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不求生 (宇文郡主)

　　李来亨自己在收取辽东全境，并且在大顺军占领毛怜卫，剥夺了清军优质战马来源，且彻底隔绝了清国同东北腹地的交通联系渠道以后，便无意加紧讨伐朝鲜。
　　正相反，现在清军实力遭到重大削弱，事实上已不可能对顺朝造成任何威胁。
　　而金福临、金代善君臣，为了巩固满洲人在朝鲜的统治，肯定还是需要继续推行那一系列残民以逞的暴政。
　　这就会为将来大顺军以王师形象收复乐浪四郡的旧地，创造极为良好的前提条件。
　　所以李来亨是跟着不急着下令大军进入朝鲜，他对清国提出的割让平安、咸镜两道的条件，其实已很满意了。
　　只要顺军牢牢控制朝鲜半岛的关北、关西地区，那任满洲人在平壤和汉城如何兴风作浪，也绝对掀不起什么大浪，更无法挑战顺军在东北亚的霸权地位。
　　只是朝中大臣，颇有一些忠义之士，皆认为收复辽东以后，清军士气低落、军心瓦解，恢复朝鲜社稷的机会已经完全浮现出来了。
　　这样的大好时机，不立即挥兵南下光复朝鲜，难道不是误国吗？
　　李来亨自己的想法，毕竟上不了台面，更不符合大顺以仁义立国的宗旨。
　　这段史事，于后世必然成为顺史的敏感部分。
　　最后还是由李来亨直接授意方以仁同清军使节团议和，方以仁借口以顺军在收辽之战中，士卒病死、冻死者极多为理由，竭力张扬顺军已不能继续作战的道理。
　　此时方以仁所说的收辽之战顺军“捐躯辽土者以五万计，伤者又倍之；骡马冻死、病死者，则以二十万计；国朝十年生聚积累，一朝散尽，不复能战”这句话，在后世更成为了有良心的共和派历史学家抨击李来亨的一大证据。
　　关于收辽之战，顺军到底伤亡了多少人？
　　一直是后世顺史圈特比热门的一大讨论话题，有人根据当年方以仁的奏疏得出了顺军阵亡将士五万人、伤亡十万人的数据，有人则根据兵政府的文书得出了顺军伤亡总数只有不到二万人的数据。
　　而在民间，由于共和派史学家的大力宣传，收辽之战大顺北伐军的总兵力五十万人中伤亡达到三十万的数据，则最为深入人心。
　　在大众传媒的层面，“收辽”、“征东”的史事，则依托于顺朝时期特别发达的戏剧文化，诞生了诸多如五虎征东、六老存清一类的演义戏剧。
　　这之中最著名的当属《小将洪景来》的系列剧。
　　这个系列剧系由朝鲜文人创作，以当时领导抗清义军的朝鲜本土豪帅洪景来为主角。
　　只是由于此时朝鲜已经成为了顺朝统治下的行省地区，所以剧中的洪景来便成为了顺朝开国名将谷可成的私生子。
　　洪小将的故事多以展现顺军伐清救鲜的种种逸事为主，由于洪景来的性情乖张，在剧中创造了数量繁多的名场面、名台词。
　　什么“你们这些东虏给我老实呆着，看我请大顺天兵来，把你们一个个送上天”、“他妈的、朝鲜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后来甚至被共和派利用，成为了倒皇派文学的一部分。
　　而就天法五年的情况来看，朝鲜的士大夫精英阶层，无疑又一次对顺朝痛感失望了。
　　因为就在这年的秋天，顺朝终于同清国达成了正式的和议，清国割让朝鲜的平安道、咸镜道给大顺，大顺则承认了清国的藩属国地位，并正式册封金福临为朝鲜国王。
　　此事一出，天下哗然，特别是辽东、朝鲜地区的士人，都为之震怒。传闻和议达成的当天，便有一群太学生冲入太师府中，将方家捣毁。
　　又由于没有多长时间以后，天子便违反和议的条约内容，重新对清用兵，因此这一和议结果在正史中便成了清军使节团重金贿赂太师方以仁才达成的。
　　三年后大顺重新对朝鲜用兵时，方以仁即因承担和议的责任而被罢免了相位，顺初方党独霸朝堂的时代彻底结束。
　　直到后来方以仁依靠促成郑森归附顺朝的功劳复起，方党才重新活跃在大顺的政治舞台上。
　　也由于方以仁为天子背了这个无名锅，后来其孙在编写《世祖实录》的时候，便对此段历史做了不少春秋曲笔，造成后世史学家的更多争论……


第五十三章 都督府辖区

　　大顺朝得国至正，对民间基层社会的政权组织建设空前完善，所以朝廷的自信力也空前强大，并不禁止民间的各色结社。
　　由于战争的需要，虽然收辽之役以后，满洲人已经不再成为迫在眉睫的一大威胁，可是河套以外的蒙古各部落，依旧时常南下入寇内地，正在漠西崛起的准噶尔诸部，更趁着东蒙古诸部权力结构的瓦解和真空大举西进。
　　战争的威胁，始终没有消退。
　　在这样的形势下，为了筹措骑兵所需，朝廷已经多次发布了允许民间养马、鼓励民间养马的诏令。
　　同时大顺军在巩固对河套、青海的统治以后，也于当地设立了官办的马场。同样，收辽之役后顺军占领了毛怜卫一带，为了避免东北地区又有像满洲人一样的地方强权崛起，顺朝对东北的统治特别用心，毛怜牧场也得到了严密完善的控制。
　　在东北一带，辽西、辽东并合并为辽宁行省，设立了节度使、观察使、采访使、营田使等等建制，恢复了明朝以来的郡县建制。
　　由于清国统治期间，曾经将大批关内百姓掳掠至辽地为奴隶。
　　对于这一批百姓，顺朝则根据其资源与否，授予路费盘缠，由官府组织回乡活动。
　　愿意留在关外继续生活的百姓，则授予份地和房舍，使其能够安居乐业——当然份地和民宅的来源，当然是出自于没收清国权贵之手。
　　经过历年战乱以及难民的回乡潮后，辽宁省的人口大为减少，虽然不至于到十室九空的地步，但相比较万历鼎盛时期的形势，人口稠密程度已经减少了数倍以上。
　　为此，顺朝又不得不继续组织大规模的移民实边活动。
　　此前数年间，大顺主要是从河南一省迁徙人口，充实遭到清军撤离时系统性破坏的畿辅地区。现在则又从山东一省，由官府出面组织了大规模的移民活动，一年间即移民约十余万百姓。
　　为了让这些百姓能够安居乐业，不仅多赐份地和田宅，而且还在边墙一带设立了大量军屯田和屯垦农庄，以军屯护卫边境，防止蒙古、满洲的残余部落袭扰内地。
　　同时在天法五年、天法六年两年间，顺军又在东北地区继续执行了进一步的犁廷军事行动，大军向西北、东北两条边境线出击，过松花江，远至黑龙江，大量搜括活动于当地的蒙古、满洲和索伦人部落，获其部众总计五万余人，刀甲威吓后方徐徐南行。
　　这些被远征军虏回内地的东北各族部众，此后又被安插到北京、天津和张家口附近居住，形成了一支类似明朝达官的少数民族势力。这些部众中的不少人，后来都参加了大顺军队，在世祖朝的准噶尔战争中起到了很大作用。
　　天法六年，刘芳亮从黑龙江凯旋回师以后，朝廷即在辽东边墙以外，又设立了黑龙江和吉林两个都督府辖区，从此开启了顺朝的都督府制度。
　　黑龙江和吉林两个都督府辖区，此时都直接受辽宁节度使的节制，在下级重要的行政官员则都由朝廷直接任命，不对都督负责。
　　都督有实权，但很难说是大是小，边界也难以确定。
　　都督军政一把抓的大权，受到来自朝廷的无数限制。朝廷和辽宁方面总是不断进行指指点点，调整制度设计。来自朝廷的诏令层出不穷，其中许多并不符合都督府辖区的现实，但都督也只能想办法执行。
　　与此同时，朝廷又对都督防备重重，谨慎把握任期，只选择最受信任的人担任该职，而且往往从远离东北的南方人中挑选。
　　都督的职权多，范围广，但是由于职权边界不明确，几乎处处都受到其它衙门的牵制。曾担任吉林都督的文臣刘钟泰就曾抱怨过“关外都督一人担关内节度、观察、采访、营田诸使职责任”，军事事务、司法事务、税收工作、处理部落问题、整备军务都需要自己负责，然而这些工作往往和其它衙门官署有交集，并随时需要听从朝廷的指导。
　　总的来说，是权力的分散和交错导致了都督们没有力量进行反叛。他们必须也只能在朝廷和都督府辖区各衙门官署之间寻找平衡，充当制衡者和中介人的角色。
　　在顺朝的历史上，严格意义上来说并非没有“叛变”的都督。这唯一一位叛变的都督，就是青丘州末代大都督，他发现青丘除了少数大城市之外都赞成独立派军官团主张的共和国计划后，决定同意独立派的主张，签订了独立条约，并借此成为了青丘共和国制宪和政事堂会议的一员。
　　在此后的许多年中，这种都督府制度很快就扩张到了半个地球的范围内，为世祖朝的大扩张建立了制度上的保障。
　　在飞机、电报、蒸汽船和火车没有发明的年代中，这种制度虽然造成了许多都督严重的贪污行为，但也确保了顺朝海外属地的稳定和安宁，促成了世祖、孝宗以来的长久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