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 (排云掌)

以吴可的消息渠道，自然知道其中很多没有公开的秘闻。

其实这个事情柏葰本人并不知情，只是他一个叫靳祥的家人从中得了好处，为平龄四处活动钻营，让他考中。刑部会审给柏葰拟定的处分是斩立决，也就是“判处死刑，立即执行”。

这里需要跟大家说明的是，大清的司法部门在给犯罪的一二品官员拟罪量刑的时候，往往都量得比他实际应得的处罚要重一些，这样做的目的，不外乎就是给皇帝在作最终裁定的时候一个可以减刑的机会，让皇帝去“做好人”，借以显示“皇恩浩荡”，给柏葰的这个量刑就是如此——并不是真的想要他的命。

当时很多朝中大臣、甚至包括柏葰自己都以为他断不会真的被处以极刑，最多也就是充军新疆而已。而象他这样位高权重的高级干部，只要是不死就一定有东山再起的机会。

所以柏葰在临上刑场的时候，还很轻松的吩咐他儿子替他准备好充军路上的生活用品，在城门外的夕照寺等他，一旦皇帝减刑充军的上谕下来，就好马上离京上路。

咸丰皇帝确实也准备将柏葰充军了事，因为究其性质而言，柏葰本人在本案中最多也就是个“失察之罪”，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承担“领导责任”。而且大清开国二百余年，还从来没有在菜市口（大清斩杀高级官员的刑场）公开杀过一个大学士兼军机大臣的先例。

清沿明制，不设宰相，但一入内阁当上大学士就算是名义上的宰相了，军机大臣则是事实上的宰相，柏葰以内阁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则是名副其实的“真宰相”。乾隆年间杀讷亲、嘉庆年间杀和珅，均只是赐令自尽而已，都没有押赴刑场公开砍头。

然而肃顺却不这么想，他认为这正是一个杀一儆百、整饬吏治的绝好机会，因此坚持应当对柏葰立即执行死刑。当咸丰皇帝替柏葰辩解说“法难宽宥，情有可原”时，肃顺反驳说：“虽属情有可原，究竟法难宽宥”。在原则面前，皇帝被搞得无话可说，终于下旨砍了这位“柏老相国”的头。

据说，当柏葰在菜市口刑场接到执行死刑的“驾贴”（也就是行刑的命令）时，脱口而出：“皇上断不肯如此，必是肃六（即肃顺）从中作祟。我死不足惜，只怕有朝一日，他也会和我一样的下场。”

由此可见，肃顺的狠辣和果决，这名头在官场可是赫赫有名，这样的人在处于绝境之时会做出什么反应都不奇怪……

第698章跋扈

肃顺这家伙绝对是个狠人，为达目的无所不用其极，其本人虽然是旗人贵族出身，但他却一向很瞧不起旗人。常说旗人只知道吃喝玩乐，一点用都没有。这使得他得罪了很多旗人贵族阶级中的代表人物，如杀耆英和柏葰，就是最好的例子，其嚣张跋扈可见一斑。

不过肃顺极受咸丰帝看重，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在咸丰朝期可谓第一权臣根本不必顾忌他人感受。

与对待旗人的态度相反，肃顺十分维护和重用汉人中的杰出人才。

可以说，大清王朝之所以能在内忧外患极为艰难的情况下坚持下来，虽然主要得力于恭王、曾国藩等后来的全力维持，但追本溯源则主要还是依靠肃顺的种因于前。

肃顺本人也非常注意在自己的身边网罗汉人中的杰出人才，除前面提到的湖南才子王闿运以外，还有如郭嵩焘、尹耕云、高心夔等清末名重一时的才子，都曾在他府上长期效力，当时在北京有“肃门六子”之称。

但肃顺也绝不是一味无原则的尊重汉人。有一个后来当上大学士的周祖培，当时和他一样都是刑部尚书（清制：各部尚书都是两人，一满一汉）。肃顺很瞧不起周祖培，以至于常常当着周祖培的面，公开把周祖培在文件上已经签署的意见直接划掉，让周祖培颜面丢尽，很下不来台。

周祖培后来不但是力主扳倒肃顺的主要人物，还是公开竭力怂恿慈禧太后垂帘听政的始作俑者。而他之所以不遗余力怂恿垂帘的原因，唯一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彻底打倒肃顺。因为报一己私仇而放弃基本的政治原则，这位“周中堂”的为人，也实在不怎么样。难怪不但肃顺瞧不起他，连恭王也瞧不起他。

还有一个坊间传言就有些不可靠了：说在决定是否杀柏葰的时候，肃顺对咸丰皇帝的迟疑不决很不耐烦。忍无可忍之际，他竟从皇帝的手里夺过皇帝专用的朱笔，在御驾之前强行“矫诏”杀了柏葰。

当然这个传言吴可只把他当作笑话，咸丰皇帝不是汉献帝，肃顺也不是曹操。虽然咸丰皇帝对肃顺的倚重几乎已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但肃顺对咸丰皇帝还是很尊重的。

而且咸丰皇帝也绝不是一个暗弱窝囊的皇帝，想恭王以骨肉之亲出掌阁揆，他尚且能一言罢黜，肃顺就是再跋扈十倍，也断不敢如此。

京城出现这样诛心的传言，还不是肃顺积怨太多的缘故，以至于他当政之际虽然“名满天下”，但事败之后却不免“谤亦随之”。肃顺把持朝纲，权倾朝野数年之久，可是一旦势败那帮子唯唯诺诺的朝臣无不落井下石，只能是这厮做人太过失败，性格睥睨太傲做事过于偏激极有关系。

……

咸丰帝驾崩后，御前大臣载垣、肃顺等八大臣与新皇帝载淳的生母皇太后叶赫那拉氏（即慈禧太后）产生严重矛盾，叶赫那拉氏乃鼓动咸丰帝皇后钮祜禄氏（即慈安太后）与八大臣争权，授意御史董元醇上朝奏请由皇太后垂帘听政，随即遭到八大臣极力反对。

另一方面，宗族中比较近的恭亲王奕与咸丰朝顾命大臣僧格林沁和军机大臣文祥等人被排斥在最高权力之外，亦极为不满。于是叶赫那拉氏与奕等人联合起来一起对付顾命大臣派系。

没办法，朝堂上的位置就那么多，肃顺的人占了其他人就没得分，这是赤落落的利益之争根本没有回旋余地。

要知道在肃顺身边，可是形成了一个极大庞大的官场势力集团，占据了不少朝堂上的关键位置，加上肃顺招惹的仇敌实在不少，风光之时无人能抗倒也罢了，可一旦势衰便等着墙倒众人推吧。

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载垣与肃顺也是铁哥们儿。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执政能力不够，而“肃顺习汉文，又多知历史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于是联合“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肃顺便扶摇直上，进入中枢。

而三人商议政事，通常是“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最终“以肃顺为主谋”。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益专”，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端、载二人“听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除了获取皇帝信赖，肃顺还积极拉拢大员，延揽人才，发展自身势力。如他力荐陈孚恩出任兵部尚书，扶植杜翰为自己门生，安排匡源、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与穆荫来往甚密。

同时，肃顺还多方吸纳汉族幕僚。他常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于是他对待汉人恭敬有加，但对旗人“睚眦暴戾，如奴隶若”，甚至就连受贿，他也只收旗人不收汉人，搞得整个旗人圈怨声载道。

也正秉此原则，肃顺将王闿运、高心夔、郭嵩焘等名流罗致门下，俱为一时之选。

到咸丰九年，一个以肃顺为核心，包括端华、载垣、穆荫、杜翰、陈孚恩、高心夔等重臣名士在内的政治集团基本成型，他们或为心腹，或为羽翼，盘根错节，遍布朝堂内外势力庞大之极。

这么庞大一政治势力，显然需要占据不少朝堂关键位置。之前咸丰帝还在之时也就算了，眼下怎么可能还让肃顺派系拥有如此强大实力？

而且肃顺在整顿官场风气的同时，又大肆包庇同盟官员的不法行径，为此得罪的朝堂势力当真不在少数。

肃顺在“戊午科场案”繁荣具体执法中存在明显不公，如他袒护陈孚恩，使其免受案件牵连。更让人不齿的是，两年后肃顺监视庚申恩科，居然为了能让幕僚高心夔中试，不惜考前泄题，实“为科甲中人所切齿”。可以说，肃顺打掉了一只老虎，却又养了其他老虎。

彻查“户部宝钞案”时，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将户部整个掀了个底儿掉，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

可就在案情渐趋明朗之际，咸丰九年十一月，户部稿库突起大火，“三日不息，存案悉毁”，“宇廨尽焚”，“统计延烧、拆卸房屋二百余间”，致使户部积案无可稽查。

偏偏在此关口，户部起了大火，这令咸丰坚信其中定有更大阴谋，遂命肃顺详查。有了皇帝的力挺，肃顺办案愈发酷烈，定要揪出幕后的“大老虎”。

几经核查，耗时一年，肃又将户部司员景雯、崇贵、常禄、忠麟、王熙震诸人利用短号钞换取长号钞，从而吞没巨款的案情查出。经过反复逼供，忠麟等供认此事曾经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心存过目，但翁漫不经心，故毫无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