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银刀驸马)

“王爷就等着看吧！我想，这林鲲宇手里的好题目，绝不止这‘孝道’一个！”文祥微微一笑，目光转向了窗外。

“要是真如你文中堂所言，只怕又会是一场天大的风波吧？”恭亲王问道。

文祥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窗外。

此时此刻，入眼都是冬季萧瑟苍凉的湖景。断藕残荷，满眼皆是。屋子里因为通了地龙，火头烧得旺旺的，没有一丝烟气儿。屋子里虽然暖洋洋的，但眼前的景象仍使人寒意阵阵，但文祥却莫名的感到了一丝燥热。

“如此残局，不破不立！管他什么风波，来便好了！”

冰盏胡同，贤良寺，外官居舍。

林义哲看完了刚刚写好的“西国孝歌略论”，微微点头，眼中闪过满意之色。

两宫皇太后要他写的那篇文章，此时已经完成了。

他当然明白，两宫皇太后要他写这个，目的是什么。

事实上，在后世他学会了**思考之后，便发现，越来越多的史实，颠覆了他脑中的学生时代教科书灌输给他的以往所谓的“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这一类的观念。很多事实证明，在19世纪60年代的中国，主流知识分子仍然固执地滞留在传统之中；相反，以慈禧和恭亲王为首的清朝政府高层，却走在了“主流知识分子”们的前头！

林义哲想象着这篇文章一旦发表之后，会引起士林怎样的反应，便冷笑不已。

此时的他，脑中忽然闪过了一个念头。

上边既然想要借自己破题，解决洋务运动前路上的障碍，那自己何不把这题目，做得大一些？

这个想法如同火星一般，立刻在他的脑中，形成了燎原的烈火！

呵呵，你们不是就喜欢抱着孔孟之道不放吗？那我就拿孔孟来堵你们的嘴好了！

作为一个从后世来的熟知历史的穿越者，他当然知道，西方政制之所以能在近代领先于世界，其实也有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功劳。

中国古代文化对于世界文明的贡献，不是只有“四大发明”，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对于人类近代文明也有过积极的贡献。明清之际，欧洲的耶稣会传教士历经千辛万苦，沟通中西文化，把中国当时的主体文化——儒学——程朱理学，用轮船运往17—18世纪的欧洲，在那里曾经形成过100年的中国文化热，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所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相结合，成为欧洲近代历史发展的主导精神——启蒙思想的一个重要思想渊源。法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伏尔泰就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鼓吹者，他和他的“百科全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反对神权统治下欧洲君主政治的思想武器；程朱理学——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创立古典哲学的依据，并用以反对罗马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孔子”的魁奈，以儒学为依据，开创了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纪元，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与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近百年来，中国人、东方人都公认，现代民主就是西方的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乃至全盘照搬西方的民主，也就成为许多近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在后世，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很多人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种文化上的障碍、精神上的阻力。然而，在半个世纪以前就有西方人指出，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一种精神动力！

在原来的历史时空，林义哲就深刻地懂得，文化或是文明，都是人类共同劳动与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各种文化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不看各种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交融，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在后世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一种精神障碍！

现在的清流们不会想到，在后世，由于近代百年来的屈辱历史，加之西方列强的“西方中心论”大行其道，在中国人当中培植起一种扭曲的文化心理。爱走极端的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的文化和历史，由原来的高高在上不容亵渎变成了看不起也不愿看的妄自菲薄，这种观念已经成为后世的中国人心灵上一付沉重的精神枷锁！

清流们当然也不会知道，中国的儒学在欧洲的影响巨大，17世纪末至18世纪末这一百年，在欧洲逐步形成了“中国文化热”！

而清流们的后人——后世的愤青不愿意知道也不愿意承认，在他们津津乐道的从明代开始的“西学东渐”时期，也是“东学西渐”的时期！

ps：今天路过一私立高中门口，被宣传标语雷到了：“今天军训身体好，明天妹纸骑着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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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三章 以彼之矛，攻彼之盾

早在1699年（康熙三十八年），白晋着《中华帝国史》一书出版，此书的序言，充满了关于中国政治文化的客观资料。**他认为“儒学毕竟预示着一种一般的全球性道德观的可能性；汉字也蕴含超越方言、地形的全球性语言的希望”。这两个方面后来也被聪明的哲学家莱布尼茨所运用。

从十七世纪中叶以后，大部分在中国的传教士是法国人。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有丰富的学识，在中国长期居住，并且熟悉中国文献，其中不少人在中国的宫廷中供职，能够获得其他任何旅行者不可能得到的中国及其文化的知识。他们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传播给法国和欧洲的公众，这使得法国人对中国的了解超过了对欧洲的了解。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的《论语》、《大学》（以《中国的智慧》为名，于1662年在法国翻译出版）、《中庸》（以《中国政治道德学》为名，于1663年在法国巴黎翻译出版）、《孟子》等四书，以及《诗经》、《书经》、《易经》、《礼记》、《春秋》等五经，还有《乐经》、《孝经》、《幼学》，被翻译成西方多种文字在西方发行。

经过耶稣会士们近百年的传播，终于从1685年到1789年，在欧洲形成了100年的“中国的文化热”，法国的巴黎大学，成了“中国文化热的中心”。中国、孔子、儒学，“在欧洲获得了前所未有过的知名度”。尽管18世纪的法国是“英国的世纪”，但是，中国“似乎比英国更受青睐”。1769年有人写文章说，“中国比欧洲本身的某些地区还要知名”。

在这个历史时期，欧洲正处在从中世纪的封建社会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转变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到来之前。需要有近百年的思想准备，要逐步形成新的思想和理论。这个思想准备阶段的主要特点是，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新思想，与耶稣会士传入欧洲的儒家思想，这两种思想之精华的整合。法国史创始人朗松认为，自1680至1715年期间，是文艺复兴以来的欧洲文明与中国的儒家思想相融合，进而形成启蒙思想——法兰西社会精神的大变革时期。

在17-18世纪的欧洲，有一批大思想家。都曾经非常狂热地崇拜中国文化，如：伏尔泰、莱布尼茨、费尔巴哈、魁奈、歌德……。他们“发现，令他们惊讶的是，在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孔子以同样的方式思索同样的思想，并进行了同样的战斗”。于是他们把孔子的人道主义价值观、民主观、平等观、自由观、博爱观。视为“天赐的礼物”，魁奈在他的《中国**制度》一书中声明：“中国的学说值得所有国家采用为楷模。”费尔巴哈也宣称，法国要想繁荣必须“以儒家的道德代替基督教的道德。”就是这些启蒙学者们响亮地提出，要向欧洲“移植中国的精神”。这就表明，中国的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等民主思想的一个重要来源和依据。“孔子成了18世纪启蒙学者们的守护神”。

18世纪法国大哲学家、启蒙运动的领袖和导师伏尔泰对儒学的赞赏可以说无以复加，在他的手里。儒学成了反对神权的思想武器，他说：“作为一个哲学家，要知道世界上发生之事，就必须首先注视东方。东方是一切学术的摇篮，西方的一切都是由此而来的。”他是一位睥睨一切传统权威的批判家，但对于中国的传统权威孔子却非但不敢小觑，反而推崇至极。他把孔子的画像挂在家里的礼拜堂里朝夕膜拜。并以儒家思想文化为武器，抨击基督教的**。在他心目中。奉行儒家的中国是开明的**君主制的典范，那里有真正的信仰自由，佛教、道教、喇嘛教都可以自由传道，大家相安无事，政府只管社会风化，从不规定民间的宗教信仰。他还说中国人是“所有人中最有理性的人”。当然，伏尔泰推崇中国的儒学文化，主要就是看到其中有一种他在当时欧洲现实中难得见到的“自由”精神（其具体表现就是宗教宽容）。伏尔泰还看到，孔子和西方古代贤哲一样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或“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信条，并“提倡不念旧恶、不忘善行、友爱、谦恭”，“他的弟子们彼此亲如手足”。显然，这就是“博爱”的本义，因而也就和“自由”与“平等”的信条息息相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