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 (排云掌)

其途经扬州，赠送魏源《四洲志》译本，《海国图志》由此出版，“善师制夷”影响至今。1846年，清道光皇帝重新启用林则徐，授陕甘总督、云贵总督要职，1849年林则徐称病告老还乡，途径长沙，接见左宗棠，尊为上宾，两人彻夜畅谈，在国人众议抗英海战之时，林则徐深感西北边防威胁日近，国境守备薄弱松弛，沙俄骑兵驰骋无阻，预见“终为中国患者，其俄罗斯乎！吾老矣，君等当见之”。

其死后十余年，沙俄兵不血刃侵占清国150万平方公里，不详预言终成现实。林则徐对广州十三洋行的担忧，对禁烟失败的不甘，临终不忘“星斗南”，终成历史铭记的民族英雄。

林则徐主张“师夷长技以制夷”，离粤之时向奕山贡献六策，首要即“海疆长久之计”乃筹办“外海水师”。林则徐担忧“徒守于陆，不与水战，此常不给之势”。这一反省，从重陆防转变为重海防，击碎中国千年重陆轻海的陋见，提出“有船有炮，水军主之，往来海中追奔逐北，彼所能往者，我亦能往，岸上军尽可十撤其九”的思想，坚定认为要保卫陆上城邑，须有水师控制大海。

林则徐“制海权”思想的萌芽早于洋务派二三十年，这是封建王朝军事思想史的重大突破。

后来林则徐被贬新疆，却心系国运，了解边疆史地，其对沙俄“威震邻国，开疆拓土”虎视新疆，对英吉利逼近叶尔羌和戈会哈威胁西藏，分外担忧，寻找边防固达之道。其亲临喀什噶尔，译询卡外各国夷部地土风俗，离去之前，摘抄《喀什噶尔、巴尔楚克等城垦田原案摘略》《巴尔楚克等城垦田案略》《哈密厅卷宗》等手卷，获赠《卡外与图》，从历史地理中寻找“备边之法”。

林则徐深知疆民之苦，坦言“回子至愚极懦，且极可怜。自汉官以至兵丁，使唤之甚于犬马，其贸易放债之汉民，欺骗之、盘剥之，视若豕羊而已”，规劝清廷重视善待。其提出治边方略：其一，要防外夷入侵，必须屯田守边，尤其巴尔楚克，要广为开垦，使之成为边疆重镇；其二，要安定回民，改变民族偏见。

林则徐从安边富国的大局出发，驳斥回族会因“富强而生反侧”的谬说，主张减轻粮税，招回分田，使贫穷回民得以安定，其塞防思想互为表里因果，“屯垦、屯边、固边”层层递进。

林则徐海塞并重，有预见，为后续事变证实。“海塞并重”思想也在左宗棠和沈葆桢手中开枝散叶，影响深远。

而李鸿章对海防问题的看法，集中体现在他的万言《筹议海防折》上。李鸿章深谙中国政经中心俱在东方，天然海洋屏障拱卫了财富，而鸦，片战争不仅震惊国人也震动国基。

其深知清廷国库空虚，提议在新疆采取守势，静观其变，运用以夷制夷，使英俄相互牵制，以待日后收复国土。如此清廷就可拨西北军饷用作东南海防，壮大海军。

李鸿章强调新疆界于俄英印及波斯之间是敏感地带，清廷“饷力、人才实有不逮”，应集力海防，暂缓塞防。针对国内形势，李鸿章开出药方：变革奋起，其呼吁遵循实事求是，务实求真，兴办洋务。对外惧战以求自强发展的和平环境，切不可逞意气孤注一掷，视国事为儿戏，内政不修，则“战守皆不足以恃，而可亦不可久也”。

他说列强凭借海船火炮实为中国“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而中国仍“犹欲以成法制之”，如患者不论何种疾病皆以古方治之，肯定不能见效。因此他认为“居今日而欲整顿海防，舍变法与用人，别无下手之方”。

其倡导“变”是指军事制度变革，建立新型陆海军；改革旧式科考八股，培养新式科技人才，这点倒是很受吴可等有识封疆的赞同。

对李鸿章“暂缓西征、全力海防”的观点，左宗棠竭力反对。他认为新疆、蒙古和京师连为一体，新疆失守，连锁反应，危机京城。因此他主张水陆并重，一边收复新疆，一边加强海防。

左宗棠分析当时国内外形势，认定是进军新疆的好时机。回民叛乱已然平息，新疆叛乱势力尚处萌芽，非根深蒂固，英俄皆对新疆虎视眈眈，沙俄已占伊犁，以夷制夷的策略失效。

此时，沿海地带海防形势较塞防缓和，列强多忙欧洲战争和财富争夺，中国趁时出兵新疆，收复失地，如若不然，日趋严重，尾大不掉，愈加棘手。

其清醒认识到“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视西陲之成败以为动静。俄人攘我伊犁，必将久假不归。大军出关，艰于转运，深入为难。我军日迟，俄人日进，宜以全力注重西征，俄人不能逞志于西北，各国必不致构衅于东南。”

同时他表示东南海防局势没看起来那般困难，朝廷难道忘了东南沿海还有一位实力强劲的两广总督吴可。

以他对吴可的了解，除非远东英法联军再次联合出兵，而且还只能海军配合，才有可能于两广沿海地带成功登陆，否则列强军队绝对讨不到好去。

而此时新疆局势已经糜烂，朝廷再不动手平乱，等到乱军彻底稳定局势，朝廷再想有所动作，所需付出代价可不是眼下能比，就不知朝廷到时有没有那个财力跟魄力？

左宗棠原本只是一番实言，谁料却给吴可惹来不小麻烦……

而应左宗棠之请，吴可虽严密监视安南局势难以抽身北上，但还是发来奏折参与此次‘海防’与‘塞防’之争。他自然站在左宗棠一边，历史证明左宗棠的“海防”与‘塞防’联合才是正理，他自然不可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在奏折之中他几乎是拍着胸口保证，有他吴某人和手下部队存在，起码两广地区海疆不用担心，列强想从两广占便宜绝不可能。

……

朝廷反复斟酌，最后决计采用海塞并重的方针，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节节扫荡”；同时任命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事宜，吴可从旁协助，两广水师作为南洋水师主力办理。

得，搞来搞去结果最受伤的，却是两广方面。幸好两广实力强劲吴可并不在乎朝廷的支持，否则还不得被气炸了肺？

……

话说清廷发迹于东北，叩关南下，建立帝国，据历史经验，重视陆疆，轻视海疆。康熙晚年曾道“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恐受其累”，而沙俄在北方入侵暂时让清廷放松了海疆。

1864年7月19日，湘军攻克天津，标志着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运动开始退潮，大清王朝渡过了覆灭危机。清廷常年作战，割地赔款，也已疲惫不堪，面临崩溃。

此时，西洋列强，沙俄日本，俱穷凶极恶。1865年后，清廷边境狼烟再起，沙俄以“代管”名义，进占伊犁，英吉利从中作梗，支持南疆叛乱，承认叛军阿古柏政权，试图分一杯羹。

陕甘总督左宗棠，七年一剑平定西北。到了1873年，左宗棠终于腾出手来，一边派军进驻河西走廊，一边向朝廷报告，准备进军新疆收复失地。

同时东海硝烟弥漫，1874年新兴日本为转移因改革维新所引起的矛盾，以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杀害为由入侵。钦差大臣沈葆桢带领中国军舰“安澜”和“伏波”等前往台湾，李鸿章也紧急调集淮军唐定奎部6500，人入台，并运去洋炮20门。

清军到来，给予日军强大震慑。日本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亲到北京谈判，清廷因西北阿古柏叛乱，中法关系日趋紧张，两广总督吴可指挥手下亲自参与安南内战抽不得身，加上英美法三国调停，决定妥协。

经谈判，中国付给日本白银50万两，日本从台湾撤军。日本的突然举动，震动清廷，朝野哗然，再次引发了举世瞩目的海防、塞防之争。

1874年11月5日，总理衙门递上《海防亟宜切筹武备必求实际疏》，强调海防，提出“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项具体措施，请求饬令有关大臣讨论。

11月19日，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请人代递上《海洋水师章程》六条，提出海军分区设防并统一指挥，要设立北洋、东洋、南洋三支舰队，分辖北海、东海、南海三面海域。

清廷将总理衙门和丁日昌条陈交滨江沿海各省督抚及将军讨论，限一月内复奏。时任陕甘总督左宗棠本不在饬议大员之列，但总理衙门因其“留心洋务，熟谙中外交涉事宜”，所以特别咨请其参加筹议。

此次争论，海塞防三种观点，以左宗棠和李鸿章两个实权派之争最为引人注目，两方派系各逞手段在朝堂展开激烈争论。

海防与塞防之争“复奏”期矛盾焦点在于防俄还是防日。军机大臣兼总理衙门大臣文祥、直隶总督李鸿章、原江苏巡抚丁日昌、浙江巡抚杨昌睿、两江总督李宗羲等共同认定日本“阴柔而有远志”，甚于沙俄，沙俄“志在蚕食，不在鲸吞”，日本却是“志在鲸吞，不在蚕食”。

而醇亲王奕环、盛京将军都兴阿、漕运总督署山东巡抚文彬等认为“各国之患，四股之病，患远而轻，俄人之患，心腹之疾，患近而重”，沙俄是最大敌手，当务之急是“严备俄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