宫女谈往录 (金易)

我们千里迢迢奔赴济南的目的是为了生计，当时的联合准备银行在济南建调查室，但锡还没有到任，该单位就停办关闭了。靠一点微薄的遣散费，我们过着困窘的日子，连电灯都被掐了，点蜡烛。想回北京路不通，竟在济南困居了7个月。最后不得不把大半个家的用品、衣物等全扔在济南，我们只身回北京。但毕竟回来了。济南之行是不幸的，是悲惨的，不但丢了东西，而且失去了骨肉，锡还带回来一身病。

五、做肾摘除手术

大约在1947年，锡由恩师举荐，到北京二中去教课。他带病上班，坚持到解放，终于躺倒了。1950年他做了肾摘除手术，刀口一尺二长，是大手术，医疗费用不少，他有幸享受到公费医疗的补助。术后，他一天天地好起来，从打点滴，吃流食、半流，到终于能吃正常饭了。出院时吴大夫跟他说：“恢复得很好，也很快。摘除一个肾脏没大关系，我也是一个肾。别人能活70，你也能活70。”充满乐观的吴大夫影响了病人。在锡的后半生中，他每每想起医生的话语，他总是高高兴兴，欢欢喜喜，说说笑笑的。

六、老宫女来到我们家

锡出院后还须一段调养期，可这时我已经到北京二十五中(当时还是私立育英中学呢)去教课兼班主任，工作相当忙，只好请了帮工。可那时刚解放，“佣工是剥削”，也没处找哇!此时我们的同学好友刘君说：“我给你们出个主意吧，把老宫女请来，那可是个好心眼的老人，就不知她肯不肯来。”说到老宫女，我们是有旧情的，我们在上大学时曾访问过她，听她讲清宫轶事。可那位老太太(人们称她大姑)是个干净利落人，手中还有些积蓄，她肯来吗?刘君说，今非昔比，她的日子已经不好过了。当年西太后赠给她的东西，早已当卖一空。刘太监不但好吃、好喝，还好抽(鸦片烟)、好赌。刘太监死后，剩她孤身一人，还被匪盗劫抢过，已濒临绝境。

刘君是个热心人，居然把老宫女给我们请来了。我们尊她为长辈，称她何大妈，让孩子叫她何奶奶，从此我们和老宫女有了一段亲密接触的时间。她抽空把宫里的所见所闻、亲身经历，详详细细地说给我们听，其中不乏众多难得的史料。老宫女何大妈直到锡完全恢复健康，上班了，孩子也上了小学才离开我们家。当时我们一再挽留她，并要为她养老送终，但她摇摇头，说要去恩济庄看老刘。恩济庄是埋太监的地方。我们和老宫女的一段情缘就这样结束了，但是她这个人和她讲过的皇宫里的故事，却长久地留在我们心中。

七、在北京二中

大约1947年，锡到北京二中教课。二中是著名老校，历来文理兼重，尤以文科享誉社会，作家辈出。二中出身的作家人数多、影响大、式样广。如乡土文学作家刘绍棠(已故)、大墙文学作家从维熙、京味文学作家韩少华、儿童文学作家尹世霖等，早已享誉全国，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并获奖，名扬海外。锡有幸或说有缘，和青少年时的名人邂逅。从维熙说，王锡先生是我“48年前的老师”；韩少华忆起在二中上学时，王老师给他的作文《秋窗梦》得甲的情景；刘绍棠说，王先生虽然没教过我，但我也曾向他请教过；那位毕业于清华大学，今已成为著名红学家的杨乃济，每想起当年就读于北京二中听王锡老师讲韩愈《祭十二郎文》时生动形象的教态，还念念不忘，记忆犹新；现代文学馆的常务副馆长舒乙，也是二中出身，王锡曾当过他的班主任。中学生时的舒乙是班干部，到过演乐胡同我们家，问功课或谈班上的工作……几十年过去了，锡在北京二中任教仅只数年，却给不少人留下深刻而难忘的印象。

八、兰州之行

20世纪50年代前期，锡离开了北京二中，到兰州西北师范学院去教课，也是恩师的举荐。音韵学家赵荫棠先生曾慨叹：“王锡如果评不上教授级职称，誓无天理!”这是何等的爱戴、赏识和器重!然而他辜负了恩师的企望，五脏不全的锡很难适应西北的气候、生活环境，尤其医疗条件等都比较滞后。他病病歪歪地回到北京。记得那是个寒冬的夜晚，他风尘仆仆地从西北归来，进门第一句话就是：“我回来了，我再也不出门了。”(指到外省外地工作)他脸上满布灰尘、冰碴，眼里溢出冷泪水。他老了，他提前老了，其实那时还不到“知天命”之年。自兰州归来，他再也没出远门，再也没离开北京，再也没离开家，直到退休，直到辞世。

在晚年，锡曾经非常坦诚地说：假如我们没有结婚，假如我没和你结婚，也就是假如我没遇到你，我不会活到古稀之年，顶多活三十几岁，像我爸爸一样，早早听蛐蛐叫唤去了。的确，志同道合，有共同爱好，有共同追求，有共同语言是精神生活的基础；物质呵护又是不可须臾废离的必要条件。锡的一生是穷困的一生，是和疾病斗争的一生，又是在政治运动的漩涡中翻滚挣扎的一生。是什么动力使他战胜种种不幸和困难，而顽强地活到76岁高龄?


附二：相濡以沫五十年(3)
锡有一个温馨的家：我们育有二子二女，四个孩子在阳光下成长。虽然生活并不富裕，靠薪金度日，却也其乐融融。四个孩子四条红领巾、四名共产党员……

到毕业分配，小女儿首先报名到黑龙江的生产建设兵团，一干10年，是劳动模范。老二、老三进工厂，很快被评为厂先进、局先进，把奖状拿回家来。我们的老大虽是残疾人，但他残而不废。他搞技术革新，有发明创造，提高效率几倍，曾连续被评为北京市的劳动模范。他和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国家总理握手合影的照片，曾悬挂在劳动人民文化宫里，报刊上也屡次刊登他的先进事迹。此时我也两届被选为北京市东城区的人民代表，光荣地出席了“北京市文教卫生系统先进工作者大会”(也称“群英会”)。不久我们家被评为“全国五好家庭”。

锡就生活在这样美好的环境里。

九、从事成人教育

在北京，锡转入了另一教育领地。他到煤炭工业部、第一机械工业部五四七厂的业余学校教工人、教干部，提高文化水平。每天早晨骑自行车去北郊上班。他勤勤恳恳，向工人学习，颇得好评，他曾获得部局级“先进工作者”称号。只可惜光荣的时刻太短暂了。反右斗争开始了，只因他诤言教育现状，加以出身问题，又去过日本，竟在运动后期，他王锡的名字被填入右派名单里了。他被遣送到北京西郊石景山吴家村北京重型电机厂劳动改造，参加建厂劳动，很艰苦，劳动量很大。但他不怕累，不畏苦，还广泛接触工人、干部。如市劳模王维刚，工人出身的对联专家常治国等人，都成了他密切过从的好友。他渐渐被厂里发现：王锡很有学问，是个人物，要发挥这个摘帽右派的作用(他是最早摘掉右派帽子的人之一)，让他到厂教育科来工作，辅导大专班学员，学习毛主席诗词。孰料此举竟轰动了7000人的大厂，从书记、厂长，到车间主任，纷纷来听王锡老师讲课。教室小，就搬到大礼堂上课，而后来的人仍然没有座位，只好站在门外，蹲在窗台上听讲。工厂里掀起了大学毛主席诗词的高潮。几十年过去了，那当年的青年学员已成老工人将退休，王锡辞世10年了，至今还有人想起那“钟山风雨起苍黄”一句诗，王老师讲了两个钟头。

十、退而不休

“史无前例”的10年过去了，我们已临退休之年。锡却退而不休，许许多多的工作在向他招手。他先抓空把当年存留的焦裕禄事迹剪报整理、粘贴、装订成册，亲笔题写书名，装潢得很漂亮，当成文物，保存起来，放在书橱中显眼的地方。他还拿出几十年前编写的《两宋词人编年》底稿，进行梳理、修补，准备有机会出版。他很喜欢年谱学。老友郭耕三先生用出租车把他接走，去为中华书局出版古籍断句标点。老同事贾维因办学，成立辅进补习学校，他鼎力支持，由老伴或子女接送去上班，从不推却。高考恢复了，他的学生、亲朋的子女，以及邻居的孩子纷纷找他辅导功课，他深深同情这些被耽误了的一代，和他们结成忘年交。

就在此时，由于过分的劳累，及常年高血压，他患上脑血栓，右偏瘫，半身不遂了。医生嘱他要多活动。我陪他去景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散步。在老松古柏间的休息椅上看人们打太极拳、练鹤翔庄。他也跃跃欲试，可腿脚不听他指挥，他只能看，不能练。他的学生杨乃济来家看望他，告知先生，为拍电视剧《红楼梦》，在北京修了大观园，即将建成开放。大观园就是他设计的。杨乃济深谙王锡老师学识渊博，功底深厚，对北京故宫了解颇多，即敦请老师撰写这方面的文章。《宫女谈往录》长达20多万字，就是在患半身不遂后，用左手托着右手艰难地写成的。这是他毕生最后一部著作，字迹凌乱是难免的，我经常为他誊清，帮助他查找或核实材料，并往返于东四演乐胡同和故宫内紫禁城出版社之间。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紫禁城》杂志上连载，到90年代初，集结成书。杨乃济为书写序言，这一切锡都很清楚。他拿到《宫女谈往录》初版的样书，是坐在床上看的，戴着老花镜，校订一些错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