伐明 (林泉隐士)

遂至乾隆年间成书的钦定《明史》亦采纳了这些说法，于是便成了不易之铁案。然而它们是经不起查核的。

第一，杞县没有李岩，李精白同李岩也毫无关系。《杞县志》在记载该县历年所中举人和进士的《选举志》里，根本没有李岩（或李信），李岩的“父亲”李精白也榜上无名。

康熙《杞县志》的编者还专门写了《李公子辨》，申明杞县没有参加起义军的“李公子”。

李精白虽有其人，但籍贯并非杞县。《河南通志》卷四十五载，李精白中万历癸丑科进士，下注尉氏县人。

康熙《开封府志》也有同样记载。可是在《尉氏县志》卷八《选举表》中却找不到李精白。一般来说，县志出错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因为在科举时代本县出了一名进士或举人是被当作一件非常荣耀的事。

《尉氏县志》阙而不载，说明府志和省志的记载有问题。从《绥寇纪略》的原注中得知，李精白的籍贯有另一种说法，即“原籍颖州卫人”。平步青撰《霞外搪屑》（卷五），根据进士题名碑指出“万历癸丑，李精白，河南颖州卫军籍直隶颖州人”。

此外，《山东通志》卷四十九也载天启朝巡抚“李精白，颖州进士。”颖州在明代属南直隶，清代属安徽省，府治在今安徽阜阳县。

为什么安徽阜阳人中了进士被记载到河南开封府的《选举志》里面去了呢？《颖州府志》和《阜阳县志》对这个问题曾有回答。

原来，明太祖朱元璋在设立军卫所时造成军队同地方犬牙相制的局面，故意把颖州卫划归河南都指挥使管辖：所以，在《颖州府志》卷七《选举表》阜阳一栏里可以看到所中举人进士下注“河南中式”的人很多，这些人都是属于颖州卫籍的，李精白就是其中之一。

关于李精白的家世，《阜阳县志》里有康熙年间邑人李祖旦的一篇考证文章，说：按明季河南杞县举人李信从闯贼，后改名岩，称为李公子，传为李精白子。

考李氏家乘，精白原籍山东兖州府曹县固村人。明初李天从徐达征元有功，授颖州卫右所小旗，升总旗，后为颖州人。

颖州卫籍附河南开封府乡试，故精白为开封府籍，非杞人也。

精白生子长麟孙，次鹤孙。当崇祯八年流贼破颖，鹤孙已先死。

李信之从闯则在崇祯十三年。麟孙改名栩，自崇祯八年以义勇保护乡里著。至十五年死于流贼袁时中，而李信至十七年闯贼僭号后始为牛金星谮死。

以麟孙、鹤孙存殁年分考证，殊不相符。李精白止生二子一女，麟孙、鹤孙之外无有名信者。麟孙、鹤孙俱以万历庚中年入学，鹤孙早死，麟孙于崇祯元年拔贡，亦非举人。及阅河南《杞具志》有《李公子辨》，谓岩并非相人。夫以欧阳公作五代史而李仁福韩逊皆不知其世，寇盗乌合之徒，传闻失实，大概然矣。

李祖旦根据李氏家谱说明了李精白一家的来龙去脉。指出他家祖籍山东曹县，从洪武年间起就隶籍颖州卫。由于颖州卫属河南都司管辖，卫籍的人参加乡试时附于河南开封府。

这就是《开封府志》和《河南通志》在《选举志》里记载李精白的原因，而下注“尉氏人”则是因卫籍致误。

文中还指出，李精白只有两个儿子，次子鹤孙早死，麟孙后改名李栩，是一个专门从事镇压农民起义的土豪劣绅。《阜阳县志》卷十二有《李栩传》，详细记载了他组织地主武装同农民军对抗，得到明政府的赏识，“抚按交荐于朝”，先后赏以都司和参将的职衔，最后在崇祯十五年九月被小袁营的袁时中所杀。

范光阳著《双云堂文稿》卷一也有《李栩传》，内容与《阜阳县志》近似，其中引李栩的话说：“吾先人止二子，弟已死，吾再死谁主先人祀者？”

以上材料，足以推翻李岩是杞县人，中过举，是大司马李精白的儿子等错误说法。

第二,关于李岩因出粟赈荒被县令宋某关进监狱‘红娘子和饥民营救,破城杀令，投入李自成起义军的说法，完全是莫须有。

最有力的证据是，在崇祯十五年李自成起义军占领杞县以前，杞县并没有被饥民或“红娘子”的队伍攻破过，也没有什么姓宋的县令被起义农民处死的事。

据《杞县志》卷九《职官志》记载，崇祯年间的知县元年到四年是宋玫，四年到七年是黎王田，七年到十年是申佳胤，十年到十四年是苏京，十四年到十五年杞县被起义军占领时的知县是吕翕如。

而且前面四任知县没有一个是在任期内被杀的，也没有一个在任期内发生过破城之事。四任县令中确有一人姓宋，就是宋玫，而他任知县又是在崇祯四年以前，同传说中崇祯十三年为救李岩而破城杀令的说法在时间上相隔太远。

何况宋玫在离任后当过吏科给事中和工部侍郎，直到崇祯十六年二月在山东莱阳才因清兵破城被杀。

如果说县令的姓氏搞错了，那么崇祯十三年任知县的是苏京。在他的任期内虽然发生过白莲教进攻县城的事件，但没有破城杀令，苏京在离任以后还当了河南巡按御史。

这里再谈一下所谓“红娘子之乱”的问题。崇祯年间，河南各地大小农民起义此伏彼卢，只要在本地稍为著名一点的，县志上一般都有记载，首领人物的名字和活动情况也大抵可考。

可是红娘子究竟姓甚名谁，家住何方，何时何地聚众起义，却无明文记载。有的书说红娘子攻开封时掳得李信（即李岩）。

既然这支起义军敢于攻打明代周王的封地，可见实力雄厚，为什么清初《开封府志》却毫无反映呢？

至于说李岩被囚于杞县，红娘子来救，清初《县志》不仅没有记载，反而辩驳。

而且，按通常说法，化崇祯十三年底李自成起义军攻占豫西永宁（今洛宁县）的时候，李岩就当了李自成的谋主，杞县到永宁将近千里，李岩和红娘子领着大队人马浩浩荡荡长途行军，为什么沿途各州县毫无察觉，没有留下任何记载呢？

此外，按诸书的记载，红娘子同饥民救出李岩后一道投入了李自成起义军。这以后正是李白成起义军大发展的时期，差不多起义军每一天的活动都有比较可靠的记载，然而就连对红娘子津津乐道的作者，也没有一个人能说出这位恒赫一时的女将的后来活动。

当然，崇祯年间的杞县并不是世外桃源。崇祯八年扫地王所部起义军八万人进攻杞县，由于知县申佳胤负隅顽抗，没有破城。

崇桢十一年七月十五日，杞县爆发了白莲教起义。在知县苏京的血腥镇压下，起义遭到了失败。当时杞县的乡绅孟绍虞，根据亲身见闻写了一篇《白桧行》。

有人据此把白莲教起义同红娘子攻杞县扯在一起，以致“红”“白”混淆，在时间和背景上自相矛盾。一方面言之凿凿，断定李岩是崇祯十三年下狱的，另一方面又把崇祯十一年的攻城事件说成是红娘子来救李岩。

从以上的考证可以得出结论：关于李岩（或李信）在参加李自成起义军以前的全部传说都是违反事实的。

（二）关于李岩参加起义军后的情况第一，李岩为农民革命大造舆论的问题。按照许多著述的记载，李岩参加李自成起义军后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开展革命的宣传活动：

李岩等造为谣言日：“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河南以北远近传播，小逞者延颈思乱。

其他一些书籍也有类似记载。这里的问题是，在李自成起义风起云涌，席卷大河南北的时候，民间流传这种革命歌谣，究竟是苦难深重的贫苦农民发自内心的向往呢？还是只有中过举的李岩才能编出呢？

连当时的一些封建文人和官僚都已指出，是得到解放或盼望解放的贫苦农民编出来的。请看张岱的记载：

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明季以来，师无纪律，所过镇集纵兵抢掠，号曰打粮，井里为墟、而有司供给军需，督速赋甚急，敲朴煎熬，民不堪命。至是陷贼，反得安舒。为之歌曰：“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由是远近欣附，不复目以为贼。

甲申三月，明漕运巡抚路振飞给总督张国维的信中说：

承问敝乡（河北曲周县）事，言之愤悒。敝乡愚民疾视长上，编歌捏谣，伫望贼来。……

这些材料说明，“编歌捏谣”的并不是天才的宣传家李岩，而是广大贫苦农民。

证明李自成和他领导的队伍代表着人民的希望，广大群众是心向着起义军的。如果把它们说成是李岩的个人创作，无论是否符合群众的心愿，毕竟只是一种宣传。

对于那些把起义农民视作寇仇的统治阶级来说，当然宁愿把这些歌谣说成是李岩的“虚声煽动”。

第二，关于李岩建议实行均田免赋的问题。李自成起义军在崇祯十五年以后确实制定和推行了均田、免赋的政策，丁耀亢《出劫纪略》等材料反映的情况已为人们所熟知

。起义军在北京和其他地区对明朝官僚进行“追赃助饷”，是为了解决对农民实行免赋以后的财政来源问题，这充分体现李自成起义军和大顺政权是农民革命利益的坚决维护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