窃隋好驸马 (浙东匹夫)

正是因为如此，萧铣才急着让武士彟把杨广已死的官方消息尽可能快地散播到北方。因为他必须引诱李渊和王世充在杨倓也死掉之前，就把杨广的另外两个孙子越王杨侗和代王杨侑立为新君，和杨倓分庭抗礼。

因为杨倓是被杨广带在身边的，杨广南下江都的时候，只带了长孙杨倓和幼子赵王杨杲，可见杨广生前的时候，对于传位的考虑明显是做了两手准备：如果杨广自己可以活到赵王杨杲成年的话，那么说不定就会传位幼子赵王，而如果杨广死的早，或者遇到了意外，那么就传位给长孙燕王。因为燕王比赵王年纪大了几岁，在天下已经是乱世的时候，国有长君也是很重要的，只是杨广没想到他死得比他自己预想的最早可能要死的时间还早了好几年，所以哪怕是燕王都只有十二岁，没机会再长大一些。而杨广生前之所以迟迟不立太子或者太孙，显然是想留个后手，看他自己本人的寿命酌情而定了。

这番道理，朝中贵族无论南下的还是留在北方的，都是心知肚明。所以如今局面下，哪怕杨广没来得及留下正式遗诏，在在世的三个孙子里面，嫡长孙杨倓的合法性都是不容置疑的。只要杨倓还没死之前，李渊和王世充就坐不住了，跳出来另立新君，那么新君就是叛逆、伪帝，萧铣当然有资格名正言顺地讨伐这两个伪帝背后的军阀。

可是，要是李渊他们动手晚了，萧铣手头杨倓这颗棋子先破伤风发作死了，那情势可就完全逆转了，到时候，东都的越王大兴的代王，都有了合法继位的资格，他萧铣总不能再对别人手上的傀儡低头吧？

如果出现那种情况，就只有直接扯旗造反，那样虽然还是很有可能成功，萧铣此前极力营造的正统合法性可就大受打击了，实在是划不来。

所以，杨广被杀的消息，要越快传播越好，而杨倓患了破伤风这件事情，却要越隐秘越好，只有杨倓的两个弟弟都被逼成了叛逆之后，才能让天下人知道。

第五十八章三皇并立

李渊和王世充当然都不是傻子，但问题是，智商和政治远见有时候并不能抵消信息不对称带来的劣势。

作为早就有了拥立新君行废立之事以抬升自己权威的大军阀，历史上的李渊在这一点上做得其实比王世充更加彻底，也更加不顾表面形象：王世充其实直到越王杨侗被立之前，都还没有彻底掌控东都朝廷，在洛阳，还有元文都等个别文官派系的隋朝重臣名义上比王世充地位更高，杨侗被立这件事情上，王世充还没有绝对的决定权，只是一个附议者，而王世充真正彻底权倾东都朝野文武两系，还是在杨侗继位之后，东都军和李密的瓦岗军拉锯血战的过程中完成的。

相比于王世充，大兴的李渊出身高贵的多，基础也好的多，自然不用看别人脸色，在代王杨侑被立之前，大兴已经在李渊的彻底掌握之中了。而且从历史上李渊和王世充立新君的时间先后上，也能看出一些端倪——李渊立杨侑的时候，其实杨广还没死，只是留在江都，而李渊是直接立了杨侑，并且尊杨广为太上皇的。而王世充立杨侗的时候，可是明明白白确认了杨广的死讯之后才做的，也就是说王世充至始至终都没敢在杨广身前做这种事情。

萧铣既然知道后世李渊和王世充的选择，那么当下他自然也明白李王二人当中，谁才会在得到杨广死讯之后第一个跳出来，正式拥立伪帝。

果然，这个人是李渊。而王世充则在元文都等文官的压制下。暂且还不得不等元文都派人和丹阳朝廷交涉——看看究竟是在东都另立新君，还是直接名义上接受丹阳朝廷的管辖。对丹阳朝廷称臣。

……

九月下旬，大兴城内。李渊最近的日子。其实也不算很好过。拿下大兴城已经是七月份的事情了，算来关中南部地区已经被李渊平定整合了两个月，一切好歹恢复成了安定大后方的样子。

但是陇西凉州一带的薛举、薛仁果父子，与雁门的刘武周，这两路军阀始终还保持着对李渊进攻的态势，让新兴的李氏政权没法安生。短短两个月之内，李渊能够做的也仅仅是稳住阵脚，没个一年半载的功夫，根本不可能彻底剿灭其中任何一家军阀。

李建成率领了他原本拿下大兴之前的本部兵马。回防河东地区，协助此前因为兵力不足而在刘武周手下屡战屡败的李元吉，好歹是稳住了阵脚，扭转了颓势。而李世民的人马则是被派到了对付薛举的方向上。

就在数日前，李世民刚刚和薛举军交手，就因为仓促进逼，立足未稳就发动抢攻，而在浅水原一带的一场战役中受挫，不得不转入守势——历史上。薛举军对萌芽阶段的唐军作战时，态势可是丝毫不落下风，西凉强军的骁勇，也着实让李渊一家头疼；而之所以历史上李世民在浅水原之战后还能捞到反败为胜的机会。完全是因为薛举在大业十三年突然病死了，薛举军的指挥大权不得不交给他儿子，也就是经验和资历都还不足的薛仁果。才给了李世民快速翻盘的机会。

然而，现在因为萧铣所导致的一系列蝴蝶效应。杨广被杀事件乃至其他对应的一系列历史事件都被提前了至少两年以上，而人的寿命却大多数不会被蝴蝶效应所影响（宇文述这种战争中伤病而亡的不算）。哪怕历史上薛举之死有年事已高后不堪军旅劳累的因素在内，至少此刻还没有露出明显的健康恶化情况。

综上所述，李世民面对的压力自然比历史同期陡然增大了很多，浅水原初战失利之后，李渊不得不再刮地三尺强征新军给李世民输血，以便在西凉地区顶住薛举。而原本在李渊的战略布局当中，应当用于收取汉中地区与其他南下路线的部队，也全部被吸干了调到李世民这边。唐军入川的计划，不得不被无限期搁置，直到干掉薛举为止。

须知，历史上凡是以秦地而成霸业的君主，莫不是首先收取川蜀这块天府之国的，秦灭六国之前，首先就是由秦入蜀，汉高祖更是以汉中起家。而蜀地与外界隔绝的地理环境，也往往决定了在乱世肇始的时候，会呈现“天下已乱，蜀未乱；天下已平，蜀未平”的滞后性，在隋末乱世当中，历史上的蜀地是难得一块从头到尾都没有发生战乱和民变的祥和乐土，占有了蜀地的军阀，可以从此得到的钱粮补给也是难以计数，对于国力增长的帮助不可以道里计。

而历史上，李渊起兵后不过半年，在关中略微站稳脚跟后，马上让他麾下受信任程度排行第四的亲侄儿、后来受封为赵郡王的李孝恭南下汉中，而后收川。后来李孝恭几乎为大唐打下了相当于南北朝时整个南朝疆域那么大的江山，几乎占到大唐总疆域的一半面积，可见入川与否，对于唐政权的壮大意义何等重大。

当然了，蜀地虽然富庶，钱粮广茂，兵源充足，但是蜀道艰难也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就算攫取了蜀地钱粮之后，要想将这些钱粮用于关中方向的北方战场，无疑是一件损耗极大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

比如三国时候蜀国诸葛亮就曾经算过，在汉中盆地屯田，将就地收获的粮食用于六出祁山讨伐长安地区的话，即使是走最近的子午谷，大概四石粮食启运后，就有三石会在路上被运粮的民夫牲口吃掉，只有一石可以运到长安，路途损耗率将近八成之多！而如果不靠汉中屯田，直接从成都运粮到长安的话，那就更夸张了，十五石军粮从成都启运，只有一石可以到长安（注：这个损耗率没有计算木牛流马等考证难明的因素，也就是说蜀道部分无法通过粮车的地方。要全靠人力在山路上背着粮袋行军，因此人力消耗的口粮才如此巨大）。如此夸张的损耗率。哪怕蜀地的粮食多得飙油，也是不够这般折腾的。

所以。关中政权夺取蜀地之后，对于蜀地钱粮利用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南北两个战场各自为战——不要指望蜀地的钱粮来补贴关中方向的北方战场，而是夺取蜀地之后，立刻在蜀地自建新军，就地造船，然后顺着长江三峡冲出去，直扑荆楚之地，而后便是江西、江东一路杀过去。把蜀地的钱粮用于平定南方。

因为长江三峡顺流而下的水运是极为便利的，便利到从夔州出了三峡就可以“千里江陵一日还”，而逆流而上的水运则是极其苦逼，所以川军打荆州极为方便，而荆州军要想反制川军就难上加难——刘备出川的时候，孙吴驻守三峡一带的军队被打得节节败退，直到陆逊把战场拖后到夷陵一带才稳住阵脚，就是这个原因，而且也正是因此。所以陆逊击败刘备之后，只要刘备躲回三峡另一头的永安白帝城，陆逊就抓瞎了毫无扩大战果的机会。

历史上，在江陵立国的萧铣政权。就是在唐军李孝恭部收川后次年，被从蜀地沿着三峡出兵的唐军消灭的，消灭萧铣的唐军主帅正是赵郡王李孝恭。而副帅则是李靖李药师。李孝恭部靠着在四川得到的兵马钱粮，沿着长江一路横扫上万里。连续击灭萧铣、林士弘、李子通三大占据荆楚、江西、江东的军阀，把整个南朝故地收入大唐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