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生一九零二 (样样稀松)

罪恶是不可能彻底消除的，坏人也不可能杀绝光光，但却可在明暗两方面挤压他们存在的空间，限制他们作恶的力量。

尽管大盗不操戈对于陈发来说还暂时有些奢望，但行动队的训练不断，又有实战的锻炼，再有他的策划，一些行动很快就会不必由他亲历亲为了。现在，陈发又暂时收手，一方面观察效果，尽量能够不费力气地达到目的；一方面总结经验教训，侦察刺探搜集情报，并在训练中加强行动队的素质和能力。

每次都是谋定而后动，看似狂杀乱砍，杀戮的目标除了死有余辜之外，似乎没有什么联系。但实际上却是刺探侦察清楚后的行动，还有一些人的死亡，是为了扩张势力，布局长远。

比如接收码头，虽然是帮派常有的生财之道，但对以后的商贸却有相当大的好处。

上海开辟租界后，沿黄浦江建立了许多外轮、沿海及内河轮船装卸货物的码头，特别以十六铺居多。码头多由外商经营，但直接管理者却是一些包工头。而包工头即码头霸主，则多以青红帮居多。每件货物从船上搬至码头，或进仓库，轻者一二百斤，重则五六百斤，每件运费工头往往要抽取五成至六成，而卖苦力的搬运工只得四五成。

除此之外，逢年过节或工头婚丧喜庆，都要工人分摊送礼。而这些码头霸往往又同属帮会，互通声气。某个码头工人只要一个码头霸主不用他，则其他码头也难进门。

一个码头，忙时要雇一两百人，码头霸的收入就相当可观。也因为收入可观，便往往为争夺码头而引起暴力争夺、流血冲突。

象这样以很小的代价，不必兴师动众便取得了两个码头的控制权，在金三爷等兴义堂旧人看来，增加了帮派收入、扩大了势力范围当然是值得高兴的事情。虽然在阿发的命令下，新的把头何兆兴把两个码头的抽成一下子降到了两成，金三爷倒也没多大意见，毕竟这也是新增加的收入。

兴义堂的招牌还在，但行事风格却已经开始改变，阿发想得长远，帮派的力量很有用处，可也别弄得声名狼藉，连带着把自己也搞臭了才好。

名声和人脉，对阿发来说，还是很欠缺的，只靠一个味精的专利，分量显然是不够的。而要等工厂生产出商品，并打开市场，为阿发增加声望，时间又不是一年半载便能成功的。所以，他需要走捷径，需要利用自己头脑中的知识投机取巧，尽快地使自己名利双收。

一场血腥的杀戮，扩张了势力，攫取了资金，在上海滩的轰动也掩盖了美国、法国给阿发颁发味精的专利证书。当然，阿发对此也不太在意，因为他有更具实用性的发明，也就是查理宋所猜想的独家产品问世。

一八六九年，赛璐珞诞生，从此开创了塑料工业，几十年中，相应地也发展出了模压和注射成型技术。但由于聚合物分子结构理论的滞后，塑料没有形成独立的工业，一些化学家在实验室中也完全是经验主义的操作，就是碰巧，却难以取得突破。

而阿发所搞出来的独家产品可谓是突破性的进展，但却非常容易，也可以说是投机取巧，利用了别人的发现。

早在1872年，德国化学家阿道拜尔就发现:苯酚和甲醛反应后，玻璃管底部有些顽固的残留物。不过拜尔的眼光在合成染料上，而不是绝缘材料上，对他来说，这种黏糊糊的不溶解物质是条死胡同。

但对于阿发来说，这种简单的化学反应产物却是能使他收获巨大名声，以及巨大利益的东西。只要向这种反应产物中添加适当填料，经过热压便能制成模压制品、层压板、涂料和胶粘剂等。这就是世界上第一种完全合成的塑料——酚醛塑料，在即将迅速发展的汽车、无线电和电力工业中，它就是二十世纪的炼金术。

说简单也简单，但要不知道所以然，却将是耗时耗力的过程。要知道，美国化学家贝克兰从一九零四年开始研究，直到一九零九年才成功，并申请了酚醛塑料的专利。现在，阿发却很轻松地将这个殊荣抢到手中，或者说是窃取过来。

专利申请通过诺依曼以最快的速度递交给英、美、法、德等大使馆，卢家湾的在建化工厂改变了规划，将由酸碱厂变成煤焦化工厂，而酸碱厂则重新选址，暂定在沪西的陈家渡（即白利南路——今长宁路），以便就近使用公共租界的美商电力，用电解法制造酸碱。

第七十八章拒法拒俄

一九零三年，是个多事之秋，对于阿发，不，现在他已经改名为陈文强，字雷诺了。

身份、地位提高了，阿发这个小名差不多没人敢叫。而有了自己选择名字的权利，他自然要选择自己喜欢的。这两个名字，都是银幕上他的偶像，一个是黑x道大亨，一个是有型杀手，很契合他现在的身份。

四月，广西巡抚乞求驻屯谅山的法队入境平定游勇之乱，又向亨达利银行商借巨款，并答应事平后以广西路矿利权作为报答。

同月，中俄《东三省交收条约》到期限，俄拒绝退兵反而增兵八百多人重新占领营口。

二十五日，上海爱国市民五百余人在张园举行拒法会进行抗议。两天后，在蔡元培的主持下，以四民总会、爱国学社为主，一千余人在张园再次举行拒法拒俄大会。

上海张园，是中国商人张叔和自和记洋行手中购得，后屡加增修，至1894年，全园面积达61.52亩，为上海私家园林之最，园中并有当时上海最高建筑“安垲第”（arcadiahall），可以容纳千人以上会议，一时登高安垲第，鸟瞰上海全城，成为游上海者必到。

到了清朝末年，张园已经是上海最大的市民公共活动场所，被誉为“近代中国第一公共空间”。另外，由于张园的游乐中心性质，且处于上海公共租界，清政府权力不到，因此园内除各种游乐设施外，各种政治集会、演说也多在张园举行，这倒让人颇能联想到英国的海德公园。

“俄人强敝国立满洲迟兵新约数款，逼我签允，现我国全国人民为之震愤，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

“俄人立约数款，迫我签允，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一个长发披散的青年便抢上前来，转身面对人群，挥舞着手臂满腔激情地演讲起来。

“我们要当亡国奴，死无葬身之地了！后生们，好自为之啊！”一个老人用颤抖的声音呼叫道，随之便失声痛哭起来。

刹时便如电击一般，白发垂泪的呼喊引来了满场的哭声和痛骂声。这不是凄凉的悲鸣，而是壮烈的怒吼！

群情激愤之中，蔡元培上台发表演说，指出“上海应设国民公会以议论国事，如东三省、广西等之最要问题”。然后，他又宣读了东京留日学生的来电，当他读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全场沸腾，四民总会、爱国学社等人列队向东鞠躬，表示对他们的敬意，并复电东京，决议成立上海拒俄义勇队。

查理宋挤在人群中签名，忽然有人拉住他的手臂，耳边传来“查理牧师！”的叫声。他扭头一看，是一个日本学生打扮的清秀青年，不由得惊喜道：“啊，邹容君！”

两人连忙挤出人群，热烈地寒喧起来，“邹容老弟，一别经年，你一向可好？”

“我刚刚从日本回国。”邹容对查理宋的印象也不错，笑着回答。

查理宋和邹容是前年认识的，当时邹容在广方言馆的日语班学习，常来华美印书馆看书、购书。邹容特别崇拜流血变法、慷慨死难的谭嗣同，在华美印书馆，他阅读了《民约论》、《自由之理》、《美国独立宣言》、《法国革命史》等书籍，深受启发，曾对查理宋说过也要写一本革命的书。查理宋至今仍记得邹容说那番话时的奕奕神采。

“你这么快就学成回国了？”查理宋有些疑惑。

“不，我是被赶回来的。”邹容并不在意，讲述了他在日本剪学监辫子的痛快之事。

“不要对清廷的严苛心存幻想，你要小心他们的报复。”查理宋哈哈大笑之后，又正色地提醒邹容。

“多谢您提醒关心。”邹容东渡日本，见闻广泛，已经脱去了曾经的稚嫩，更象一把新出鞘的宝剑，锋芒显露，他从衣兜里掏出一卷手稿，说道：“查理牧师，我已经写好了那本书，请您指正。”

查理宋打开一看，赫然三个大字《革命军》。再看文章，“沿万里长城，登昆化，游扬子江上下，溯黄河，竖独立之旗，撞自由之钟，呼天吁地，破嗓裂喉，以鸣于我同胞前曰：呜呼！我中国今日不可不革命。”

“大气磅礴，掷地有声，便是悲壮淋漓的诗文，也不过是纸片上的东西，纵有千言万语，都抵不过邹容君的这本《革命军》。”查理宋读到此处，只觉得血朝头上涌，兴奋地高叫：“邹容君，你一定要让我印《革命军》，我的华美印书馆可以出版印行！”

邹容犹豫了一下，谨慎地说道：“查理牧师愿间印行，我很高兴。但出资印刷的事情已经议妥，万万不可由我来变卦。大同书局已经决定出版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