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银刀驸马)

由于宫古岛人不辞而别，排湾族人认为他们不尊重自己，又觉得他们可能是海盗的细作（排湾族人经常受海盗侵扰），怕日后引来海盗攻击，就出去追击他们。宫古岛众人会合后于一处小溪旁喝水休息时，六至七名排湾族人从草丛中追赶过来，严厉质问宫古岛人为何误入领地却又逃离头目家中，宫古岛人就涉溪逃跑。不久见有人家，就到其中一房子窥探，屋主为一邓姓汉民老翁，知道他们是琉球人，便用汉语和他们交谈，他们就安心进去休息。邓姓老翁的儿子邓天保说可以帮他们记下姓名送到府城等候救援。另外有位在当地经营番产交易的商人凌老生也愿意保护他们。当其中一名宫古岛人仲本加奈正在填写众人姓名时，约三十名排湾族人追到，剥取宫古岛人的衣服、发簪，凌老生正在与排湾族头领交涉之际，排湾族人却将找到的宫古岛人分次带出屋外杀死，这时其中一名被带出去的琉球人新城朝宪全身**地冲回院内叫其他人马上逃走，以免被杀，说完后随即被杀。而包括仲本加奈、岛袋次良、岛袋龟在内无法逃出的9人就躲在凌老生家。54人被杀后，牡丹社的排湾族人又赶到现场，继续追查逃走的12人。

翌日，邓天保赶到保力庄会见村长杨友旺，杨友旺得知屠杀事件，就和儿子杨阿才、侄子杨阿和跟邓天保回家。至石门双溪口便见尸体累累，此时又有两名宫古岛人求救，杨友旺即答应保护。来到邓家就见到多名牡丹社排湾族人逼迫老翁交人。

经过杨友旺一行人与牡丹社人协商后，以钱币四五枚、布六匹、水牛一头、猪数头及酒十瓮给予交换补偿。又传闻有一逃跑之宫古岛人在竹社被捕，由邓天保及杨友旺出面以酒肉交换才将他救出。牡丹社人返回四重溪上游的石门双溪口时发现高士佛人已经离开现场，牡丹社人就将54名死者的人头砍下（出草），吊挂在树上，祭拜后带回牡丹社以及女奶社的头颅架上作为祭品。生还的12人逗留杨友旺家共四十余日，到12月22日方才由杨阿才陪同离开恒春到达凤山，由凤山官府的护送，至29日转达台湾府城，再由台湾府官船送达福州琉球馆乘船归国。至翌年6月才回到琉球那霸。54具无头尸体则由邓天保集中葬在双溪口河旁四座墓中，一座合葬十余名，由保力庄人林阿九负责管理。后来又迁葬至统埔庄南郊，并供祀每年祭拜。头骨由排湾族人依照他们的传统习俗带到部落的头骨架中摆祀。

在事件发生后，清廷按照以前的惯例，出钱抚恤遇难者家属，琉球国亦上表谢恩，由于是“化外之番”所为，本着息事宁人的精神，清廷并未给予排湾族人以任何惩罚。

从文牍当中的记载来看，清廷只是把这件事当成一件很普通的“意外事件”进行处理，丝毫没有想过这一事件过后会带来什么。

但林义哲却知道，在原来的历史中，后面发生的事便是清廷始料未及了。

日本官员伊地知贞馨、大山纲良、桦山资纪等得知宫古岛民遇害事件后就积极建议日本出兵台湾。1873年2月，日本派遣外务卿副岛种臣以“中国派遣特命全权大臣”的身分前往中国，针对宫古岛人遇害事件试探清廷的态度。清朝总理衙门大臣吏部尚书毛昶熙及户部尚书董恂答以遇害之宫古岛人皆已接受中国之抚恤及遣返处理，此事件与日本无关。副岛种臣则强调琉球为其属地，并且问为何清朝不惩办台番，毛、董则以“生番不服王化”为理由推搪。“化外之民”的说法便成为日本出兵台湾的依据！

后来日本出兵台湾虽因沈葆桢带舰入台交涉而失败，但琉球却最终亡于日本之手。明治天皇密令大山纲良，以日本王政一新的名义，要求琉球遣使赴东京庆贺，明治天皇接见琉球国尚泰王派遣之使臣尚健、向有恒前往东京庆贺，琉球方面并不知日本之意图。明治天皇召见了使臣后，颁布了诏书，改琉球国为琉球藩，并册封尚泰为藩王。至1875年，日本强逼琉球终止向中国朝贡，复在1879年迫使琉球国王尚泰移住东京，正式吞并琉球。

日本吞并琉球的消息传到中国，给中国朝野上下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士大夫们叫嚷着要和日本开战，恢复琉球政权，他们普遍认为，如果能够使琉球复国，则不妨答应日本在商务方面“一体均沾”的要求，以展示天朝宗主国的“宽容之度”；如果琉球不但不能复国，日本反而还多所要挟，则朝廷惟有厉兵秣马与日本决战，以武力帮助琉球收复国土！

士大夫们不但表现得无比强硬，而且还十分乐观地认为战之必胜：“挞伐之师理直气壮，当必有胜算独操者；东瀛近来债负山积，兵气不扬，船则敝而不堪，兵虽强而不盛，加以理曲气馁，何以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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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一十七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更有一种论调一再要求先发制人，认为“今日国势未定，兵力未强”，与之争衡，尚有胜算；如果“隐忍容之，养虎坐大”，他日后悔莫及。

与国内袖手空谈的爱国清流的“强硬”不同，李鸿章的意见是：“中国受琉球朝贡，无大利，若受其贡而不能保其国，固为诸国所轻；若专恃笔舌，与之理论，而近今日举动，诚如来书，所谓无赖之横，契狗之狂，恐未必就我范围。若再以威力相角，争小国区区之贡，务虚名而勤远略，非惟不暇，亦且无谓。”

当时日吞并琉球的消息对清廷造成的冲击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以中国为核心的东亚朝贡体系遭遇近代外交理念的挑战；二是在俄国虎视新疆的恶劣形势下，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琉球问题纠结到了一起。是以纵观大局，李鸿章的意思是没有必要为贪图琉球朝贡的虚名而使国家蒙受无谓的损失。在李鸿章看来，琉球自明末开始同时与中国和日萨摩藩保持朝贡关系，但对清廷来说，这种松散的朝贡关系并无实际利益，故而，李鸿章认为：“即使从此不贡不封，亦无关于国家之轻重，原可以大度包之”，“琉球地处偏隅，尚属可有可无”。故而，李鸿章的处理意见较之国内强硬派要“温和”得多。当时中国驻日公使何如璋曾经向朝廷提供了处理琉球问题的上中下三策：上策是“先遣兵船责问琉球，，征其入贡，示日以必争”；中策是“据理而言，明约琉球令其夹攻，示日以必救”；下策是“反复辩论。徐为开导，若不听命，或援万国公法以相纠责，或约各国使臣与之评理，要于必从而止。”李鸿章最后选择了下策，寄望于《万国公法》而不愿采取“激进”措施：“若言之不听，再由子峨（何如璋）援公法商会各国公使，申明大义。各使虽未必助我以抑日，而日人必虑各国生心。不至灭琉国而占其地。”

琉球灭亡之际，因赞誉西方民主政体而被举朝士大夫目为汉奸、卖国贼的郭嵩焘，刚刚迫于压力辞去了驻伦敦公使之职返回中国。郭嵩焘表达了自己对此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日既改琉球为县，前议当小为变通，而要必以宽免入贡为之基。一面遣派使臣会同各国公使保护琉球，听其自主”；“不令入贡中国，亦不令入贡日，琉球臣服中国已久，宜中国主其议，以保护琉球为义，不足与争朝贡。”概而言之。郭嵩焘的意见是：免除琉球对中国的朝贡，解除彼此间的藩属关系，令其独立自主。李鸿章对此深表赞同，致函总理衙门支持郭嵩焘。认为琉球的入贡，即使朝廷不主动宽免，倘若琉球最终能够获得独立，宽免入贡也会是必然之事。与其被动宽免。反不如主动宽免，如此。则既不伤国家的体面，又能免去许多纠纷，维持琉球的独立。

1875年日阻止琉球入贡中国，3月31日，《申报》刊发社论章《论日向中国索还琉球贡物事》，认为这一消息乃以讹传讹。当时有西方报纸报道日向总理衙门索还琉球入贡中国的礼物，中国传统社论对此嗤之以鼻，认为此举足以贻笑千古，“日虽愚，断不出此下策”。转而《申报》称：如果这一消息属实，则日实在是大失体统，全然违背大国包容礼遇小国之道。

民间社论认为：中国与日同属琉球的宗主国，既然是宗主国，就该有宗主国的样子，体恤小邦尚且不及，竟还追索贡品，让琉球为难，实属不堪。这篇社论其实代表了当时国内大多数士大夫们的看法，即：局限在中国传统的宗藩体系中看待琉球事件，而且以此去要求正对中国传统宗藩体系发起侵略和冲击的日。很显然，建立在这一认知基础上的批评，对已抛弃宗藩体系，正向近代国家关系转型的日而言，是毫无作用的。日武力吞并琉球之后，《申报》刊登了大量议论章，呼吁保琉球者居多：“琉球并于日而中国绝不闻问，日人气焰愈张，胆志愈壮。既已东封又将西顾，区区朝鲜无难囊括而席卷之矣，斯时辽沈各岛岂能高枕而无忧乎？”

民间要求“保琉球”的呼声很高，但理由更多地集中在宗主国的“体面”问题上，“琉球之臣服中朝未尝不为恭顺，一旦为强邻肆其兼并而绝无举动未免示弱于人，且平时之所以施恩于琉球者，原欲以此为海外之藩服永相和好以示皇灵之远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