送来的那千万余钱，是从长安百姓身上薅下来的！
　　十数日前，丞相长吏上报，说内史送来一笔高大一千五百万钱的‘商租’时，陈平还以为刘揭这是初封彻候，借着‘商租’的幌子孝敬自己，想要打点关系呢——别说长安了，就是整个天下的商租，一个月都够呛能收上来一千多万钱！
　　在那笔钱已经被陈平折算成金，并搬回了府邸的现在，万一真要查，陈平可真就百口莫辩了···
　　事已至此，陈平唯一指望的，就是刘揭起码能给出一个解释，好让这件事到此打住，自己回头再偷偷将‘挪用’的那笔公款放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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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S:1.占，‘上报’‘汇总’之意，市贩匿不自占租，大致意为：商贾藏匿售卖所得，没自觉按照比例上报/汇总应该缴纳的商租。
　　2.市贩匿不自占租，坐所匿租臧为盗，没入其所贩——出自《汉律·关市律》
　　释意：商贩不自觉上报售卖所得，以及应当缴纳的商税，则该商贩交易所得都归类为‘脏物’，官府予以没收。臧，通‘脏’。
　　文中关于汉律的内容，考自朱红林诸2005年版《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集释》。
　　文中关于‘汉律有二十八篇’的说法，历史界众说纷纷，作者便以最贴近书中时代的《二年律令》所分类之：《贼律》、《盗律》、《具律》、《告律》、《捕律》、《亡律》、《收律》、《杂律》、《钱律》、《置吏律》、《均输律》、《传食律》、《田律》、《关市律》、《行书律》、《复律》、《赐律》、《户律》、《效律》、《傅律》、《置后律》、《爵律》、《兴律》、《徭律》、《金布律》、《秩律》、《史律》、《津关令》为参考，将汉律定为二十八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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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0151章 偷换概念
　　在刘弘目眦欲裂，朝臣意味深长，陈平慌乱中略带些催促的目光注视下，刘揭略带些‘惶恐’，终于为刘弘的问题给出了一份答案。
　　“臣奉陛下之谕，查得长安粮商不自占之事，实乃由来已久；具体遗漏之商租几何，更早已无从查证。”
　　“臣复闻，长安豪商所贾之粮，多于秋收之时，石钱七十之价入，今又以石八十二钱出，石得利十二钱。”
　　“按律，凡物贩于市，皆当分利之十一，纳于市吏，以为商租。”
　　“故臣乃令东市之吏，以粮商所得利之百倍，以充粮商所欠之商租；恰粮一石，补征商租一算···”
　　不得不说，作为一个能在封建官场屹立多年的官僚，尤其是九卿一级的高官，刘揭的应急公关能力，无疑算得上十分出众。
　　——商人逃税有多长时间，具体又逃了多少，已经无法查证，所以就以粮商每售卖一石粮食，所能得利润的一百倍，作为商税补缴的标准。
　　刘弘心里也很，明白，刘揭说的都是事实——《汉律·关市律》规定，除房屋、田亩等大宗物品的交易外，其余所有钱物交换，都被纳入商业交易范畴，必须在官府规定的场所，即市集进行。
　　而商税的缴纳标准，则是‘贩物所得利之十一’，也就是纯利润的十分之一。
　　至于如何判断‘纯利润’，《关市律》说的也很明确：按照此物购入时，市场平均售价为成本价，售出时的价格为成交价，成交价减去成本价，便是纯利润，即‘得利’。
　　七十钱，大概就是秋收后，粮商从百姓手里收购存粮的价格，这一点即便刘揭不说，殿内百官心中也都大概有个数；至于如今的粮价，在长安城中更是妇孺皆知——石八十二钱！
　　为了保证这个环节不会被钻空子，《关市律》还规定：但凡不属于‘偶然***’，即类似‘农民去市集将母鸡下的蛋卖出’这种意外状况，其他所有交易的过程，都必须在市吏的监督下进行。
　　而刘揭派内史衙役前往东市征税的理论依据，便出于此——从行政规划来讲，长安东西二市，均属于内史管理。
　　恰逢粮商集体补缴所欠商税的‘高峰期’，负责征收商税的东市市吏人手不足，作为直属上司的内史派出人手，辅佐市吏征收商税，合情合理。
　　但即便如此，刘揭依旧无法解释一个现象。
　　“便是催缴粮商所欠之商税，内史何以取之于购粮百姓民？”
　　径直道破刘揭话语中的漏洞，刘弘愤恨的目光顿时带上了一丝危险：“莫非内史与关中粮饷有旧，遂网开一面，转由欺压朕之子民邪？”
　　这才是刘弘如此震怒，如此不顾天子体面，不惜破坏自己长久营造出来的‘温和仁善’的形象，于朝会之上大发雷霆的缘由——凭什么欺压百姓！
　　商税，确实是汉律明文规定，现在的刘弘根本无从插手；即便是想要对其作出改动，也需要精心做出切实可行的计划，拿出可以摆上台面的理论依据，并交由朝堂反复商议，才能正式对这条律令做出改动。
　　甚至于，如果刘弘不想在制定这条律令的萧何脸上扇巴掌的话，就不能直接改动汉律，而是另起一份副署性质的‘诏令’，作为补充条款：在某某某某状况下，可以不遵守这则条律。
　　汉律之所以被称为‘律’，正是因为其毋庸置疑的政治正确性，以及不可动摇性；只有发生如历史上‘吕氏之乱’，导致吕后被打上‘全错’的政治标签时，才可以借由否定吕后这个人，从而废黜由吕后增设的《金布律》。
　　所以，刘揭给出的解释，刘弘完全能够接受——且先不论刘揭的真实意图如何，起码这份解释，是能在法律意义上站住脚的。
　　如果刘揭靠着这套说辞，从长安的粮商手里薅羊毛，那刘弘绝对一点意见都没有——无论是此时的价值观，还是此时商贾们的所作所为，都决定了短时间内，商贾就是汉室社会所有问题，所有矛盾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