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 (排云掌)

5月18日西乡从道以“高砂丸”为旗舰，率兵开往台湾。5月21日日军沿四重溪搜索遭到高山族人攻击，22日爆发“石门之役”。当日西乡从道率舰队抵达社寮港，随即展开攻击。

这场战役中，高山族人伤亡者合计达70余名之多，牡丹社酋长父子战死。日军伤亡者有20余名。6月1日日军发动“牡丹社之役”，出兵分三路围剿高山族人。

6月5日，日军攻破牡丹社，并焚毁多社。但高山族进行顽强抵抗，时常从山中出来袭击。日军防不胜防，终不能胜，只得退守龟山，在这里建造都督府，设医院，修桥梁，筑道路，开荒屯田，作长久之计。时日军中疟疾流行，2000多人患病，500多人病死，日军处于进退两难的境地。

而清政府不但对日本侵台消息得的晚，而且知道情况后反应迟钝，措施不力。中国开始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一无所知，最先告诉中国消息的还是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后北洋大臣李鸿章、南洋大臣李宗羲均咨报日本兴兵赴台湾各节。

总理衙门采取如下对策，“除由臣衙门照会该国外务省切实诘问外，臣等公同悉心商酌，此时该国动兵与否，尚未明言，固未便操之过急，而事必期于有备，患当杜于方萌，应如何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及如何先事筹备，……拟请钦派开望素着、熟悉洋情之大员，带领轮船，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情形，妥筹办理。”

而上谕云：“生番地方，本系中国辖境，岂容日本窥伺该处情形如何，必须详细查看，妥筹布置，以期有备无患。……着派沈葆桢带领轮船兵弁，以巡阅为名，前往台湾生番一带察看，不动声色，相机筹办。”

人家已经打上门来了，朝廷还担心“操之过急”，不过“诘问”而已，并拟“按约据理”、“相机辩阻”，“察看情形”、“相机筹办”，明显措施不足。

中国官员对日军的行动进行了有力的批驳。5月3日，福岛九成在厦门会见知府李钟霖，递交了西乡从道致闽浙总督李鹤年的照会。照会一心掩饰侵略，将侵犯刚签订《修好条规》不久的与约国，说成是稍示惩罚生番，竟然还恬不知耻地要求中国地方政府将躲藏的生番抓住交给日本兵，日本人之虚伪和狡猾可见一斑。

5月11日，闽浙总督李鹤年复函西乡从道，内称：“本部堂查台湾全地久隶我国版图，……贵国政府并未与总理衙门商允作何办理，径行命将统兵前往，既与万国公法违背，亦与同治十年所换和约内第一、第三两条不合。……琉球岛，即我属国中山国疆土，该国世守外藩，甚为恭顺，本部堂一视同仁，已严檄该地方官，责成生番头人，赶紧勒限交出首凶议抵。总之台湾在中国，应由中国自办，毋庸贵国代谋……应请贵中将撤兵回国，以符条约而固邦交可也。”

应当说，李鹤年的回函对琉球漂民事件如何处理作了正面回答，要求日本撤兵也有理有据，但是西乡从道接到复函后，不仅毫无撤兵之意，反而加紧向高山族进攻。

5月11日，总理衙门照会日本外务省进行诘问。照会云：“查台湾一隅，僻处海岛，其中生番人等，向未绳以法律，故未设立郡县，即礼记所云不易其俗，不易其宜之意，而地土实系中国之属。……此次忽闻贵国欲兴师前往台湾，是否的确，本王大臣未敢深信，倘贵国真有是举，何以未据先行议及，其寄泊厦港兵船，究欲办理何事，希即见复，是所深盼。”

照会用语软弱，无强烈抗议之词，更无针锋相对之意，对台湾生番所置“向未绳以法律”之词，十分不妥，授人以柄，日本正是借生番是“化外之民”出兵台湾的。

日本外务省对照会要求立即见复置之不理，直到9月才复照，且态度极为横蛮。复照称日本出兵是根据柳原前光和毛董两大臣会谈之意行事的，真是强词夺理。

5月28日，日本派驻中国公使柳原前光抵到上海，福建布政使潘等人与柳原前光会面，进行诘问，要求退兵。

随着事态的扩大，总理衙门也知道徒以口舌不能解决问题，准备用兵。5月29日，总署恭亲王奕欣在奏折中称：“因思日本兵船，既赴台湾，且有登岸情事，必须沈葆桢迅筹办法，或谕以情理，或示以兵威，使彼无隙可乘，庶几潜消隐患。”

不久上谕准奏，并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福建布政使潘为帮办。5月31日朝廷接李鹤年奏，报告了西乡从道的照会及复函情况。6月5日朝廷又接李鹤年奏，称已向凤山、澎湖、厦门调兵，并阐述了对日军策略：“如果倭兵扰入台湾腹地，自当督饬镇道鼓励兵团，合力堵剿。若仅以戕杀琉球难民为名，与生番复仇，惟当按约理论，不遽声罪致讨以免衅开自我。”

实际上，这也是朝廷的政策。这种政策不当之处在于，一是将台湾和生番分论，二是将日军攻打生番和攻击台湾腹地分开，并采取差别很大的对策，这就给人造成日本攻击台湾生番并不是侵略中国的印象，不利于中国依据国际法对日斗争使得以后对日谈判处于被动境地。

这种政策也显示出清政府恐惧战争的心理。当然清政府也不是束手坐待，开始购船买炮，并请洋教习教授，准备接战6月9日朝廷再接李鹤年奏，报告日军与生番接仗及派人前赴台湾与西乡从道按约理论的情况。

上谕云：“生番既居中国土地，即当一视同仁，不得谓化外游民，恝置不顾，任其惨遭荼毒。”

6月中旬，沈葆桢和潘到达台湾。一方面同西乡从道交涉，要求退兵。一方面招募兵勇，修筑炮台，加强军备。此时清政府也有了进行战争的决心。

上谕指示：“沈葆桢等务当与之极力理论，断不可任其妄为，倘该国悍然不顾，亦当示以兵威，不得稍涉迁就，致误事机。”

6月22日，潘持沈葆桢致西乡从道的照会和柳原前光的函会见西乡从道，与之反复辩论。由于日军进展并不顺利，中国战争准备越来越充分，西乡从道已有退兵之意，但心有不甘，因此露出索要兵费赔偿之意。

日军在台湾进展不利，而中国备战方殷。7月日日本政府讨论“善后策”，作出《出师之议》，决定扩大战争，并向陆海军两省下达了备战的指令。

日本立即向诸道征兵，购买兵舰，准备大战。中国也积极备战，在澎湖诸岛建造炮台，在台厦间敷设海底电缆，向德国购置毛瑟枪，向丹麦订购铁甲舰。并不断向台增兵，“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

但双方并未放弃通过外交手段来解决问题。日本妄图通过谈判获取胜利果实。7月16日，日本政府派遣外务省四等出仕田边太一来华，向柳原前光传达政府关于对华谈判的要领和须知：“谈判之要领，在于获得偿金及让与攻取之地。”“当以此次机会，断绝琉球两属之渊源，开启朝，鲜自新之门户。”

清政府因“备未实修，未能遽战为虑”，“窃计持之日久，又恐日本兵在番界，乘暇勾结番族，转得固垒深沟，为备我之地”，也想早日解决此事。

7月24日，柳原前光偕郑永宁到天津会见李鸿章。李鸿章严词驳问，柳原前光则一味抵赖。7月30日，柳原前光到达北京，8月7日，柳原前光到总理衙门，与总署大臣会见，以后又多次会见。柳原前光“先递照会一件，则谓台湾生番，为无主野蛮，本不必问之中国。”

总署大臣“随责以台湾生番，系中国地方。”“琉球之事，应由该国王清理。”“生番隶台湾版图，应如何抚绥归化之处，中国有自主之权，应由中国自行议办。”双方相互辩驳，没有结果。

中日间的谈判没有什么进展，两国政府都有些着急。8月5日，日本天皇发布敕语，任命内阁参议兼内务卿大久保利通为全权办理大臣，来华谈判，企图打开僵局，解决中日之间的问题。

9月6日，大久保利通到达北京。从9月14日至10月23日，中日间举行了八次交涉。大久保利通一要中国承认日本进攻台湾是所谓“义举”，二要中国赔偿兵费，开口要价二百万两。

清政府只求日本退兵，而不论是非曲直，甚至“不责日本此举不是”，可以出钱，但忌讳“赔偿”二字。最后，由于大久保利通用收拾行装，作出破裂姿态，以战争相威胁。英国公使威妥玛又从中串通、哄骗、恫吓。清政府软弱害怕，一味求和，不敢开战，中日双方终于定议。

此中情形，10月31日，总理各国事务恭亲王等的奏折讲得很清楚：“十六十七等日，日本两使臣已悻悻然作登车之计。威妥玛来臣衙门，初示关切，继为恫喝之词，并谓日本所欲二百万两，数并不多，非此不能了局。……臣等权衡利害重轻，揣其情势迫切，若不稍予转机，不独日本铤而走险，事在意中，在我武备未有把握，随在堪虞，且令威妥玛无颜而去，转足坚彼之援，益我之敌。遂告以中国既允抚恤，只能实办抚恤，即使加优，数不能逾十万两。……再允将该国在番社所有修道造房等件，留为中国之用，给银四十万两，总共不得逾五十万两之数，愿否听之。威妥玛旋至该使臣寓所，议论许久，复称抚恤等费数目，日本使臣业经应允。嗣经议立结案办法三条，另立付银凭单一纸。……今则明知彼之理曲，而苦于我之备虚，……不能不姑示羁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