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在基层官员的升迁上,李来亨已经尽量在自己的能力范围之内,常常越级拔擢各类官校和官办书院的毕业生。
甚至不少人未经科举,并无功名,就已经在几年间升到了五品、六品的朝官之列。
有些士绅也慢慢回过味儿来了。
这回他们没有像过去那样,发动全天下读书人的舆论同天子为难。而是恰恰相反,大部分发觉皇帝有意重用官校和官办书院毕业生的士绅,都是立即选择了让自家子弟不去参加科举,而是跑去官校就读了。
毕竟几年前的那场科举改革,是在大部分人都没有准备的情况下,直接危及大部分人的关键利益。
而现在温水煮青蛙的改革措施,则可以让一部分人先慢慢准备起来。
那些发觉皇帝用心的士绅,也大多不对外说出这种想法,而是抓紧时机,赶紧安排自家的子弟去官校就读,好赶上这波仕途的东风。
改革措施的直接、间接方式不同,便直接造成了天下人的接受程度大为不同。
到天法二十五年以后,在六品以下的官吏之中,各类官校出身的毕业生和科举正途出身的士人,已经大约达到了二比三左右的比例。
三品以下,六品以上的高级官员中,官校毕业生和科举士人的比例,则达到了一比三左右的比例。
而且由于科甲正途出身的士人,大多对于复杂的行政细务缺乏经验,在很多专业岗位上,根本不可能竞争得过官校毕业生。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部分有识之士也终于开始呼吁起来:应该在科举考试中增添数学、地理等新内容了!否则科甲士人,在朝堂上根本无法和官校毕业生竞争!
天法二十七年,朝廷在制度性的会试以外,新增了经济特科考试。
经济特科考试是为选拔“洞达经济时务”人员专设的科目,由天子下诏举行,令各部、院长官及各省经略、节度、学官保荐人员参加考试。
为了鼓励士人学习经济时务的各种专业行政知识,李来亨将考试的入选门槛放得很低,参加考试的一百八十人,最后录取的人数竟然多达一百二十七人之多。
其实通过考试的,大多为庸梁之士。但毕竟首开新风,所以朝廷特为重视。
天法二十八年,为了解决殿试进士多不通时务,难以同官校毕业生出身的官员竞争等问题,朝廷决定在京师特设进士馆。
凡是一甲授弘文院修撰、编修的进士,还有考中二甲的庶吉士们,全部要先进入京师进士馆学习实学,“以明彻天下大局,并于刑名、地理、学习、理财、农、工、商八项政事,皆能知其大要”。
天法二十八年九月十二日,京师进士馆正式开学,令新进士入学,并下令国子监学员闲暇时亦可旁听。
政事堂上奏的《更定进士馆章程折并清单》中即规定:
“进士馆系奉旨特设,造就已仕人才,以期振兴实学,陶育人才。令新进士用弘文院修撰、编修及中书者入馆学习。
学员分内外两班,内班住馆肄业,外班到馆听讲,弘文、中书职司清暇,作为内班住馆肄业,分部人员愿住馆肄业者,仍照旧办理,愿在本衙门当差者,即作为外班到馆听讲。
其已得要差,本政府咨明留署之员,则毋庸听讲。如弘文、中书因精力不济,愿归外班听讲,亦听其便。
而新进士有在学堂充当教习及总理学务事者,由该省经略、节度先行奏咨在案,如三年期满实能称职,准与本馆学员一律办理。
上一两科进士如有弘文、部属、中书自愿入馆者,自行呈请本衙门堂官咨送,文谕院考察后,可收者均予收入,毕业后与此次新进士一体办理。”
进士馆每年分两学期,正月开学至小暑节为第一学期,七月开学至年终为第二学期。
学科分十一门:史学、地理、教育、刑名、钱谷、纵横、兵政、农政、工政、商政、格致。算学、田径为选修科目,习否听便。
为规范教学,规定学生如不守学规,不遵教课,轻者记过,重者记大过,情节严重者即时请旨办理,并随时咨回原衙门交堂官察看。管理及教学人员亦不准旷职瞻徇。
为了督促和鼓励进士馆学员,每学期结束,文谕院的官员会同进士馆监督分科考验学员,成绩为平时分数与考验分数平均计算,及格者得及格凭照一张,三年毕业后由钦派大臣会同文谕院官员举行毕业考验,但肄业未满六学期或所得及格凭照不满三次者,不准与考。
第六十二章 夺嫡之争
但由于进士馆后来中途停办,其外班人员在发得讲义自修后,亦准与考。
考列最优等者,弘文出身者奏请留馆授职,并予以弘文院升阶。部属中书保奖以原官升一级。
考列优等者,弘文留馆授职外保加升衔,并酌派本衙门要差,部属中书归原衙门优先选用,并酌派本衙门要差。
考列中等者,弘文留馆授职外,并酌派馆差,部属中书酌派本衙门主稿等差。如有自愿外用知县者,准其禀明文谕院和进士馆方面后,以知县散馆班次即选。
考列下等者,需留馆补习一年再行考试,分等录用。
天法三十三年十二月,文谕院举行首届进士馆毕业考试,考试按学员所学科目,分场发题,并添试经史。
各科试卷由该馆教习分门校阅,分数呈请会考大臣核定。将各学期分数与此次考试分数平均计算,即作为毕业分数。
八十分以上者为最优等,七十分以上为优等,六十分以上者为中等,不及六十分为下等。
天法三十四年二月,文谕院会同弘文院、吏政府带领引见进士馆毕业人员,各授职务、加衔。
由于进士馆在天法末年即被裁撤,所以仅存的约十届进士馆毕业生,形成了近乎垄断孝宗朝前中期的馆臣一党。
顺朝立进士馆的目的在于使新进士能够更新知识结构,掌握与时代相适应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新学以适应社会的变化,以造就新政人才,为朝廷的维新变法服务。
履任两广经略使、瀛洲大都督府大都督、户政府尚书和政事堂平章的京山伯陈荩,曾说过:
“欲使向业科举之士,增益普通学识,讲求法政、经济,以期皆能通时务而应世变。”
应该说朝廷在这方面部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进士馆毕业人员对天下士人学习经世致用的实学知识起到了很好的模范作用,这一批进士本身进入仕途后对于政治改革、文化教育等方面也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后来被称为“馆臣”的这一代人,虽然未能在世祖朝掌握朝廷的实权,可是他们却起到了将世祖朝的维新之风,延续到孝宗朝的重任。
更遑论馆臣学风,通过各种方式和渠道浸染至民间,对于叶方实学的大行其道、对于经世致用学风的广为流行,都产生了很好的作用。
顺初的重臣,多是跟随三圣经历过明末农民起义战争的从征元勋。这一代人在政治上都有着清廉俭朴的特点,而且熟悉天子李来亨的意图做法,具备特别敏锐的嗅觉,在能力、才干上也由于具备丰富的实干经验,而能担负起各种各样的职责。
但他们也有其他的问题,例如文化素养较低、例如人员接替的青黄不接等等,这些都是显然有劣势于顺朝江山巩固后诞生的那新一代人。
而且世祖晚年,由于误杀楚王的事情,性情乖张不定,圣心难测。天子常常因各种各样的疾病不能理事,朝政多委于大长公主、齐王、魏王、燕王、韩王、义侯之手,太子之位长期悬空,诸皇子结党内斗,使得众多开国元勋重臣并卷入其中。
后来夺嫡之争渐渐明朗,形成了长公主李徽柔支持的附齐一党,以及义侯张玄朗支持的附魏一党,两党斗争愈演愈烈,特别是在天子常常因病不能视事的情况下,简直快要到了无可救药的地步。
附魏一党后来因为远征印度的惨败而垮台,义侯张玄朗亲自主持的伐印之役在天法四十八年时正式宣告失败,曾经权倾一时的征虏大将军张玄朗被明军俘虏以后,不仅没有自杀殉国,而且还向呆迷儿帝国屈膝投降,被封为义王。
虽然附魏一党极力隐瞒此事,还在国内大肆营造张玄朗海战牺牲的种种悲壮事迹,但后来明顺议和时,有使者将此事密报回国,东窗事发,天子震怒之下,开始着手清理魏党。
伐印之战的失败,本来就让天子的威望大受影响,许多朝廷大臣也趁机反对世祖一朝穷兵黩武、布武天下的大战略,要求朝廷改易政策,与民休息,使得李来亨极为被动。
魏党这时候东窗事发,就成为了天子的泄愤对象,惨遭整治,许多元勋大臣都因此被贬官、流放。
虽然此案继续沿袭了顺朝不开大案清洗功臣的先例,没有大开杀戒杀人,但也使得两千多人遭到流放,魏党就此彻底失势。
然而附魏一党的彻底失势,却并不标志着齐王的完全上位。
最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天法四十九年,此时天子的病情愈来愈严重,已经开始出现了连续半年不上朝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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