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 (排云掌)

咸丰帝闻后震怒，将主考官柏葰诸人革职。

与此同时，肃顺查清同考官浦安与新考中主事罗鸿绎私下里“交通关节”。经传讯当事人罗鸿绎，其供述“为了能考中，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鹤龄疏通关系，李转而求同考官浦安关照，浦又跟柏葰的门丁靳祥打了招呼。事成后，浦安向柏葰送贽敬银十六两，李鹤龄则向罗鸿绎索要银五百两，其中三百两转交浦安。”

该案由于发生在戊午年，因而被称为“戊午科场案”。其与顺治十四年的丁酉科场案和康熙五十年的辛卯科场案并列大清三大科场舞弊案。该案最终在肃顺的力主之下，将时任文渊阁大学士柏葰、兵部侍郎李鹤龄、主事罗鸿绎等人处斩。

历时十个月的“戊午科场案”，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朝廷吏治为之一振。

在此后不久，肃顺在户部尚书任上，前后历时两年，彻查“户部宝钞案”。

咸丰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事，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朝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

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1858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

其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一定程度上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

肃顺虽骄横专权、目中无人，但对待有才华的汉臣却能做到格外礼待。肃顺提出应重用汉族官员，并向朝廷推荐曾国藩、胡林翼、郭嵩焘等汉族官员，为平定太平天国、同光中兴网罗了人才。

本来历史上左宗棠能成一代名臣，几乎就是肃顺一力保下才有这个可能。

历史上的左宗棠出佐湘幕，初露峥嵘，不想却得罪了永州总兵樊燮和湖广总督官文，后者联合弹劾左宗棠为“劣幕”，咸丰皇帝令官文“一经查实，就地正法”。

肃顺早听说左宗棠有大才，闻之此事，便联合曾国藩、胡林翼等官员上书力保左宗棠，并邀请深受皇帝信任的吴地才子潘祖荫写下了“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之语。

此后又在咸丰帝面前力荐左宗棠，给予重用。在此以后左宗棠也官运亨通，历任兵部主事兼四品军务帮办，太常寺少卿兼提督江西学政，浙江巡抚，闽浙总督、陕甘总督等职。不仅为击败太平天国保下了一名干将，还为帝国抗击沙俄而将新疆列为帝国行省，抗击法国三战三捷提拔一名不可多得的统帅。

当然，这世由于有吴可的存在，左宗棠的官运却是十分顺畅，一路平步青云几乎没有任何阻碍。

而吴可这位汉族大臣中的翘楚，就用不着肃顺俩提拔重用了，吴可因赫赫战功之故提拔之速，一点都不比满清贵胄出身的肃顺官升得慢。

第697章狠辣

吴可跟肃顺没多少接触，对其的了解大多都是官场传言以及手下打探到的情报所述，他跟肃顺到眼下不过见了几次面而已……

他听得最多的，就是这家伙刚愎自用和威服自享的传言，当然这厮有傲气的资本和资格。

出身郑亲王这样的铁帽子王贵胄之家，出仕便有大哥郑亲王端华提携，仕途可谓一帆风顺。

咸丰皇帝即位以后，短短数年的时间内，肃顺迅速升腾，成为在皇帝驾前说一不二的人物。他先授内阁学士（某种意义上这个职务相当于皇帝的私人顾问），再兼副都统、护军统领、銮仪使等职，又授御前侍卫，迁工部侍郎，历任礼部、户部侍郎。

到咸丰七年，更擢升左都御史、理籓院尚书，兼都统等，这就算是“大用”了。后来调礼部尚书，仍管理籓院事务，又调户部尚书，出任御前大臣，拜协办大学士，便成“宰相”了。

虽然他一直都没入军机，可他却是名副其实的首辅！

看看咸丰朝后期的一干军机大臣名单，除了文详之外，其余几位无不是顾命大臣派系中坚力量，个个对肃顺俯首帖耳，这更加助涨了肃顺的嚣张跋扈。

听闻咸丰帝跑路去热河之时，整个承德行宫内外防务全部掌握在肃顺之手，朝堂政令也基本由他掌握大局，加上咸丰帝对其信任有加言听计从，严然便是大清帝国的幕后操盘手。

当然平心而论，肃顺是个很有远见卓识、而且敢作敢为极有能力的牛人，其魄力才干在当时的满汉大臣中，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单说才干，恭王或者不在他之下，但若论及其敢作敢为的魄力，恭王恐怕也要略逊一筹。但敢作敢为过了头，就成“跋扈”了。

吴可对于肃顺这位在咸丰朝后期于他并称的牛人，还是有些了解的，顺风顺水的官场生涯培养出了他的嚣张跋扈，高贵的出身以及咸丰帝毫无保留的信任，让他的权力掌控欲极盛。

没错，虽说肃顺在咸丰帝的鼎力支持下，算做京城朝堂风云人物的话，吴可显然便是地方督抚中的风头人物，两人一时并称于大清官场。

吴可没调去两广被‘边缘化’之前，在地方上的声势之隆可以用一时无两来形容。两江清军可以说是大清在江南地区的中流砥柱，比起状态时有起伏的湘军表现可要稳定得多。

只要不是傻子，任谁都看得出来当时太平军兵力过百万，结果有一大半兵力都被牵制在两江地区，到底是谁的功劳。

吴可作为两江总督执掌两江军政大权，可以用风光无限来形容，跟在朝堂上呼风唤雨的肃顺算得上一时喻亮。

当然，出身不凡能力出众的肃大中堂，是看不上出身草根的吴可的，不仅仅因为吴可的出身太低又爬得太快遭人嫉妒，最重要的是他在朝堂上的奥援势力，可跟肃顺尿不到一个壶里去。

与吴可有战友之情，关系一直维持得不错的大学士桂良，不仅是朝堂上老资格的大佬，而且还是恭亲王的老丈人。

而恭亲王，则是肃顺掌控朝堂的最大威胁，以吴可与桂良之间的盟友关系，肃顺能对他有好感才叫见鬼。要不是东南糜烂江南战火连绵，需要吴可和其手下替朝廷清剿叛乱的话，只怕肃顺早就找机会把吴可弄下去了。

要知道，肃顺绝对是咸丰朝最著名的铁碗权臣。

面对当时内忧外患的局面，肃顺深信“治乱世，用重典”的古法，明确主张“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咸丰八年（1858），英国军舰侵入天津，咸丰皇帝派恭王的老丈人大学士桂良和侍郎耆英前去交涉。

这位耆英是个“红带子”出身的亲贵，只要稍微熟悉近代史的人，对耆英都不会太陌生，这厮的出名在于他的“卖国”。

不但大清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就是由他主持签定的，而且后来他还先后代表朝廷与英国签订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与美国签订《望厦条约》、与法国签订《黄埔条约》等。

和所有封建王朝一样，大清有个很不好的传统，就是没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对皇亲国戚和国家高级干部讲究所谓的“议亲议贵”之例（意思跟“刑不上大夫差不多”），所以尽管耆英当时引起的民愤和官愤都很大，但道光皇帝却一直没有对他进行过任何处罚。

相反，咸丰皇帝却在即位之初就曾经革过他的职。这次与英国交涉，耆英在谈判过程中，不但事先向对手泄露谈判机密，更有甚者，他借口有重要情况要向皇帝报告，却不等皇帝批准，就擅离职守，私自跑回了北京。

这是一种严重的临阵脱逃的行为，咸丰皇帝将他下狱治罪。后来有关部门拟定的处罚是“绞监候”，大概跟今天的死缓差不多，咸丰皇帝和朝廷大多数人对这个处罚也比较满意。

结果，肃顺却认为这个处罚太轻了，他单独奏请将耆英立即正法，“以儆官邪而申国法”。于是在肃顺的一再坚持下，耆英终于被改判死刑，在宗人府被赐自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同样还在咸丰八年，肃顺还借“戊午顺天科场舞弊案”对大清的考试和吏治腐败进行了有史以来最严厉的整顿。

这一年恰逢顺天乡试揭榜，一个唱戏的演员（那时候演艺界人士不叫“艺术家”或“明星”，而是叫“优伶”或“戏子”）平龄居然得中高魁，考进了前十名。在今天，明星大腕们的地位可以说得到了史无前例的提高，他们往往能够动辄“演而优则学”，亲而易举的进入自己想进入的高等学府“深造”。

而在大清的制度下，明星们却毫无地位可言，即使是大腕也不例外，他们连起码的考试资格都没有。所以这件事在当时可以算得一个极大的丑闻，套一个今天流行的说法，大概可以叫做“戏子门”事件。

消息传出，自然是举国大哗。咸丰皇帝严令彻查，结果在肃顺的坚持下，很多高级官员都身陷其中，革职的革职，杀头的杀头，甚至连主持这次考试的文渊阁大学士（名誉宰相）兼军机大臣（实际宰相）柏葰，也终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