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学校中以老农为师，又设了专门的农场钻研“土质之化分，种子之剖析，肥料之制造，气候之占测”等等，潜心考求，力图进步。
　　周祚鼎的做法，无疑是受到他儿子的老师方以智极大影响，这种求真务实的桐城学派学风，也因此深入到陕西士人的骨髓之中。
　　在乡官学堂开设一年多的时间后，周祚鼎又在渭南各地办“场”，即以营庄名义开设官办农场，以此推广新的农作物种子和农业生产技术，“民之来观者日多，遂知务农必有学，五谷需新知，农学之课大盛于秦”。
　　陕西是顺朝众多开国元勋的桑梓故乡，所以在财政协饷上经常得到优待倾斜，周边不少省份都要承担向陕西协饷的责任，如湖北一省每年就需要协饷一百五十万银元之多。
　　但由于周祚鼎对陕西农林渔牧业的改良，到天法六年时，湖北对陕西的协饷就减少到了每年二十万银元。
　　为了解决水土流失的问题，周祚鼎还在长安设立了陕西林业监，专门研究种树技术，又从江南请来了不少喜好钻研花卉树木的金石学家，将他们那些本来无益于国事的、钻研奇花怪石的学问，全用到了研究种树上头。
　　天法八年，宁夏、河套被合并为朔方省，周祚鼎由陕西节度使升任为西北经略使，管辖陕西、甘肃、朔方三省。
　　他在宁夏创办官办牧场，设立种牛、种马牧场，对“管理饲养回交诸法，无不穷极研究，以兹繁殖”，西北的畜牧业得到极大发展。
　　周祚鼎认识到要实现陕西经济的复兴和进步，就必须发展农业的相关教育。经历明末多年战乱以后，像周祚鼎这种重视实务的士人不在少数。
　　所以他在长安筹建农业学校，普及农学知识，“欲修农政，必先兴农学”，数年间便吸引了大批经世派学者到陕西教学。
　　可以说，周祚鼎花费了五年左右的苦功，虽然没能促使西北农业发生根本性的革命，但这些建立在传统农业基础上的改良，则使得西北经济得到极大恢复，他自己也因此官运亨通，后来更依靠此时建立的雄厚经济基础，在准噶尔战争中屡立殊功，得以官拜政事堂平章。
　　明朝时对矿产开发的限制，主要是担心有乱民皆挖矿为名聚集，形成乱源。后来万历时期广设矿监，又由于吏治问题造成了大量不良社会影响，情况更加糟糕。
　　但顺初时政治还算清明，朝廷不吝啬于杀人，也不怕激起所谓的民变。
　　因此周祚鼎对陕西开矿是采取完全放开的态度，可也因此造成了陕西私采漫无边际的问题。
　　为了整顿矿业，在时任西北经略使（此时朔方尚未置省）蔡仕的要求下，周祚鼎不得不大力整顿矿业了。
　　为此周祚鼎设置了矿政监，在陕北等矿藏丰富的地区还设立了许多分监，调查矿产、制订矿章、清查矿税，使陕西省的矿冶业迅速振兴。
　　在周祚鼎的主持下，陕西农业迅速恢复，工商业也得到发展，人口同时激增，为此后激荡的准噶尔战争及治理黄河上游的重任打好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陕西省仅为大顺江山的一隅之地，但从顺朝对陕西的治理，可以看到顺初政治清明局面之下的一批良吏，他们虽多出身前朝，但生活多俭朴艰苦，而且因为经历过明末的乱世，厌恶清谈、崇尚实学。
　　讲究经世致用的桐城学派开始大行其道，而过去兴盛一时的陆王心学和程朱理学都遭到了朝廷的沉重打击。
　　陆王心学要为明朝的灭亡背锅，而程朱理学则是因为社会上长期流传朱家皇族为朱熹之后的缘故，所以顺朝君臣都在无言的默契中打压程朱理学。
　　地方上的士绅也多以程朱理学同前朝关系甚大的缘故，少有人以此学立身，因此世祖一朝的学风为之大变。


第五十六章 叶方实学

　　在国子监祭酒方以智的引导下，上承南宋永嘉学派的桐城学派得以大兴。因为永嘉学派在宋代时即被称为“事功学派”、“功利学派”，提倡反对理学谈论心性而强调事功，主张“务实而不务虚”，视事业的成功为言论的标准。
　　这一学派因此在世祖朝后被经常被称为“叶方实学”，成为了迥异于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以外的顺朝官方思想学派。
　　叶方实学以南宋时浙江永嘉的大学者叶适为鼻祖，叶适主张功利之学，反对空谈性命，对朱熹学说提出批评，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
　　叶适讲究“功利之学”，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的政策。
　　他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
　　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但强调“止于中庸”。
　　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当时性理空谈，对于理学家们所最崇拜的人物如曾子、子思、孟子等，进行了大胆的批判。认定《十翼》非孔子作，指出理学家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谬论。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都有贡献。
　　叶适的学术思想，以及在其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叶方实学思想，符合顺朝的政治主流，也符合世祖开拓四海、步武天下的雄心壮志。
　　这种事功思想使得顺朝一代的学者士人，开始以钻研实务和科学为要旨，不奉六经而只奉实际，成为了当时的学术新作风。
　　在诗文创作上，也造成了顺代文人“务去陈言”、“词必己出”的传统，从观点到文字均力求新颖脱俗，提倡独创精神，主张“片辞半简必独出肺腑，不规仿众作”。
　　叶方实学的宗旨是“事功”思想，主张利与义的一致性，“以利和义，不以义抑利”，反对某些道学家的空谈义理。
　　世祖朝后的学者，因此多认为“道不离器”，反对“专以心性为宗主”，对董仲舒提出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表示异议，曰：“既无功利，则道义者无用之虚语尔。”
　　当然叶方实学也造成了一些不良影响，首当其冲的便是因为叶方实学继承了传统儒学中“外王”和“经世”，提倡“学与道合，人与德合”，杰出人物应是“实德”和“实政”的结合。
　　结果就是造成了“事功”演变为僵化的“事大”，“实德”和“实政”的同等重视，演变成了僵化的只重视“实政”。
　　在顺朝中后期，叶方实学成为了为富不仁的大资产阶级自我辩解的学术工具。他们声称自己在事业上的成功，就证明了自己在思想和品德上的成功，社会上因此出现了过分重利而轻义的潮流，世风日下、道德败坏的情况也日渐严重。
　　有顺一朝，叶适这个元明以来地位不高的学术人物，历史地位也被越推越高。而朱熹，则被顺朝学者歪曲历史，引述元顺帝改封朱熹为“齐国公”的史实，将程朱理学说成了是蒙元异族统治者推动出来的学术思想。
　　叶适本人则先是在天法十九年被追封为金华公，孝宗明命十一年，又诏封叶适为叶子，列于汉唐诸儒之上。
　　高宗年间，朝廷又诏升“先贤叶子于十哲之次”，叶适的牌位从孔庙东廊进入了大成殿。
　　叶方实学的发展对顺朝而言，有功有过，但这种事功思想毕竟优越于已经完全僵化的程朱理学和走上了彻底放飞自我道路的陆王心学。
　　对于事功、对于功利的追求，也适合资本主义的发展，符合资本主义发展时期工商业从业者的群体心理。
　　因此大受欢迎，以至于成为社会的主流思想，倒也不完全是因为大顺官方的推动作用。
　　不如说正是因为社会上对叶方实学和事功学派思想的广泛推崇，才反过来使得这一学派成为了顺朝的官方主流思想。
　　不管怎么说，国家因此思想一度兴盛起来，工商业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叶适本人当年主战抗金的言辞，也很适合顺朝布武天下的战略方针，两相结合，叶适的历史地位是越来越高。
　　甚至连带着叶适曾经依附过的南宋权相韩侂胄的历史地位都大大提高了，整个南宋以来韩侂胄、史弥远两派互相争斗的历史叙述都被改变。
　　史弥远当然遭到了严重抨击，而韩侂胄主战的一面则被大大提高了其光辉的形象。
　　元明时关于南宋的整个历史语境和框架，也因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以永嘉学派为主视角的宋史研究，也同前代宋史产生了很大差别。
　　而远赴印度，以呆迷儿帝国（西洋人所说的daminer帝国）的名义重建明朝的孙可望君臣，则坚持程朱理学为立国之本。
　　到孙可望之孙继位时，在呆迷儿又形成了天主教经院哲学与程朱理学的河流，并最终在十八世纪时形成了天、儒、印三教合流的趋势，逐渐形成了以天主教张孙宗（即天主教张献忠——孙可望宗派，又称为天主教印度仪式派，为一受到罗马教会认可的正式宗派，到二十一世纪时在南亚和东非地区，拥有约十五亿信徒，为天主教最重要的宗派，顺带一提，张献忠和孙可望两人，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罗马公教会正式追封为天主教圣人）、儒家程朱理学和印度教为底色的融合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