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兴华夏 (银刀驸马)

“如此烦劳二位了。”洪钧拱手道。

“我和孝达便先告辞了，”张佩纶也拱手道，“老师那里，尚等着我们的消息呢。”

“那我便不留二位了。”

二张随即向洪钧告辞，洪钧亲自送二人出门，上了轿子。

差不多与此同时，病榻前的李鸿藻，向吴大澄索回了那封洪钧的宣布退出师门的信，锁入柜中。吴大澄和陈宝琛心下奇怪，却也不敢多问。二人回到家中，也将洪钧写给自己的绝交信收好上锁，仿佛那是蛇蝎毒虫一般。

翌日，总理衙门，东所。

总理衙门是清政府为办洋务及外交事务而特设的中央机构，所在地原为大学士赛尚阿的宅邸。总理衙门的东半部为中国最早的外语教学机构京师同文馆（也就是国立外语学院），简称“东所”，西半部为各部院大臣与各国使节进行外交活动的场所，简称“西所”。

鸦片战争前，清政府认为同外国关系仅是“理藩而已，无所谓外交也”。俄国使臣来华，沿例由理藩院接待，其他各国均由礼部接待办理。在鸦片战争后，由两广总督专办与欧美国家的交涉，特加钦差大臣头衔，称“五口通商大臣”。《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相继签订后，各国在华设使馆、驻使节。各国使节不愿意以“蛮夷”的身份同带有封建社会衙门习气的清政府的外交机构“理藩院”打交道，同时认为地方总督无权处理涉外事务，多次要求清政府建立专门的对外交涉机构。

1860年11月，英法联军依约从北京撤走，使恭亲王认为：“该夷并不利我土地人民，犹可以信义笼络。驯服其性，自图振兴”。1861年1月，恭亲王再上《统筹洋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请求建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有效地办理洋务和外交事务。奏折指出：“近年各路军机络绎，外国事务，头绪纷繁，驻京以后，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未能悉协机宜。”恭亲王上书后，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也奏请在京师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接管以往礼部和理藩院所执掌的对外事务。1861年1月20日得到咸丰帝批准。

总理衙门的全称是“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总署”、“译署”。设立之初，由王大臣或军机大臣兼领，并仿军机处体例，设大臣、章京两级职官。有总理大臣、总理大臣上行走、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办事大臣。最初设立时，奕忻、桂良、文祥3人为大臣，此后人数略有增加，从七八人至十多人不等。大臣下设总办章京（满汉各两人）、帮办章京（满汉各一人）、章京（满汉各10人）、额外章京（满汉各8人）。

恭亲王今天刚刚来到总理衙门，跨进那道挂着“中外祉福”牌匾的大门，便注意到了院内弥漫着一种异样的气氛。

文祥看到恭亲王来了，小声的向身边的几位办事大臣吩咐了几句。便迎了过来。

恭亲王看到文祥的手里紧捏着一份纸稿，不由得有些奇怪。

“文中堂拿着的这是什么？”恭亲王问道，他注意到文祥脸上的神情虽很是淡定，但捏着纸稿的那只手却在微微颤抖。显然内心十分激动。

“王爷这边请。”文祥看了看周围忙碌着处理公文和满汉章京们，伸出手指了指对面的一间屋子。说道。

恭亲王看到文祥小心谨慎的样子，没有说话，而是依言进了屋子。文祥跟着进屋之后，便随手将门带上了。

“王爷请看！那林鲲宇‘破题’的文章到了！”没待恭亲王坐下，文祥便急不可耐的将手中的纸稿交到了恭亲王手里。

恭亲王接过纸稿，先看了一眼题目，便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冷气。

“‘西国圣道考’？”

“他这篇文章里面说的，若确真无疑，那他立的这个题目，便可破除一切难题了！”文祥的声音里透着兴奋。

恭亲王深吸了一口气，定了定神，开始往下看了起来。

“……今英法两国知仁义之本，以臻富强，未始非由久入中国，得闻圣教所致。”

“查英法政俗，除了父子之亲、男女之别不若中国讲究外，其余贵贱层级与中国无异；且国无闲官，无有游民，无残暴不仁之政。……至伦敦数月，外出游览，未见人语喧嚣，亦不见神情愁苦失魂落魄之人。”

“查西洋风俗以济贫救难为美举，实为中华圣人们所崇之‘仁’之表现；西洋人又以仗义守信为美，亦可为‘义’之体现。……观西洋之政，与我中国致治之道多有暗合者……”

ps：牙疼到医院拔牙，前面有一个四五岁小男孩不愿意治疗，哭闹，怎么哄都不行。男孩儿妈妈就说:“不疼的，乖，要不让后面的叔叔先来，你看看叔叔疼不疼。”男孩儿点头答应。于是我坐在治疗椅上治疗，医生很麻利地打麻药，拿钳子拔牙。尼玛拔断了有没有，然后各种拽拉，终于拔掉了，弄的老子满嘴是血。疼的我啊啊大叫，眼泪都出来了。然后之前的那男孩吓傻了，哭着跑了……我只想说：姐，我真不是装的，是真他妈疼啊！你原谅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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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零六章 西洋亦是圣人教

“查法兰西立国以来，多有圣贤继起其间……其言理之深，有过于他国数倍者。**……法兰西地方整齐肃穆，人民欢欣鼓舞，不徒以富强为能事，诚未可以匈奴、回纥待之也……”

“法京巴黎，有卢浮宫，为博物之藏院，藏书极丰，目录便有千卷之多，每日放门纵令百姓男女往观，所以佐读书之不逮而广其识……其所蓄中国书籍除《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等四书，以及《诗》、《书》、《易》、《礼记》、《春秋》等五经，亦有《乐经》、《孝经》、《幼学》等，此外如儒诸子、道释杂教、各省府州县之志，地舆疆域之纪、兵法律例之编、示谕册帖尺牍之式、古今词斌文艺之刻、经策之学、琴棋书画之谱、方技百家、词曲小说，无不齐备，其仰慕圣化，多方求洗荒陋若此……”

“查西洋政制，以中国‘民为邦本’为圭臬，凡孔、孟以下，民为邦本，民贵君轻，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等等，皆为西国政制之本。西国现今政制，非其独创，查其本源，即中国圣贤之道也。《论语》之‘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大学》之‘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德者本也，财者末也。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西国诸君亦为警言。”

“伏尔泰者，法兰西之大贤也，有‘法兰西思想之父’、‘欧洲之良心’、‘启蒙斗士’、‘精神王子’之美誉，欧洲诸国无不景仰，今日之欧洲诸国，政治清明。民生富裕，此君指引之力不可没也。其去世后，以国礼葬于巴黎先贤祠，至今西国诸君于宫室之内，尚悬其像，以为追思，其身后殊荣若此。查伏氏一生，尊崇孔孟，可谓极矣。其一生著述极丰。内多阐圣教之言，教化法民，其又于室内设孔圣之像，朝夕拜祭。伏氏阐扬之功极大，未几圣教之论得传遍欧陆。欧罗巴诸国政制又是一变，皆崇‘民为邦本’之说，遂致富强……”

看到这里，恭亲王已然明白了文章的主旨，不由得连连点头。

恭亲王当然不知道，这篇文章的作者，是一个从后世来的穿越者。

林义哲的这篇文章。纯粹是为“破题”而做，在这篇文章里，他把自己对于中西方文化的知识和理解，全都用上了。

在后世。受所谓的“主流史观”“二分法”的影响，中国的文化界将中国暂时的衰落，归结于中国文化。他们在以极高的热情寻找强国之路的同时，也以极高的热情去砸烂中国传统文化。以为毁灭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就可以强盛。对此林义哲一直是持批判态度的。

实际上，中国文化催生了文艺复兴运动和地理大发现。中国的四大发明。是欧洲人定义的名词。因为这四大发明对欧洲意义重大。因为纸张和印刷术让书籍开始流行。古希腊的哲学、科学、等书籍，因为纸张和印刷术，以较低的成本开始传播。在火药进入欧洲之前，欧洲主要是封建割据的贵族庄园，火药传入欧洲后，国王和城市平民开始攻打这些封建庄园，建立起了统一的民族国家。不然，欧洲各国的状况就如中国战国时期，一个乡便是一个小王国，国家四分五裂，国王名存实亡。指南针，则促进了地理大发现。没有指南针，不可能发现新大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哲学思想成为欧洲知识界反封建和反宗教**的利器，成为欧洲启蒙思想运动的一个重要思想动力。在宗教的欧洲，人的心灵是神的奴隶，人们以为心中如果没有上帝，便有罪恶感。然而，中国儒家文化中的无神论和理性主义，让欧洲人看到了一个不信仰上帝的国度，人民有着积极向上和快乐的心灵。这促进了理发主义哲学的思考。儒家文化中君为轻，民为重，民心决定政权的思想，成为欧洲民主思想的源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