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哦,文学家又开始谈政治了。”有人看了看文章,打趣道。
报纸上正是对林子轩的采访,很少的一个段落,不认真看的话根本注意不到。
“我同意这个看法,所以你的责任才很重要,你是负责农民工作的嘛。”一位貌似领导的人开口道,“只是眼下为了配合北伐,组织决定,一定要在上海来一次成功的暴动,展现咱们工人阶级的力量。”
那位湖南口音的男人点了点头,没有说什么。
会议结束,他和其他人说笑着离开,并没有回到住处。
他听说上海有一座整个亚洲最大的图书馆,是商务印书馆创建的东方图书馆。
作为一位好学不倦的知识青年,他想去见识一番。
林子轩回到上海。继续陷入忙碌之中。
北伐军离上海越来越近。孙传方节节败退,只得向北方的张座霖求援。
天津的奉军和山东张宗倡的部队都有南下的意图,看起来上海又要经历一场战火的洗礼。
明星电影公司拍摄的《甲午风云》只能草草收工,大部分剧情挪到了法租界的游泳池内进行,拍摄出来的效果可想而知。
但电影的神奇之处就在这里,经过剪辑之后,即便是游泳池也能有波澜壮阔的场景。
林子轩知道郑证秋尽力了。条件有限,没办法和日本人相比。
日本人对他们在中国的首部电影非常重视,给予极大的支持,无论是军舰还是船员,都是真的,不像明星电影公司使用道具。
在宣传上更是不遗余力。
为了不惹怒中国观众,他们打着中日友善的旗号进行宣传,还有不少学者从旁鼓吹。
有学者认为正是中日海战导致清政府迅速衰落,这才给民国的建立创造了条件。
如果没有中日海战。清政府的北洋海军是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么清政府还会继续存在下去,辛亥革命就不会到来。
这个论断听起来似乎有道理,但却是无稽之谈。
难道中国人还要感谢八国联军么?
还有学者鼓吹中国人应该忘掉两个国家过去的恩怨,两国一衣带水,是友好邻邦。作为邻居应该携手共进。互相帮扶。
这让林子轩想起在19年日本关东大地震的时候中国对日本的赈灾援助。
结果呢,日本却趁着大地震杀害中国人。
还有研究经济的学者提出了一个东亚经济圈的概念,认为日本和中国在经济上合作,互为补充,共同建设。
看到这篇报道,林子轩颇为惊讶,这不就是后来日本人提出的大东亚共荣圈么?
想不到这个时候就有雏形了,看来日本对于整个亚洲早就有了整体的侵略布局。
在后世,林子轩在网上看到过类似的资料。
“大东亚共荣圈”这个计划被日本写入了基本国策。
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在作为长期国策基本方针的《国策基准》中把确保日本在东亚大陆的统治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发展。作为帝国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
日本的侵略路线图大致如下。
第一步:在黑龙江、吉林、辽宁等地建立伪满洲国。
第二步:占领全中国。
第三步:占领东南亚,澳大利亚,印度,以及全亚洲。
第四步:在希腊与纳粹德国会师,攻克苏联。
第五步:攻打美国,称霸世界。
如果这个侵略规划成功,就会出现《高堡奇人》中的情节。
在中国,亲日派的势力非常强大。
因为中国和日本有着很深的渊源,上千年来都有文化交流,双方知根知底。
在亲日派眼中,日本国土狭小,人口不多,威胁不大,即便贪婪,胃口也不会太大,随便给他们点好处就能安抚。
中国真正的敌人是西方列强,其中地域观念和人种观念起到很大的决定作用。
相对于日本,西方列强不属于亚洲这个地域,是外来者,下意识的就会认为是侵略者。
而且,西方人是白种人,有别于中国人和日本人。
所以,在不少中国人眼中,西方人不值得信赖,对日本好歹知道底细,不用太过担心。
然而,这些亲日派还是不够了解日本,小个子也有大胃口,日本的目标可是全世界。
由于日本在上海多年的经营,在报纸上替日本人宣传的大有人在。
林子轩不怎么喜欢亲日派,这些人日后都有成为汉奸的可能。
他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勿忘国耻,警惕日本》,历数了日本在中国犯下的罪行,提醒国人,日本在中国有极大的图谋。
林子轩明白很多人并不相信,但这只是铺垫。
随着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意图愈来愈明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看到日本人的野心。
他要做的就是通过各种手段揭露日本人的侵略企图,唤起国人对日本的恨意。
在日本人的强力支持下,张时川的《中日海战》拍摄的非常顺利,是真正的大场面。
他铆足了劲想和老朋友郑证秋一争高下。
他甚至打听明星电影公司《甲午风云》的首映时间,他的电影要同时首映。
这就是打擂台!
张时川相信他拍摄的这部电影才是真正的中国大片,让观众来做出评判。
他被林子轩打压了几年时间,终于要到扬眉吐气的时候了,他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林子轩不惧挑战,把电影的首映时间放在了1926年的最后一天。
现在,就等着洪慎那边的消息了。
洪慎在广州的拍摄一直处于保密状态,拍摄完后他会到香港进行后期剪辑,最后再和郑证秋拍摄的胶片合二为一,成为一部完整的电影。
到了这个阶段,林子轩不担心电影会出问题,他要考虑的是电影放映之后的事情。
可以肯定,日本人绝不会善罢甘休,或许还会采取极端的手段,他要做好应对的准备。
第三百四十八章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
1926年12月10日,瑞典斯德哥尔摩。
在斯德哥尔摩的蓝色音乐厅内,瑞典文学院为意大利女作家格拉齐亚黛莱达颁发诺贝尔文学奖,她的获奖作品叫做《邪恶之路》。
与此同时,一位叫做斯文赫定的瑞典人来到了中国。
此人出生于1865年,精通多国语言,经常在世界各地冒险,是一位探险家。
他最主要的成就是在中亚的高山和沙漠中三次勇敢的探险。
他完成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地图以及帕米尔高原的地图,并成功穿越了整个西藏。
斯文赫定在瑞典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还是瑞典两个科学学院的成员,因此他在诺贝尔奖的科学和文学两项评选中具有发言权。
1926年年底,他受德国汉莎航空公司的委托前往中国。
此行是为开辟经中亚通往中国的航线做气象探险,并带来一支由不同学科科学家组成的大规模远征队,主要探索戈壁沙漠和蒙古等地。
在这个时代,坐飞机需要极大的勇气。
1920年,北洋政府交通部航空事业处筹备“京沪航线”。
北平到天津段于1920年5月8日正式开航,飞机名为“京汉号”。
1921年7月1日又新增了北平到济南段,不过因为战乱很快就停飞了。
这是中国国内最早的航空线路。
1919年2月8日,飞机从法国的巴黎穿越英吉利海峡,到英国的伦敦。
这是世界上第一条国际航线,到了1926年,欧洲各国之间的国际航线较为普遍,但还没有开通到亚洲地区的航线。
德国汉莎航空公司无疑走到了前面。
说实话。即便是中国开通了国际航线,林子轩也不敢坐飞机到国外,想想徐至摩的例子就知道。飞机有风险,乘坐需谨慎。
这是斯文赫定第四次来到中国了。对于这次探险,他需要得到中国官方的同意。
在中国人看来,瑞典和西方列强不同,它是个较为中立的国家,并不强大,看起来没有威胁,所以北洋政府和瑞典关系不错,会聘用瑞典科学家进行科学考察。
比如。丁闻江就和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有过合作。
斯文赫定是最早想把中国文学推向诺贝尔文学奖的外国人。
他在1923年来过中国,在北平认识了德国汉学家卫礼贤。
卫礼贤当时在德国公使馆内任职,精通汉语、在中国政界和文化界有深厚的人脉。
北平一别,两人始终保持着书信往来。
1924年11月中旬,斯文赫定在给卫礼贤回德后的第一封信里,谈及了提名中国作家入围诺贝尔文学奖的设想。
这个时候也正是瑞典学院确定当年诺贝尔奖获奖人选的时候。
“我突然想起,我们曾赠予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以诺贝尔奖,他还亲自到斯德哥尔摩来。中国文学目前的状况如何?那里还有没有可考虑的,在世的、真正的大作家,还是说那里的文学也和欧洲一样处于衰落期?我们只能通过译文来评判泰戈尔。对中国我们也只能这样。”
这只是他的一种设想,向卫礼贤咨询中国有没有值得入围的文学家。
卫礼贤接到信后很兴奋,他第一个想到的人是梁启朝。
“我认为把诺贝尔奖授予一位中国作家的想法非常出色。这将必然在文化政策上具有最深远的影响。我尚不清楚。哪个方向的人选会被考虑。作为对中国哲学、历史和文学都有涉猎的学者型作家,现代人文领域的领袖人物梁启朝应被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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