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宗棠这时也说:“清廷防我湘勇,是路人皆知。前几年,湘军攻下武昌,咸丰本来很高兴,打算提拔曾公,而满员则言:曾国藩以侍郎在籍,犹匹夫耳。匹夫居间巷一呼,撅起从之者万余人,恐非国家之福也。咸丰听后脸色大变,收回了提拔的成命。曾公率湘勇为朝廷更是出生入死,却到现在还是兵部侍郎衔,连四川总督也不给。所以,我们为满人的江山社稷卖命,实在不值得!与其坐而待毙,莫如先发而制人。”
李元度一向自视甚高,他的平江勇有一万余人,兵强马壮,他问道:“如若我们湘人起事,胡公、左公可牵头?”
这个问题,当着曾国藩的面,问得突兀,胡林翼看了一眼曾国藩,咳嗽了两声,道:“胡某不是推诿,是自认为才气远不如左宗棠,他品学为湘中士类第一,横览七十二州更无才出其右者,而且我的身体又十分虚弱,最近经常咳血,实难当长久之大业。”
左宗棠没有说话,他也把目光投向曾国藩。当时左宗棠名声虽高,但没亲自带兵,实力还太差,又是“待罪之身”,让他出来当带头人,自然不是时候。当时让曾国藩去辅佐左宗棠,那也绝不可能的,不说别人,曾国荃、曾国华等曾氏兄弟也不会答应,还有曾纪泽,更不可能答应。
在会议期间,众人你一言我一语,曾国藩却始终没有说话,湘军以忠君卫道立命,自然反对自立,但是朝廷的态度,让曾国藩心里也很不爽,作为湘军首领,他也要为战后湘军的出路考虑,等大家都说完了,曾国藩说:“人常言,事者,势尔!窃以为,时候未到。如若我们现在起事,何以带兵?何以平长毛?而且天下百姓,苦战争久矣,如若湘军也造反,中国怕从此再无宁日。等我们平了长毛再说吧。”
胡林翼见曾国藩这么说,知道他还没下决心反清,于是对曾国藩说:“天下糜烂,我们岂能安坐而事礼让?有志者,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
胡林翼说天下糜烂,不是信口开河,1860年的清廷,内忧外患都很严重。
1860年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已经接近尾声。
早在1858年4月,英、法、俄、美四国公使率舰陆续来到大沽口外,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指派全权大臣进行谈判。
俄国、美国公使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却索要诸多好处。
咸丰皇帝一面命令清军在天津、大沽设防,一面派直隶总督谭廷襄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办理交涉,并把希望寄托在俄、美公使的调停上。
5月20日,英法军舰炮轰大沽炮台。驻守各炮台的清军奋起还击,与敌鏖战。但谭廷襄等毫无斗志,望风披靡,加以炮台设施陈陋,大沽失陷。英法联军溯白河而上,侵入天津城郊,并扬言要进攻北京。
这时咸丰皇帝才慌忙另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为钦差大臣,赶往天津议和。桂良等在英法侵略者的威逼恫吓下,分别与英、法订立中英、中法《天津条约》。
条约规定了英法等国公使常驻北京,增开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为通商口岸,外籍传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外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外国商船可在长江各口岸往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对英赔款银四百万两,对法赔款银二百万两等。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撤离天津,沿海路陆续南下。
咸丰皇帝此时冷静一想,后悔了,对条约内容又感忧恐,令桂良等在上海与英、法代表谈判通商章程时,交涉修改《天津条约》,取消公使驻京、内地游历、内江通商等条款,并设法避免英、法到北京换约。
一直拖到1858年11月,桂良等与英、法、美代表分别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鸦片贸易合法化;海关对进出口货物照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内地,只纳2.5%子口税,免征一切内地税;聘用英国人帮办海关税务。但是,英法两国不愿意变易《天津条约》的各项条款,并坚持要在北京换约。”
英、法政府远不满足从《天津条约》攫取的种种特权,蓄意利用换约之机再次挑起战争。1859年6月,在拒绝桂良提出的在沪换约的建议后,英国公使普鲁斯、法国公使布尔布隆和美国公使华若翰各率一支舰队到达大沽口外,企图以武力威慑清政府交换《天津条约》批准书。
咸丰皇帝以大沽设防,命直隶总督恒福照会英、法公使,指定他们由北塘登陆,经天津去北京换约,随员不得超过二十人,并不得携带武器。英、法公使断然拒绝清政府的安排,坚持以舰队经大沽口溯白河进京。
大沽一带防务,咸丰皇帝即命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负责,让他率领满清二百多年前征服中原时引以为傲的骑兵劲旅杀敌!
6月25日,英法联军突然向大沽炮台进攻。在僧格林沁的指挥下,守军英勇抵抗,战斗异常激烈。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身先士卒,先后阵亡。激战结果,英法联军惨遭失败,损失舰艇多艘,死伤四百多人,英舰队司令何伯也受重伤。战斗中,美国舰队帮助英、法军作战和撤退。
英法联军进攻大沽惨败的消息传到欧洲,英、法内部一片战争喧嚣,叫嚷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占领京城”。
这些清廷毫不知情,在理论上,作为失败一方,中国打了一次胜仗,这个“上国”在精神上并未被击败,官方文件仍称英国为“英逆”,英国入侵则被称为“犯顺”。
打了小胜仗的咸丰皇帝和中国官僚们认为,给予西方的特权太多,因此,被一时的胜利冲昏头脑,他们想方设法不履行条约。
而内忧,则是在这期间,被清廷寄予厚望的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端掉。陈玉成、李秀成被洪秀全封为英王、忠王,李世贤也被封为侍王后,他们又有了斗志,在1860年正月间,为解天京之围,他们合作策划了一次大的军事行动。
李秀成、李世贤由苏南率军进入浙江,大兵猛压杭州。浙江巡抚罗遵殿慌忙向江南大营统帅和春求救。和春派总兵张玉良带兵两万,由江宁赶救杭州。张玉良刚走到半路,李秀成、李世贤带兵离杭北上,猛扑江南大营。此时,陈玉成率皖北之兵强行渡江。两军会合,数日之内连破江南大营外围要地高淳、溧阳、溧水、句容、秣陵关。江南大营被包围了。和春、张国梁分头拼死抵抗。太平军与清军连战九昼夜,江南大营彻底崩溃,天京之围顿解,李秀成、陈玉成围魏救赵之计获得全胜。
太平军趁势南下,和春、张国梁节节败退。张国梁死于丹阳,和春毙命于浒墅关。
七万江南绿营,除张玉良部二万人外,至此全部瓦解。两江总督何桂清潜逃,名将张国梁、和春先后毙命,丹阳、常州等重要城镇也先后失守,清廷上下陷入一片慌乱之中,对东南半壁江山失去了控制。
而宿松人罗遵殿便是在这场战役中败亡的。
曾国藩听胡林翼说“有志者当以吾一身任天下之谤”,说:“我非不愿承担责任,只是湘勇还没有强悍到能造反的地步。”
“但是,和春死,桂清逃,东南大局,天意将属于我们。”胡林翼道。
“我也认为反清时机未到。”曾纪泽这时站出来说,他对胡林翼和曾国藩说:“江南大营溃败,张国梁、和春先后毙命,我看东南大局的转机,也就快到了。这对我们湘军来说,不是坏事,而是大大的好事。以后就看我们湘军的了。而且朝廷必将任命新的两江总督,这新任两江总督,必然在胡伯伯和我爹之间产生。我们如若要反清,至少要等到拿下安庆之后。”
“拿下安徽之前,各位绝口不再提自立门户之事,谁提就是陷我曾国藩于不忠不义。”曾国藩思考了良久,说。他此时也清楚,新的两江总督只能在他和胡林翼两人当中选一个,不论是他还是胡林翼来当这个两江总督,都意味着湘勇以后办事要方便多了,所以他也主张等一等。
胡林翼见曾国藩的态度很坚决,知道这一次反清的谋划无疾而终了,便没有再坚持己见,而是转而和众人讨论起消灭太平天国的路线起来。
曾国藩摊开李鸿章送的安徽地图,和胡林翼、左宗棠等人商议,他们最终提出一个三路进兵安徽的计划:都兴阿和杨载福所部为南路,沿着长江东下攻打安庆;曾国藩所部为中路,从太湖出兵攻打桐城;胡林翼所部为北路,从舒城向六安方向推进。
满族人都兴阿是官文的嫡系,是官文用来钳制湘军的一枚重要棋子。胡林翼将攻取安庆这个最重要的任务,同时也是最大的功劳交给都兴阿,是一种调和满汉矛盾的权宜之计。
这个正式的进军策略,遭到了袁甲三的反对。袁甲三就是大名鼎鼎的袁世凯的叔祖,当时他正带兵在皖北一带与捻军作战。
袁甲三上奏朝廷,湘军的三路进兵安徽计划,势必将太平军赶往皖北,将对自己的防区形成威胁。他建议湘军从河南的光山、固始一带出发,绕过蒙城,进入安徽,阻止太平军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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