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银刀驸马)

林义哲的一位护卫见状，抢步上前，举起枪托，对准那个日本人的头狠狠的砸了一下，那个日本人一下子松开了手，倒在了一旁，晕了过去。

丸山早己吓得成了半晕迷状态，他面如金纸，舌头不自觉的伸出嘴外，淌着亮晶晶的口涎，而他的全身，早已被冷汗浸得透湿了。

另一侧，一个日本人的鼻孔大张着，黑大的鼻孔在粗浊的出着气，就像有人正在抓紧他的心脏一般，他脸上的肌肉一个劲地颤抖着，两只眼睛似要鼓出眼眶子之外一般。

他其实是四个人当中比较沉得住气的，但是，却也仅仅是“比较”沉得住气而已，自从来到这个世界，他无论是看的听的，经的，甚至本身所作的，无不充满了血淋淋的残酷，硬板板的冷森，阴恻恻的诡异，他可说见了太多世面，经历太多风险了。但是，他却没有尝试过这些天所经历的这种滋味，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滋味呢？那种令人发指的死亡方式，刻骨铭心的死亡气氛，那种难以言喻的心头上的可怕负荷……

他的脸一片惨白，几乎已不像活人的的脸了。他的双唇微张，深陷的眼窝里的光芒沉重惊悸，似要窒息，而他脸上的肌肉却在不停的抽搐，像是里面有东西在扯动着似的。(未完待续。。)

ps：乔峰在杏林里威风凛凛，突然徐长老现身，指出乔峰身份证和户口本上的民族都是“契丹”，乔峰百口莫辩！事后乔峰追问乔三槐，乔三槐一脸惭愧：“唉，当初你不是学习成绩不好么？为了高考加分，我托人送礼给你改成了少数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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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四十章 摆在眼前的新机会

(“你叫什么名字？是哪里人？”林义哲问道。

这个日本人眼中闪过一丝茫然之色，林义哲看出来他可能不懂中国话，便转头向通事使了个眼色，通事上前，将林义哲的话翻译成了日语。

日本人又哆嗦了一会儿，突然叽哩咕噜地说了一大串。

“回大人，他说他叫井上彦之助，刚才那个叫山田良平，他们都是鹿儿岛县的商人，来台湾是办商货来了。”

忽然，丸山全身一震，指着他发出了撕裂着嗓子般恐怖的尖嗥！

“他们俩不是商人！他们……是……浪人！”

“八嘎！”井上猛地跳了起来，象刚才被击倒的山田一样，向丸山猛扑过去，但同样也被早有准备的抚标卫队一枪托砸了回去。

此时刚才被砸倒的山田已醒转过来，看到黑洞洞的枪口对着自己和井上，不由得向后缩了缩。

“二位只怕不是来自鹿儿岛县的商人，而是原来萨摩藩的武士吧！”林义哲冷笑了一声，说道。

通事将林义哲的话一字不差的译成了日语，听到通事的话，井上和山田的眼中不约而同的现出凶厉之色。

还有恐惧。

尽管在恐惧至极的哆嗦着，丸山努力使自己能发出声音。虽然那发出的声音也已哆嗦得不成话了。

“大人……他们的确……原来就是……萨摩藩的武士！……他们……现在是海盗！”

“堂堂的武士，怎么会成了海盗？”林义哲冷笑着问道。

“大人有所不知，自从各藩奉还版籍，尊敬的天皇陛下设立御亲兵以来，他们这些下等武士，便失了生计，是以跑出来当海盗，专干杀人越货之事！”丸山看到井上和山田被中国士兵的步枪对着不敢再动弹。胆子稍壮了些，说起话来也利索了许多。

林义哲看着那两个头上都流着血的日本武士眼中凶恶的目光，知道丸山说的并不是假话。

明治初年，日本虽然成立了以天皇为最高权力中心的政府，但日本尚未完成中央集权体制，从旧代延续下来的274个藩仍然保持着独立的军队、财政和领国内的统治权，明治政府对国内的控制力极为薄弱。当时的明治政府本身并无直辖武装力量，仅仅靠萨摩岛津藩、长州毛利藩为首的倒幕各藩藩兵，假如萨长联盟与明治政府的利益点不合，政府将无兵可依。势必垮台。当时明治政府在财政上仅能征收和调配全国资源的30%到40%，却要负担作为中央政府的全部支出，因而捉襟见肘，支付能力十分脆弱。且此时日本仍在欧美列强的干涉和不平等条约压迫下，明治政府继承了幕府的对外债务和各项赔款，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虽然有了明治维新，但日本的整体政治气氛仍然停留于幕府时代，只不过效忠对象由幕府转为天皇政府而已。且各藩以维新功臣自居，在新政府中不断争权夺利。

日本政府中以木户孝允为首的开明派认识到：欲在内消除割据分裂的隐患。对外摆脱列强压迫的危机，必须构建与幕府时代不同，能“与万国相对峙”的新日本，对于这个新日本的构架。伊藤博文明确指出：必须建立绝对主义的中央集权体制，“一切政令法度皆出自朝廷”，而其关键在于废除各藩，清除构成“小权”的基础。在具体实施上。采取先改革藩政，再“奉还版籍”（即各藩将土地和人民献给朝廷，不再为自己所私有）。最终废除各藩的渐进式政策。

按照这个政策，明治政府下达藩治职令，接着推行“奉还版籍”；同时要求萨摩、长州、土佐、肥前四藩向朝廷“贡献兵力”，设立“御亲兵”；后又实施“废藩置县”。在这一系列处理过程中，日本社会的矛盾不断积累，。

早在倒幕运动时期，维新派以“尊王攘夷”为纲领，斥责幕府的开国行为是违背天皇意志的悖逆行为。然而在明治政府提出的维新政策中，却明文规定：“求知识于世界，大振皇基”。在“攘夷派”看来，开国政策背叛了以往道路，不止要讨伐夷狄，更要追究政府的责任。他们采取暗杀来清除政府内的“开国派”。与此同时，开国与对外贸易，不平等交换造成了贵金属短缺，而贵金属短缺又引起物价上涨，使得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这使得从武士、农民到市民，整个日本社会都蔓延着仇视外国人和开国政策的不满情绪。

如果说开国只是在精神层面上刺激了士族，那么征兵制和秩禄处分则从物质方面使士族的生存发生了严重危机。在“废藩置县”后，明治政府即开始“兵权归一、军务归一”的改革，组建镇台，重新编制政府常备军，解散各藩藩兵。大量的藩兵在此过程中被迫退伍回家，从军士族大大减少，士族的出路越来越窄。明治五年十一月（1872年12月），政府下达的《征兵诏书》和《征兵谕告》剥夺了士族引以为荣的当兵特权，更引起了士族的不满。

世代继承的“家禄”是士族的根本特权之一，明治政府在成立之初虽有想法，但由于涉及到士族根本的生计问题不得不谨慎处理。在旧幕府时代，“家禄”与“奉公”联系在一起，奉公是履行对领主的封建义务，承担一定的工作，而家禄则是领主对此给予的权利，两者互相依存。家禄世代继承，工作职务也世代继承。但在废藩置县后，旧的藩政不复存在，士族们自然丧失了奉公的对象，而此时就形成了单方面领取家禄却不承担义务的局面。另外，虽然士族的俸禄已被削减，但仍占日本政府年度支出的20%至30%，是政府支出中最大的一块，使政府运转明显不灵。政府内部对一年白白支出近2000万日元的家禄意见极大，从“四民平等”和改善财政的角度要求处分家禄。明治九年八月，明治政府断然实行“金禄公债”制度，彻底废除士族家禄。虽然士族们得到了一笔抵偿金，但大多数人特别是下层士族，都因不善经营而破产，最终沦为劳动力市场上待价而沽的赤贫者。士族们丧失了一切物质上的特权，他们急需维持生计的出路，而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不甘与平民为伍出卖劳动力，那么剩下的途径只有将危机向海外转移。明治政府在加强军备，进行军事扩张的一个重要原因，便是将士族们的愤懑和不满引向海外！

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才会有日本的“并吞琉球”、“开拓虾夷”、“征韩”和“征台”等一系列的对外扩张理念！

看着眼前的这两个面目狰狞的日本原萨摩藩的武士，林义哲突然想起了目前在日本还未发生的“西南战争”！

这场发生在1877年日本鹿儿岛的叛乱，很大程度上，便是日本武士因为海外扩张这最后一条路给堵死后再无出路，而走上反叛的道路！

当时为了解决士族危机，日本“维新三杰”之一的西乡隆盛提出了“征韩论”。其实“征韩论”在日本由来已久，早在江户时期，部分日本学者就开始歪曲历史，声称朝鲜历来是臣服于日本的，因此日本可以予取予夺。到了幕府末期，日本就有人提出向海外用兵，获得与列强对峙的资本，而朝鲜自然而然成为首当其冲的目标。而在日本政府内部，形成了以西乡隆盛为首的“征韩派”和以大久保利通（也是明治维新“三杰”之一）为首的“内治派”，其实对于征韩问题，两派并无二致，都认为必须对朝鲜发动战争。而不同点在于：西乡派要求立刻遣使，以获得开战的借口；而大久保利通认为遣使就是立即开战，而日本实力尚且虚弱，维新成果还未巩固，当下不是开战的时机。西乡派主要着眼于当前的士族问题，要利用对外战争转移国内矛盾；而大久保派则从长远考虑，谋求渐进式扩张，避免第三国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