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明 (林泉隐士)

究竟谁是这一政策的倡导者？传统的说法仍是李岩。查继佐在《罪惟录》中说：“李岩教自成以虚誉来群望，伪为均田免粮之说相煽诱。”…同书《帝纪》卷十七说法略为不同：“自成性极残，伪党牛金星教以慈声惑众，谓五年不征，一民不杀，且有贵贱均田之制。”

其他一些书虽然没有提到均田，但在叙述起义军实行免粮政策时也归之于李岩的建议。

这种说法究竟有多少真实性，颇值得研究。因为凡是反映大顺政权实行均田免粮的第一手材料都没有交代提出政策的人是准，而直接写明是出白李岩等人建议的作者，又都是同起义军没有接触的人。

其实，追赃助饷同免赋政策是相辅相成的。但是，过去几乎所有把免粮归功于李岩建议的书籍，都把追赃助饷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导人，而李岩和宋献策等人往往被描绘成对追赃助饷政策持保留态度。

这些书籍的作者不懂否定追赃助饷就是否定免粮。既然把追赃助饷政策的提出和推行归之于李自成、刘宗敏等起义军领袖人物，那就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免赋政策的提出也归功于他们。

实际上，大顺政权均田免粮政策的提出是有其政治、经济根源的。

明代后期土地兼并的加剧和地租赋税的苛重，迫使农民大批地逃亡。采取流动力．式作战的起义军前身，正是在土地兼并和繁重赋役驱使下离乡背井的流民。

要说身受其害并已觉悟起来的起义军战士和他们的领袖，不懂得必需夺回被地主阶级兼并去的土地（即均田），不懂得要反对地主阶级政府迫呼敲朴的无情压榨（即免赋），是很难令人信服的。

怎能设想李自成和他领导的起义军在均田、免赋问题上还需要别人指点呢？当然可以合乎情理地设想，根据李自成等农民领袖的指示，由某些有文化的人起草具体的法令和告示，承办人是谁还是可以研究的

第三，关于李岩在起义军中的职务。

崇祯十六年，李自成起义革命大发展的基础上，着手建立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政权，对军队也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起义军将领分别授予权将军、制将军、果毅将军、威武将军等称号。

根据《绥寇纪略》的说法，李自成设置了五营二十二将，“李岩为中营制将军，与其弟牟颇简束其下，勿纵掠。”

可是，《平寇志》卷六和《困榷》卷九十九谈到李自成起义军各营大将时却没有提到李岩，这未必是…种偶然的疏漏。

另外，李白成手下的各营主将（即制将军）所统率的军队差不多都在十万人左右．作战时是要独当一面的。

如崇祯十六年十月，李自成进兵陕西时．自己同刘宗敏等人率师攻潼关人陕，同时命令右营制将军袁宗第带领部队由河南邓县一带经商南、商州进军，然后会师西安。又如，在从陕西进军北京时，李自成同刘宗敏一道率师取道临汾、太原、大同、宣化、居庸关；同时命令左营制将军刘芳亮领兵渡过黄河后经河南怀庆、山西长治、河北保定，最后会师北京。

传说中的李岩既然是“有文武材”的中营制将军，又有女将“红娘子”相助，本应在攻城略地中大显身手，可是，谁也不知道他打过什么仗。

曾经有人说李岩参加过天津地区的战斗和北京防守战。其实有关这两次战役的记载并不可靠，这点下面还要谈到。

第四，关于所谓李岩封侯的问题。李自成在公元1644年正月正式建立大顺政权的时候，曾封功臣以五等爵，当时的大致规定是权将军和制将军封侯爵，果毅将军和威武将军封伯爵。

按照这一规定，如果确有制将军李岩的话，自然也应当封侯。然而在几种主要著作里偏偏没有李岩。大顺政权所封的侯、伯各书记载不大一致，用其他材料来印证可以肯定记（用其他材料来印证有关李自成部将的记载，可以看出《平寇志》比《绥寇纪略》要准确一些。

例如，《绥寇纪略》记起义军右营大将是刘希尧、白鹤鸣、刘体纯；《平寇志》的记载是袁宗第、白九鹤、刘体纯。

证之以《直隶商州志》等书，右营主将确实是袁宗第而不是刘希尧，白九鹤是白真鹤之误，《绥寇纪略》写成白鹤鸣就差得更远了。）

载比较正确的是《绥寇纪略》，即：“汝侯刘宗敏、泽侯田见秀，蕲侯谷英、毫侯李锦、磁侯刘芳亮、供侯张鼐（原注：一日义侯）、绵侯宗第、岳侯某（原注：失其姓名）、淮侯刘国昌”。

这里除了张鼐封的是义侯而不是英侯以外其他都是正确的，有后来的各种官方文书作证。

其他著作如《国榷》虽然误刘宗敏为磁侯，谷英为绵侯，但也没说李岩封什么侯。

到毛奇龄撰写《后鉴录》时，发现各种记载互有出入，就按照自己的想象乱加窜改。他不知道李双喜和李过都是李锦的别名，竟在毫侯李过之外又把张鼐的义侯给了李双喜，而让张鼐继续顶着那个错误的英侯封号。

他见有的书上记刘宗敏为磁侯又深信不疑，于是把汝侯换给了刘芳亮。他相信李岩曾任制将军的说法，就抓住吴伟业留下的“失其姓名”的岳侯赏给了李岩。

他想到李自成手下权将军有两名，制将军是五营各一名，共计封侯的应当是七人，可是吴伟业的记载除岳侯外已有八人，他自己又让李锦用两个不同的名字多占了一个爵位，再加上李岩也得封侯，七个名额实在不敷分配，于是大笔一挥，把谷英、袁宗第、刘国昌三人的侯爵全给剥夺了。

（三）关于李岩在北京的传说

这里首先分析赵士锦《甲申纪事》中两处提到李岩的问题。

一处是起义军将领进入北京后的居住地址：“刘宗敏住田弘遇宅，李大亮住西城大宅，李岩、郭某不知其名住在周奎宅。”

赵士锦的这种说法很含糊，既可解释为李岩和郭某合住周奎的房子，也可解释为他对李岩的住所不清楚。

可是，后来许多书籍却一口咬定李岩就住在周奎家里。例如《平寇志》卷十载：（可以证明谷英、袁宗第、刘国昌被分别封为蕲侯、绵侯、淮侯的材料并不太少，请参看《大清世祖章皇帝实录》（以下简称《顺治实录》）卷十八、卷二o和<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八o二页。）

伪将军李岩据奎第。奎献长公主并银十万助军，希免祸。岩数其为国至戚，鄙吝不忠，夹足箍脑：奎复输银十万，岩笑日：此贼悭吝，不与杀手不吐也，烧烙铁熨其肤。一熨承银一万，累四十熨，遍身焦烂，承四十万矣？先后追银六十万两，珍玩币帛不计其数。其妻夫人卜氏及子妇皆拶指答死，奎犹未死，岩更令奎担水执爨以辱之乃死。

这段记载是不真实的，因为，刘尚友在李白成起义军撤出北京后，还亲眼见到周奎：他说：五月初一，“余见周皇亲率人赉金帛充赏赐。身衣丧服步行，人成指而叹焉”

《顺治实录》卷七载：顺治元年八月初七，“摄政和硕睿亲王赏故明周后父嘉定侯周奎缎百匹、银百两”。

可见，在起义军撤出北京三个多月以后，周奎仍然活着，所谓被李岩刑辱而死的记载纯属捏造，就连李岩住在周奎家里的说法也是靠不住的。

同时在北京被起义军俘获的杨士聪是赵士锦的座师，他就有完全不同的记载：“（刘）宗敏据田（弘遇）府：四月初九日欲移周（奎）府而未果。坊刻称伪李都督据之者非，叉称以小房数间与周者亦非。”

赵士锦提到李岩的另一处地方是说李自成亲自率领起义军到山海关讨伐吴三桂，“惟留李岩居东城，牛金星居朝中，以为守备。”

这同其他记载是有矛盾的：如陈济生的《再生纪略》说，牛金星同贺有威、郭之纬两将留守。

《甲申传信录》说，李过和贺锦留守（按：贺锦当时在甘肃，此系误记）。《甲申核真略》说，西李都督同牛金星留守。《平寇志》说，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万人守京师。”《鹿樵纪闻》则说李过留守。

在李自成率师出征后留守北京的大将究竟是谁需要进一步考证。

如果仅据赵士锦的记载就断定是李岩还不足以成立。其次，关于李岩在天津地区和北京城郊作战的问题。《甲申纪事》附录的一个塘报里，谈到明辽东海州卫生员张世珩报告说：

四月二十八日遏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率贼兵赶天津金总兵，至李村北首，因金总兵官兵往南回，李公子追赶十余里，将官兵杀死。李公子收兵，到李村下营一晚。二十九日李公子领兵回天津，天津城门俱闭了，不容李公子进城，内里百姓大炮打李公子，，李公子带领兵马星夜往北京。

这个材料从内容来看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如“闯贼下总兵李公子”的说法不仅不符合李自成的军制（大顺军是不设总兵职务的），而且在当时民间流传的李公子一般都指李白成。

“天津金总兵”的说法也有问题，据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和《天津县志》，明代最后一任天津总兵曹友义，并不姓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