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大文豪 (薪越)

这次钱塘看潮，在上海文坛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光是林子轩和胡拾两位新文学旗手的见面就有了不小的意义，更别说林子轩还写了一首上佳的词作。

那首《沁园春—钱塘》刊载在报纸上，得到不少南社成员的赞许。

南社于1909年11月13日成立，活动中心在上海，发起人是柳涯子。

南社文学以旧体诗歌为主，大体以辛亥革命为分界线。

此前，主题多为批判清朝统治，倾诉爱国热情，呼唤民主，谴责**，号召人们为祖国的**富强而斗争，风格慷慨豪壮。

此后，主题转为批判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抒发理想破灭的悲哀，风格愤郁低沉。有些甚至流为靡靡之音。

这个文学团体活跃了将近30年的时间，中国许多名人都曾是南社的成员，影响深远。

林子轩和胡拾一起来上海是他们商量好的，主要是为了商讨新月社的发展问题。

原本徐至摩和林子轩讲好了。新月社的书籍和杂志都由万象书局出版发行，不过新月社的成员比较复杂，有些是文学研究会的成员，有些是和胡拾交好的学者。

胡拾经常合作的出版社是商务印书馆和亚东图书馆。

商务印书馆就不必说了，那是出版界的大鳄。有全国性的发行渠道，只是他们会出版胡拾的书籍，不代表也会出版其他作家的书籍。

你有胡拾的名气么？

光是这句话就堵住了其他新文学作家的嘴。

上海亚东图书馆是设在上海的一家私营出版社，由陈独绣在背后支持。

地址在公共租界五马路棋盘街西首，以出版新文学书籍为主。

陈独绣任北大文科学长后，北大委托亚东图书馆为其在上海的总经销，专门销售北大出版的新书，亚东图书馆因此而扬名。

《新青年》也一直由亚东销售，陈独绣还把《每周评论》，以及《新潮》等杂志都交由亚东销售。亚东图书馆成了新文化的传播阵地。

胡拾和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交情不浅，他的书籍基本上都是亚东图书馆出版。

他还把相熟的朋友介绍过去，只要是胡拾介绍的，亚东图书馆的老板都会给予出版，由此可见，胡拾在亚东图书馆的地位。

如此一来，就出现了问题。

以后新月社的书籍和杂志到底是由万象书局出版还是由亚东图书馆出版？

对于林子轩来说，这是一笔生意。

新文学虽然现在不怎么样，但以后会发展起来的，能为万象书局拉拢一批新文学作家值得争取一下。这些人的书籍虽然不畅销，但名气很大。

在出版行业，交情归交情，主要还是看利益。

林子轩可以提高作家的版税收入。而且万象书局和世界书局联手，把销售网络推广到全国各地，至少有数百家营销网点。

如此既保证了书籍的销量，也保护了作家的利益。

他把万象书局目前的情况和胡拾做了说明，胡拾也颇为心动。

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规模比不上万象书局，也没有完整的销售渠道。新文学书籍滞销严重，这些都是需要面对的问题。

胡拾这次去上海，就是和亚东图书馆商量出版事宜。

如果亚东图书馆没有林子轩的条件好，那他也不能阻止其他作家在万象书局出版图书，要不是顾及多年的交情，他自己都想转到万象书局。

林子轩主要是看好新文学的发展前景，才会开出如此优厚的条件，他不是傻子，不可能一直赔本赚吆喝。

上海的记者并不知道林子轩和胡拾的目的，只是两位新文学旗手的聚首就有新闻价值了。

当然，如果是鲁讯也来到上海，三人在一起畅谈新文学，那就是文坛盛事了。

这种念头也只是在他们脑海中转一转罢了，林子轩知道胡拾和鲁讯现在越走越远，基本上不可能出现那种画面了。

胡拾在上海有朋友，住在法租界杜美路一位外国人的别墅里。

林子轩把徐至摩安排在了自己家里，还要为他介绍上海文坛的朋友，他就想和上次介绍赛珍珠一样，举办一次文化沙龙。

徐至摩极为赞成，他一向崇尚西方人的生活方式，对于文化沙龙这种交际场合尤为热衷。

接下来就是请哪些人的问题了，三人在一起商议。

胡拾的名声大，朋友多，邀请几十人不在话下，徐至摩也提了几位在上海的朋友。

林子轩没想到徐至摩和郁达浮是同班同学，他们少年时一起在杭州府中学堂上学。

既然请了郁达浮，那创造社的其他人请不请呢？

徐至摩不大清楚林子轩和郭沫偌的矛盾，倒是无所谓，作为诗人，他对郭沫偌的诗集《女神》颇为赞赏。

胡拾和郭沫偌同样有矛盾，他和郭沫偌在1921年见过一面。

他曾在日记上写到：“沫偌在日本九州岛学医，但他颇有文学的兴趣。他的新诗颇有才气，但思想不大清楚，功力也不好。”

郭沫偌对那次的见面颇为介怀，他的回忆是这样的。

“大博士进大书店，在当时的报纸上早就喧腾过一时。我听说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间爱去散步的吴江路的第一号，是商务印书馆特别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头大马车由公馆里跑向闸北去办事的。这样煊赫的红人，我们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样的光荣呀！这光荣实在太大，就好像连自己都要红化了的一样。”

字里行间透着浓浓的嘲讽和酸涩。

第一百八十七章我不会放弃的

郭沫偌这个人说好听点是自尊心比较强，说难听点就是好虚名。￥℉，

他之所以发牢骚，是因为当时商务印书馆的人请客，那帮人一直在追捧胡拾，而冷落了他，这让他难以忍受。

他觉得自己并不比胡拾差，不该是这种待遇。

于是，在1922年8月份，郭沫偌和胡拾又隔空对骂起来。

起因是郁达浮在《创造》季刊一卷二期上发表了《夕阳楼日记》，他指责少年中国学会的余加菊，自英文转译德国倭铿所著《人生的意义与价值》一书中有许多错误。

这原本没什么，指出别人翻译错误非常正常，但他说的话比较气人。

“我们中国的新闻杂志界的人物，都同清水粪坑里的蛆虫一样，身体虽然肥胖得很，胸中却一点儿学问也没有。有几个人将外国书坊的书目录来誊写几张，译来对去的瞎说一场，便算博学了。有几个人，跟了外国的新人物，跑来跑去的跑几次，把他们几个外国的粗浅的演说，糊糊涂涂的翻译翻译，便算新思想家了。”

这显然是在指桑骂槐，因为美国哲学家杜威来中国讲学的时候，正是胡拾陪同左右。

然而不巧的是，郁达浮自己的译文也出了错误，而且使用骂人的词句。

胡拾就在《努力周报》二十期发表《骂人》的短文，他承认余加菊的译文有错，但郁达浮的改译却是“几乎句句大错”，而且有“全不通”的地方。

随后。郭沫偌就翻译的问题加入论战，胡拾这边也进行反击。

看起来大家讲的是翻译问题。其实还是在争名气和地位。

创造社刚刚成立，想要出人头地依靠打击名流无疑是一条捷径。如此还能引起关注。

在这期间，创造社和文学研究会也是龌龊不断。

比如，郭沫偌说沈燕冰跟“党同伐异的劣等精神和卑劣的政客者流不相上下”，是“鸡鸣狗盗式的批评家”，像狗一样“在那里白描空吠”。

但沈燕冰比较淡定，仅仅回复了一句。

“郭君及成君等如有学理相质，我们自当执笔周旋，但若仍旧羌无左证谩骂快意，我们敬谢不敏。不再回答。”

这个时期的创造社为了提高知名度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四处找人论战，有种要和天下英雄一决高下的意思。

胡拾听到创造社有些皱眉，论战的事情已经过去，但心里总难免存有芥蒂。

“沫偌他们也是新文学的人物，便一起邀请了吧。”胡拾最后说道。

此时的创造社到了各奔东西的时候，成仿伍要到广州任黄埔军校的教官。

因为在北京大学教授统计学的陈启休要到苏联考察，他是郁达浮在东京帝国大学的学长，所以就推荐郁达浮接替他到北大来教授统计学。

郁达浮即将到北平教书。

创造社的三人收到邀请颇为惊讶。他们知道胡拾和林子轩要办一场文坛聚会，这件事在上海文化界闹的沸沸扬扬。

以他们两人的影响力，这场聚会一定是文坛名家汇聚，甚至政商两界的名流也会出席。

谁会被邀请成了这两天报纸的热门话题。

郭沫偌清楚自己和这两位都有矛盾。觉得不可能被邀请，还讽刺说那是上流社会的游戏，咱们乡下人参与不起。

他想不到自己竟然收到了邀请。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他如今在文坛有了不容忽视的地位。

如果这场文坛盛会没有了创造社的加入，那还算是盛会么？

这样想着。他心里舒服起来。

林子轩此时颇为头疼，同样是为了邀请人选的问题。

他原本只是想搞一个小型的沙龙。但在媒体大肆的渲染下成了上海滩的一件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