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银刀驸马)

“噢？不知是什么事？”林义哲听到李鹤年这么说，心中不由得警惕暗生。

能让这两个官场老油条发愁的，应该不是什么好办的事吧？

“前些日子，一条日本船在台海遇险沉没，渔民数人漂流至台湾，上岸后失踪，疑是生番被扣留，日本领事前来聒噪多次，要求保得其人安全，可现下情形到底如何，尚不得知。”李鹤年道，“日本领事心忧其人性命，请求允准他们自己派人入台搜寻。鲲宇老弟以为，此事该如何办理才好？”

听了李鹤年的话，林义哲心里一惊。

“台湾是我中华版图，日人岂可随便进入搜寻？其领事所请，万万不可！”林义哲道，“再说了，日本领事是如何得知的消息？怎知是日本的渔民，而非琉球渔民？”

“我也觉得，日人想入台湾搜寻，似有狡图。”李鹤年捻须道，“至于日人如何得知消息，是有二人为美利坚国商船救起，送回日本，日本领事得报后，才过来交涉的。这倒是没什么可说的。”

听了李鹤年话中提到的是美国人救下的日本渔民，林义哲在心里暗道：只怕未必！

因为他的脑海中，已经浮现出了一段往事！

1871年12月，中国的属国琉球王国（也是日本萨摩藩的藩属，中国这边对此一无所知）按例遣使向清廷进贡，途中遭遇暴风雨，使船迷失航向，飘荡至台湾南部，结果与当地的高山族居民发生冲突，有54人被杀，12人在当地汉人的帮助下脱险转移到了福州，后由清廷送归琉球。

当时的清廷并不知道，此次事件，会成为日后日本染指台湾的口实！

而就在第二年的1872年，日本胁迫琉球成为其“内藩”，“册封”琉球国王尚泰为琉球藩王。1873年，日本外务大臣副岛种臣一行来华，以交换中日《修好规条》为幌子，刺探清廷对台湾主权认识的虚实，副使柳原前光欺总理衙门大臣毛昶熙不懂近代西方“主权”理念，言辞间赚得“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遂曲解台湾东部“番社”非中国主权所有，于1874年5月由海军中将西乡从道为首，以1871年“日本国民（实际上是琉球民众）”被“生番”杀害为由，率4艘军舰及陆海军官兵3600多人，进攻台湾！

日本侵台的借口是“番地无主论”，即将清廷官员所表述的“生番化外，未便穷治”四字，曲解成“番地无主”，非中国领土，故日本可据而有之。

这诚然是诡辩。但日本政府这一诡辩，却有历史渊源可以追溯——早在1867年2月，美国商船“流浪者”号在台湾东海岸洋面失事，登岸人员为当地“生番”所杀。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cdre）找到闽浙总督衙门交涉，清廷地方官员为了推托责任，即提出了这种看似有理，却是给自己挖了个大坑的当地土番“非归王化”的说法。

李仙得当然无法认可清廷地方官的推托之辞，他认为：“两百年来，中国人在台湾的活动地区，配合着中国政府施及台湾的行政权力，由西岸以至东岸，逐步扩张，事实上从未承认生番领有其现住土地的主权，西岸的居民，经常贩购生番地区的物产，而生番地区出产的樟脑，且成为台湾官府的专卖品，不容外人自由采购输出，违者则严行惩治，所谓生番地区不属中国管辖的说法，实则毫无依据。”

与李仙得直接交涉的福建台湾镇总兵刘明灯、福建台湾道兼学政吴大廷，则在针对此事给朝廷的奏折里开头即称：“（生番之地）鸟道羊肠，箐深林密，自来人迹所罕到，亦版图所未收。我朝设土牛之禁，严出入之防，所以戢凶残而重人命，用意固深远也。”

这些深受中国传统“天下观”熏陶，而对近代世界“领土主权”概念一无所知的地方官们，自鸣得意地以为自己找到了一条极好的推托事件责任的理由，于是在奏折里一厢情愿地认为：

“特以人非华民，地非化内，克日图功，万难应手，准理度情，洋人亦当见谅。”

事情最终捅到总理衙门。会商之后，总理衙门并未否定闽浙地方的交涉措辞，但同时也意识到了当中的问题，于是密函指示闽浙各相关官员，特意强调了台湾“生番”地区的版图归属问题：“告以生番虽非法律能绳，其地究系中国地面，与该国领事等辩论，仍不可露出非中国版图之说，以致洋人生心”。

在总理衙门的中国传统政治话语体系里，台湾“生番”地区属于“中国地面”，是中国疆土无疑；“生番”未归“王化”，中国法律无法管辖“生番”。这两者是可以并存不悖的，后者并不是对前者的否定。前者近似于近代西方的“领土主权声明”，后者则是基于传统中国的“天下观”。

在中国传统的“天下观”体系中，总纲乃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历代中央王朝自视为文明的中心。自中心向外辐射，依照“开化”程度的不同，存在着不同的层级。依次包括：世居其地，为国守疆的番、苗、夷及地方土司；代守门户、纳贡称臣的四裔藩属；藩属之外，则是未知之地。其经典描述则是：中国居天下之中，四夷居天下之偏。中国与夷蛮戎狄五方之民共为“天下”、同居“四海”。这种“天下观”里没有具体的领土主权界限，一切视“文明开化”程度而定。

1683年清廷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其“理番”政策始终基于这种“天下观”理念——台湾全岛虽属版图之内，但其民众依受教化程度高低，被划分为民、番两级；“番”又分两种：“其深居内山未服教化者为生番”；“其杂居平地，遵法服役者为熟番。”前者属于“化外”，后者则须纳“番饷”，朝廷教化所及，“生番”也可以向“熟番”转化。

ps：五仁站在悬崖边上，背后是拿着“五仁滚出月饼界”横幅的人们，他回头看了看被人们捧在手心的白富美冰皮，土豪莲蓉蛋黄，女汉子豆沙和枣泥，软妹子椰蓉，高富帅火腿和肉松，以及含在嘴里怕化了捧在手里怕摔了的女神冰激凌。心想：你我同为月饼，命运却千差万别，真是造化弄饼！说完含泪跳下悬崖……

第二百一十五章 棘手生番

这种编民——熟番——生番的分类治理的方式，及其所衍生出来的“化外”、“化内”的政治话语体系，所依据的都是中国传统的教化礼仪所及的程度与界限，而与疆界无关。故而，在清廷看来，将台湾东部“番地”描述成“未归王化”、“生番化外”，并无不妥，而且可算是一次很值得借鉴的“成功交涉”。

但美国领事李仙得却无法“见谅”。他根理解不了清廷官员的“天下观”，只能将“番地）未归王化”理解成清廷地方官的狡辩：“番地非中国领土，故中国对番人杀害美国船员不负责任”。在李仙得看来，这种推托责任的方式，简直不可理喻。

“流浪者”号事件最终以dre与台湾当地土番自行缔结约定告终，清廷自以为得计，在其中充当了面目模糊的“保媒拉纤”的角色。

殊不知，曾强烈要求清廷承认对台湾“番地”拥有主权的李仙得，在此事件之后，即着手开始炮制“台湾番地无主论”，多次进入台湾，按需搜集各种资料。在其计划得不到美国政府的支持之后，转而受雇于日政府！

李仙得在提交给日政府的首个备忘录里这样描述自己的“台湾番地无主论”：“如果说中国政府自己发现了此岛，也可以说又由中国政府自己放弃了此岛。清国政府对一部分的岛民施以布政教化，那么按道理清国政府也应管辖另一部分，但清国政府却不能拿出事实上的有效证据。”

长期受中国化熏染的日，显然是了解清廷的“天下观”理念的，曾几何时，它也是这“天下”的一部分——明朝嘉靖年间。传教士沙勿略试图以基督归化日，但却遭到了拒绝，日人的理由是：“如果基督教确实是真正的宗教，那么聪明的中国人肯定会知道它并且接受它。”这使得稍后来到东方的利玛窦深刻认识到：要归化东方，必须先归化中国。

深悉中国传统“天下观”的日，在明治维新后全面西化。这种身份在清廷面前于是乎就成了巨大的优势：他们了解西方的近代外交理念的同时，又深悉清廷传统“外交观”的种种漏洞，及其与西方近代外交理念的种种冲突之处。如何利用这种优势在清廷身上获利，成了明治政府维新之后工作的重中之重。“征韩论”与夺取琉球。在19世纪70年代初期的日，甚嚣尘上。台湾，自然也不能幸免！

林义哲算了下日，他是1873年1月22日回来的，而马上到来的2月。日政府任命副岛种臣为全权大使出使中国，名义是与中方交换《中日修好条规》，而大清朝廷这个时候正因为外国使节觐见礼仪问题而焦头烂额，出于某种幼稚的政治好感，副岛种臣被获准与各国使节一起觐见了同治皇帝，而且受到清廷的破格礼遇，不仅没有行跪拜礼。甚至也没有像各国公使们一样行五鞠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