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胡马 [全本校对] (赤军)

　　裴该说这就对了嘛——“我宁便民而不便官。民便则喜，必肯守律，而奸宄难生；官吏便，则民必怨，岂有民怨之国，而能长久者乎？”
　　不过裴该也考虑到，唐代长安城终究是数百年后的产物，推倒里坊制更近乎千年之后，以目前人口数和城市、商业规模而言，自己的想法未免有些超前了。所以他命徐渝设计的长安城，也比唐时规模为小，面积仅仅五十平方公里左右。趁机也可以避开城北最低洼潮湿之处，不必要跟唐太宗似的，被迫再于城北兴建一座大明宫。


第二十六章 治大国如烹小鲜
　　天子无私事，裴该的一言一行，皆有著作郎随时记录下来，以编纂《起居注》。这一制度可能是肇始于西汉武帝，或东汉明帝时代，但一直不设专职，要到晋朝，才确定由秘书监下属起居郎来负责——也算是司马氏对封建政治制度发展所做的少数几桩贡献之一了。
　　所以除非军国要务，严禁外泄，否则象规划新长安城之类的事情，根本就不可能瞒得了朝臣——且还有工部、虞部掺和呢。因而不数日后，便有多名朝臣上奏，以天下未定，府库未充之故，请求陛下暂寝修城之议。
　　裴该回复说我没打算这就修新都啊，不过预先做点儿规划而已，能够浪费多少人力、物力？裴嶷却反倒提出：“新都非旦夕可成，必须先期规划。且建新都有利于彰显天子之威，国家之盛，即便天下尚未底定，亦可因应形势，徐徐为之。”
　　御史中丞熊远和监察御史陈頵都上奏驳斥，不过熊孝文主要是质问裴嶷，倘若现在就营造新都，人力和钱粮打哪儿来啊？陈延思则表示，以洛阳为都城正好，何必再劳民伤财，计划西迁到长安去呢？
　　不必裴该开口，徐渝就主动跳出来跟两人辩论了——主要这是他工部接手的第一件大工程，岂容他人破坏？而且营建新都是有望留名千古的，就跟“器勒工名”一般，将来史书上多半会记一笔，长安新都的总规划师是他徐渝徐子垠。
　　徐渝首先上疏反驳陈頵，说：“朝廷以关中戎狄多而不易镇定故，乃设西京，此事既成定论，御史不宜再沮。则旧日狭迫之城，岂能为我朝之新都啊？即便天子仍居洛，而不时西巡，亦当建城……”
　　然后再回答熊远的问题，并且趁机提出建议：“今祖公于三台破羯，所俘近万之众，行将押来河南。臣以为，与其如诸公所言，设屯务农，不如予我工部，先期于龙首原南平整土地，以便钱粮丰足时，营建新都。
　　“从来俘虏最难安置，彼等既从羯，罪不可绾，唯天子仁厚，不忍加诛，然亦不可轻纵。彼等释耒耜已久，唯恃气力，与其务农，不如务工。工劳而死，前罪自赎，工劳而不死，始可赦之于垄亩之间，复为国家编户。总比征劳役，伤农人，为合宜一些吧。”
　　这年月是没有国家工程队的——私人工程队也不多，而且规模都很小——搞大工程都得要征召农夫充役，有可能影响到农业生产，所以历朝历代于此事都慎之更慎。徐渝就此建议，何妨如从前俘胡的旧例，把战俘充作劳役呢？开山挖矿的胡虏目前足够用了，新的战俘——不仅仅如今的羯赵，也包括以后可能逮着的南蛮——全都押去做工做到死，废物利用，不是很好嘛。
　　裴该览奏，颇为心动，但还是警告徐渝：“彼等多数本亦良善百姓，不过为羯贼所蛊惑或挟裹而已，卿勿急于事工，而浪执彼等性命。彼等既曾为兵，若唯死而已，振臂一呼，必然生乱啊！”你可别打着一定要累死他们的主意。
　　开国天子，权威还是很盛的，于是朝议最终认可了徐渝之言，也由此决定了这批河北战俘，以及日后所获战俘的命运。
　　或谓：长安城每块砖石下面，都掩埋着战俘的累累白骨……
　　当然啦，虽然裴该讨厌骈俪文，终究群臣旧习难改，所奏并非上述那些文字，而要雅驯（生涩）得多；至于裴该所下诏命，多由秘书润色，甚至于他只是说个大概意思，而由秘书拟稿，亦难免雕琢之态——顶多质朴一些，力求靠拢两汉文学、建安风骨罢了。
　　因为天子喜欢什么样的文字，或者说尚可忍受什么样的文字，秘书省郭璞、胡飞等人是再清楚不过了。
　　且说诏命既下，传达到御史省，御史大夫荀闿便不禁对熊远、陈頵等人发牢骚，说：“天子所信用者，多贪功近利之辈，国家未定，岂有肇建新都之理啊？分明彼等为邀宠于上，而罔顾国事。但我不料裴仆射竟也作此语……”
　　有人自然就有江湖，有政府自然就有党争，历朝历代这都是避免不了的事情，只看能不能限定在一个尚可容忍的范围内，尽可能形成良性竞争，而不是互扯后腿罢了。此前在晋时，朝中主要是荀党或称东党，和裴党或称西党，双方明争暗斗不休；至于祖氏，军权虽盛，于政治上却并不甚用心，导致集团小弱，根本形不成鼎足之势。
　　等到华朝肇建，东党乃趋势微，原领袖荀组受拜从一品少傅、宜都县公，荀邃受拜从二品特进、新息侯，但都没有实职，不过吃一份空俸而已，即便第三号人物荀闿，也未能名列宰相之位。
　　大获全胜的自然是西党，只是西党也非铁板一块，掌权之后，其内部自然也会分出派系来。统而言之，可以称为儒臣派和吏僚派，或者说世家派与寒素派。
　　天下高门，无过裴、荀，所以裴嶷、裴诜等人就是儒臣派的代表，也包括了禅让功臣华恒、王卓等，残余的东党遂逐渐向他们投诚和靠拢。其与旧世家代表荀组叔侄的区别，不过是相对重视事功，而不喜垂手清谈罢了。
　　吏僚派则主要是裴该在关西时即授予实任，负责各方面具体工作的那些官吏，如今多数担任各部首长，或者实权副职。出身稍高一些的，多河东或关中的二流家族子弟，比方说柳卓、柳习、韦鸿、胡焱、辛攀、辛明等，低下者实为寒门出身，甚至出于商贾之家，比方说徐渝、郁翎、周铸、妫昇、蒋通等辈。
　　裴该想要扶持寒门，以平衡甚至于制压世族，但寒门虽不是阿斗，却也不是几道限田、设学、科举之类的诏令，立刻就能人才辈出，充斥朝堂的，世家子以其丰富的学习资源和深厚的文学功底，天然便压过寒门一头。但那些自关中追随裴该，直至改朝换代的寒门吏僚，既有从龙之功，于他们头顶是不存在玻璃天花板的，入相封侯并非痴心妄想，因而做事格外卖力。
　　当然啦，在儒臣派看来，即便是站在第三者角度来公允地评判，这些家伙都未免太急于事功，太急于邀宠了，不利于国家机构的稳定和社会生产于大乱之后的恢复。裴粹在关中，就曾经写信给裴嶷，说：“如汉初名相，萧、曹也，不闻有魏、黄……”
　　萧何、曹参的施政，秉持黄老之意，无为而治，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恢复；魏相、黄霸虽然也是一代名相，但执法过刚、施政过苛，唯有在太平时节、盛世之际，才能显身扬名啊。所以说——“愿文冀为萧、曹，勿为魏、黄也。”
　　裴嶷对此的回答是：“乱世用重典，国贫谋事功，且待天下大定，方能宽政无为。”你说得有道理，但还不是时候。
　　所以就目前状况而言，这两个派别尚能协作无间，但随着局势逐渐稳定下来，更多世家靠拢儒臣派，更多故晋小吏靠拢吏僚派之后，又会将政局导向何方，那就谁都看不清了。
　　不过裴该对此还是有所警惕的，他防微杜渐的应对之策，就是要逐渐削弱双方的力量，再利用科举制引入更多人才来加以平衡。其实枢密省之设，也同样是平衡儒臣、吏僚的一种手段。
　　汉初诸吕乱政，之所以失败，为有周勃在也。只要运用得当，则军功贵族不但不会干政擅权，反倒能够成为稳定朝局的一支奇兵。不过旧关中军诸将因枢密省之设，认定了天子重视武人，唯有陶士行对此却有不同的看法。他曾经在给儿子陶瞻的信中写道：
　　“或谓晋乱之时，武夫跋扈，劝天子勿置枢密，可稍稍制约武人。然我以为，天子置枢密，非重武也，实限武也。古来出将而得入相，今我虽以枢使身份列名宰相，于政事堂中却为文臣所环绕，对政事几无置喙处。由此既加军衔，则与文政无涉，武夫势不能再干政也，前汉大司马大将军之任，无可复见。
　　“是以奉劝吾儿，早卸都督之任，唯取刺史、太守之职。否则如前汉公孙贺之后，武夫安得再有宰相之份啊？”
　　裴该的这份心思，其实从未对人明言过——即便是皇后荀氏——唯有裴文冀和陶士行等寥寥数人，能够从蛛丝马迹中窥见一斑。不过他在官吏选拔和任用上，以太学作为从九品制到科举制之间的跳板，这种想法，明晰的人就很多了。
　　关中曾开科举，但是规模不大，既已改朝换代，他就打算行之于全国，却遭到了儒臣们的一致反对。于是裴该重兴太学，暂时以太学的毕业考试，部分代替旧时的九品制和察举制——太学是只看学问，而不论门第，皆可入学的，而且管食宿，这套规章制度还是董老夫子昔日所创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