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列强时代 (排云掌)

福建推行的很多洋务举措，其中都有两广支援过来的人才帮忙，这才免去了花大价钱请洋人的麻烦。

更让左宗棠惊讶的是，两广方面不仅轻工业发展迅猛，在重工业以及军工厂方面也是着有建树。

两广拥有三家具备制造火，枪的火，枪工厂，还有五家专属子弹制造工厂以及配套的火药厂等等军火工厂，每年的产量足够供应两广清军训练所用，还能有一部分库存留做储备之用。

就两左宗棠带到福建的那上万楚军人马的弹药补充，也都是从两广军工厂那头提供的，听说两广这边还在尝试制造火炮，就是不知道现在出没出啥成果。

而且琼崖的矿区发展十分迅猛，一系列围绕着矿区开办的工厂给两广提供源源不断的优质钢铁，两广的军火工厂不愁没有合格的原材料供应。

这，就是两广强大的底气所在！

左宗棠此行就是为了两广自产的枪械弹药，他奉命入陕剿灭当地回民叛乱，以当地的情况而言所需弹药物资显然不是一个小数字。

当然朝廷可以解决一部分，但他可不敢把所有希望都放在朝廷身上，自己也得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这时候两广的资产军械和弹药就显得格外重要。

对于左宗棠的请求，吴可很爽快答应下来，不说两人关系亲密，左宗棠此时有难处他当然得帮上一把，更何况左宗棠又不是不付钱。

两人商量了整整一天时间，便将军火供应的事儿谈妥，而后便趁机聊了聊各自对眼下大清局势的看法。

总之，两人都对朝廷平息叛乱有信心，但是具体什么时候能够彻底平息叛乱，谁心中都没底。

好好的跟左宗棠聚了一回，因为时间关系第二天便各奔东西，左宗棠忙着回去整军备武做好出发准备，吴可也要跟手下后勤部门打好招呼，让他们做好协调工作一旦左宗棠启程他所需要的大批军火物资立刻跟进。

同时，陕甘回民叛乱让吴可心生警惕，回去之后立即召集手下幕僚收集有关方面的资料，同时也让下面官府注意两广境内回民动态，一有不对立即汇报但不允许地方官府擅自行动。

……

西北回乱已到不可收拾之地，陕甘清军连战连败只能守着几座要塞大城，奇遇地区基本上都被回民叛军以及西捻军所占，势实在不容乐观，朝廷一再催促左宗棠加快速度赶去平乱。

左宗棠（刚被任命为陕甘总督）可不是个肯吃亏的主，率上万楚军精锐出出了福建之后，便借口筹备粮饷暂时停兵湖北踌躇不前，要求朝廷先把足够的粮饷军械以及物资调拨到位，他这才好放心大胆的前往陕甘平乱。

朝廷自然不爽，连下几封斥责圣旨，要求他不得延误立刻出发，至于战争所需一应粮饷枪械物资，朝廷正想办法筹措要他不要担心。

怎么可能不担心？

粮饷倒还好说，军械弹药方面朝廷根本无法自产，只能花大把银子向洋人采购，其间得耽误多少时间啊？

左宗棠也是个牛脾气，既然打定主意要等军械粮饷到位后再行动，自然对朝廷连发的几道圣旨不屑一顾，上折表示朝廷要是实在等不及的话，可以先调拨附近的湘军过去嘛，他这个新任陕甘总督不在意滴。

他不在意朝廷在意啊，好不同意逼得曾国藩主动削减湘军，这时候可不能再给湘军复起的机会，这是原则问题容不得丝毫差错。

朝廷倒是想调淮军过去，可惜的是淮军此时任务也重，正在山东河南一带跟捻匪主力死磕呢，根本就抽不出身再去陕甘参合。

再说了李鸿章的基业全在江南一带，他才不愿意跑到陕甘这个大火坑去搅合呢，那帮回民叛军可不是那么好剿的。

于是，朝廷只能把希望全都寄托在左宗棠和他的楚军身上。

至于吴可跟乡勇队，朝廷连想都没想过。不是乡勇队战斗力不强，相反单论战绩的话放眼整个大清没哪支部队战斗力能比得上乡勇队的，包括将领能力和水平在内都是如此。

别看湘军吹得欢，收复金陵立下奇功，可是当初湘军落魄之时情势那叫一个惨，曾国藩被太平军堵在南昌近一年都做好了死的准备。那时候整个大清能打的是哪支部队，除了乡勇队再无它人！

而且乡勇队无论对付太平军还是捻匪，胜率都大得出奇，就连跟实力强大的列强联军干仗，都以一胜一平保持不败，这样的实力派去陕甘剿匪其实是最合适的，乡勇队有这样四处救火的宝贵经验。

可问题出，汉人之中刚出了一个尾大不掉的曾国藩，朝廷实在不愿再出一个实力更加强悍的吴可，不然之前也没必要将吴可调到两广。

……

就在朝廷与左宗棠拉拉扯扯纠结不已的时候，吴可也没闲着，一边亲自监督后勤部门给出发的左宗棠部运送大批军械弹药，一边仔细研究幕僚收集到的回汉冲突，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除了之前左宗棠帮他普及的那些回汉冲体原因之外，他和手下幕僚整理分析了大量资料，算是粗略弄明白了回汉冲突的根本原因所在。

《大清律例》中的回族立法无一不充斥着对回族百姓歧视与压迫，回族百姓在法律面前所受到的待遇极不公平。

在朝廷看来，一方面“回人久隶编，即与百姓元异”，“回岂非民乎？”

针对普通百姓的法律均可适用于回族，另一方面又诬称“回民犷悍成习，结党为匪，仅照常办理不足示惩”，还要特别制定更严酷的法律，回族百姓可谓苦难深重。

不仅如此，朝廷还在司法活动中加深着对回民的歧视和压迫。例如，原回民结伙行窃例中，对持械并无具体界定，嘉庆二十五午（1820年）山东省为严惩省内窃盗之风，制定新例，“凡非徒手，即应以执持器植论”、“器械二字包括一切顺杆、软梯、铁凿、铁锨、小刀等物”，由于该省严惩窃盗的旧有条例系引自回民例，因而山东省的新规定又彼反引到回民例，通行全国。

该条例中“回民结伙”提法最初没有详细区分被结伙者为汉民或回民，后来在司法实践中官员们发现回民与汉民结伙，若均照回民例处置，对汉民来说处罚太重，于是官方对“回民结伙”的情况补充新的解释，汉民与回民伙同行窃，各按各自的律例科断，从而明确了汉回不平筹的事实。

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陕甘总督因故奏请各省凶犯回匪停发甘肃，酌发他省，一些官员处于阴暗的心理，认为回民改发他省是得到优遇，“使不法凶回终得安处腹地，不足以儆凶顽”，于是请求“将回民结伙三人以上执持凶器殴人者，俱实发烟瘴充军，并回民抢夺数在三人以下，持械逞强一项，其情罪正复相等，此等回犯为数不多，酌发四省烟瘴充军，亦不在拥挤”，结果此议案“奏准通行”。

总之，在对待回民的问题上，朝廷上下充满了恶意。正是在这种不公平的出事态度下，加上一些官员推波助澜，致使陕甘地区的回汉矛盾越积越深，最后终致不可收拾之境。

这样的事情不仅发生在陕甘地区，分散居住于全国各地的回民显然也受此捆饶久已，放吴可感觉心中不舒服的同时也提醒了他，两广是不是也有这样的情况发生？

第667章逼反

心中有了想法，吴可立即派人调查，结果让他很不高兴。

居住于两广地区的回民数量并不是很多却也不在少数，十来万数量却是有的，陕甘回民遭遇到的情况差不多，散居于两广地区的回民也受到官府还有闽江双重苛待，回汉以及回民与官府之间的关系极为紧张，至于没闹出什么乱子来，主要还是因为回民数量太少的缘故。

虽然心中有些不爽，同时也很担心陕甘的回民叛乱风潮波及到两广，让他对居住在两广的回民有所防范，但是有些规定成俗的东西不是他想干涉就能干涉得了的，回汉之间的矛盾不是说两句好话便能消弭于无形的。

一些官员总是希望把歧视性的法规扩广到更大的范围，例如朝廷原本规定在回民结伙持械行窃案中，案犯不得存留养亲，回民结伙斗殴中一般人犯是可以申报存留养亲的。道光六年（1826年）陕西巡抚在审理回民糜锡等共殴致人身死一案时，拟将从犯回民糜虫受儿充军，虽其亲老丁单，不得存留养亲，连刑都都觉得此举过于严厉，“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犯，本不在不准留养之例，且回民结伙共殴拟军之例；原系因该回民等犷悍成风，动辄争殴，故罪较凡斗加重，并非罪大情重，法无可逭之犯”，因而否决了陕抚的建议，应准予糜虫受儿存留养亲。

在实际生活中，官府偏袒汉民，欺压回民的事屡见不鲜，一些汉族士大夫也颇有感慨，“向来地方官偏袒汉民，凡争讼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回民”，“官吏既袒汉民，又以回之易与也。辄任意出入其法，回众杀汉者抵死，汉杀回者，令偿敛银二十四两”，最后连紫禁城里的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事实：“该回民等久隶中华，同受国家覆育之恩，含毛贱士二百余年，其间登仕版者，亦复不少，岂无天良？何至甘为叛逆？推原其故，始则由地方官办理不善，遇有互斗等事，未能持平办妥，以致仇衅日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