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东周郎 (草牛)

登基后不久，周瑜便下旨，将秣陵的名字改回为金陵，以更符合其天下都城的身份。金陵之名源自五百年前，楚威王筑城于石头山，置金陵邑。四百余年前，秦始皇改金陵为秣陵，如今又被周瑜改了回来，自此以金陵的名称传于后世。
世事轮回，该是如此。
终结汉室，本非周瑜所意，他已是事实上的天子，威加海内，文武百官皆以其意为旨。然形势如此，追随自己多年的部下们都有此意，若是自己一味推让，便会让他们寒了心。且周瑜已下决心革除旧弊，改变历史，为日后的华夏大地免遭异族蹂躏，只有自己建立新朝方有最大的可能。
因此，周瑜毫不客气地接受了刘元的禅让。他心里明白，自此以后，他将**于高处，天子之威的背后是无尽的孤独。他还明白，自己统治的大华帝国将肩负着传承、光大华夏的历史使命，华夏民族的生或死、存或亡、辉煌或衰落都将压在他的肩头上，沉重异常。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
周瑜最迫切想要推行的便是官制的改革。
自西周开始，其官制承袭自夏、商，经武王、周公、成王和康王几代建立起来，以师、保、宰、太宰为百寮的首领，设六官制，有“三公”：太师、太傅、太保，“三孤”：少师、少傅、少保，“六卿”是政务官，亦称“六官”。周天子分封诸侯，这些诸侯王在其领地内，“专扬于国”，享有至高的权力。
随着地方诸侯实力的不断增长，周王室逐渐被削弱，最终名存实亡，各个诸侯国为了争夺天下霸主之位，不断地相互攻伐，天下分裂，战乱不休。
由此可见，分封诸侯王一法，于周武王其时尚可谓得当，毕竟当时的社会、经济很不发达，人口也少，天子无力统管那么广大的地域，由天子亲信的诸侯来分而治之，不失为一个良方。但此法的最大缺陷在于地方诸侯拥有的权力过大，会对中央朝廷形成巨大的威胁。
及至秦王嬴政统一华夏，建立了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守管政，郡尉掌兵，监御史负责监察官员，郡之下的县，其长官由朝廷直接任命，大为分散了郡守的权力。中央官制，则是三公九卿制，以丞相、太尉、御史大夫三公为核心，以卫尉、郎中令、太仆、廷尉、典客、奉常、宗正、少府、治粟内史九卿辅佐丞相管理政务。
秦时官制，是确保皇帝至上权威的制度，缺点在于国事与君主家事不分，政务与宫廷事务混杂。
汉代的官制基本上沿袭秦代，稍有改变。汉武帝为加强皇权，削弱丞相权力，建立中朝制，即选用一批地位较低的内廷人员参与朝政，这既是皇权与相权矛盾的产物，也是内廷近臣权力膨胀的结果。后果便是，宦官、外戚势力的不断增长，过多地干预朝政，最终导致了国家的衰亡。
此外，汉武帝时推行的州郡制，初期是为了便于对各地官员的监察，而设立了州刺史，但是后期这些州刺史的羽翼渐丰，权势越来越重，变成了一个个的诸侯王国，最终也导致了汉室的灭亡。
从官员的铨选和任用制度上来看，夏商周及先秦时期，采用的是世袭制，王权与族权相统一。它通过家族血缘关系来确定政府各级官员的任命，依血缘亲疏定等级尊卑和官爵高下。凡定爵位与官职者都世代享有采邑和封地。世袭制的缺陷是巨大的，真正有才能的人因为身份的限制，无法得到重用。
西汉时，推行荐举制，举荐的标准主要是德行、才能，而非全靠家世，它冲破了先秦贵族血缘世袭制的藩篱，包括察举和征辟两种制度。东汉后期选拔官吏中钻营请托、结党营私和弄虚作假之风盛行，察举、征辟制渐趋败坏。
在周瑜看来，他最想要做的官制改革是，中央官制改三公九卿制为三省六部制，地方官制改州郡制为行省制，官员铨选制度改荐举制为科考制！
三省六部制，是历史上的唐宋中央官制，由隋文帝正式确立，唐朝进一步完善。
三省为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中书省负责定旨出命，长官中书令二人，门下省掌封驳审议，长官侍中二人，中书、门下通过的诏敕，经皇帝裁定交尚书省贯彻。尚书省职责为执行，长官尚书令一人，副长官左、右仆射各一人。
尚书省下辖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长官尚书，六部分理各种征政事务，每部又领四司，计二十四司。三省长官共议国政，执宰相之职。
较之三公九卿制，三省六部制的好处便在于分工明确，运转高效，互相制约，集中皇权，分散相权。

第五百八十一章 官制改革

按照周瑜的设想，若是中央官制改为三省六部制，初期吏、户、礼、兵、刑、工六部还是由尚书令管辖，不过此等职位权力仍过大，若是没有合适人选，尚书令一职可以空缺，由皇帝自己来直接管理六部，这样就和历史上的明初格局类似，确保了皇权，也反过来推动皇帝要亲历政务，对天下之事明察秋毫。
地方官制，从夏商周时期的分封制到秦汉的郡县制、州郡制，都有非常大的缺陷，即地方主官的权力过大，军政皆握在其手，一旦其人有异心，日久必会生乱。
周瑜知道，历史上在秦汉之后，唐宋两朝采用的是道路制。
唐初有州三百二十八个、县一千五百七十三个，为加强管理，按山川地形分全国为十道，后增至十五道。设道之初仅由中央派监察大员不定期赴多事地区视察，未成定制。至开元时始置各道采访使，以六条检察非法，如汉刺史。后因边患频增，为加强边帅权力，使边境节度使兼任道采访使，且兼辖州县事务，重演东汉末年外重内轻的局面，最后导致安史之乱。
平叛后节度使制已行于全国，形成道、州府、县三极政区。割据之势已成，尾大不掉，又出现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北宋统一中原后，为改变“方镇太重、君弱臣强”的局面，除收军权于中央外，地方行政机构采取分路而治，成为路、府、州、军、监、县三极政区。
路以水陆转运使为行政长官，又置安抚使、刑狱使、常平使，分掌兵、刑、市场平籴与盐铁专卖，恢复秦汉以来地方分权而治的状况。府州机构沿袭唐代。军原为五代时的军区，后因兼理民政而成为行政区，仍保留军的旧名。监多半设于工矿地区，以加强矿产开发的管理。为进一步控制地方，北宋朝廷常派京师供职官员到州县执行中央政令，其职衔为知府、知州、知县等。同时在各府州置通判，规定一切政令须经通判副署，通判并可随时向朝廷奏报府州情况。
宋朝的路制，明显的弊端是各级官吏层层牵制，事事听命于朝廷，地方无主动性可言，并使机构臃肿，冗官充塞，行政费用猛增。
以宋朝那么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庞大的人口，最终却被金、元所灭，这繁杂冗沉的官僚体制，不可谓不是其根本原因之一。
周瑜想要采用的行省制，是元世祖忽必烈于中统年间确定的官制。它的确立，从政治上巩固了国家统一，使中央集权在行政体制方面得到保证。这是行政制度的一大变革，对后世影响巨大。省作为地方一级行政区的名称，一直沿用。
元代在全国共设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江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省、江西、湖广。而山东、山西、河北和内蒙古等地则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
元代行省置丞相、平章、左右丞、参知政事，其行政机构名称和官吏品秩与中枢相等，凡一省军国大事无所不领。行省辖区不仅地域辽阔，且省界犬牙交错，使其无山川险阻可依，北向门户洞开，形成以北制南的军事控制局面。因这一措施有助于防止地方割据，故为明代、清代所继承。
行省虽然“军国重事，无不领之”，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无不受到中央政府各方面的牵制与制约，故“有诸侯之镇，而无诸侯之权”。
如在人事权方面，元代地方官吏的选用主要由中书省和吏部负责，行省几无任官和诠调权，在这方面远不如汉唐地方大员；在财政方面，行省只是充当了朝廷集中财赋的工具，所收取的财赋行省必须执行上供中央与地方留用七三分成的悬殊比例规定，行省还有义务遵照朝廷的命令，额外提供钱谷，以弥补中央财赋支出的不足；在军事方面，行省不能**行使军权，军权掌握在中央的枢密院；在司法方面，朝廷也对行省制定了严格的规则典制，不能逾越。
周瑜设想中的地方官制，就基本和行省制相同，在名称上暂时还是以州、郡、县来命名，对现有的州、郡、县要做比较大的调整。只是要想从现在的州郡制变成行省制，绝非一朝一夕可以做到，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官员铨选，则是整个官制的基础。
周瑜知道，在历史上的这个时期，察举制逐渐消亡，开始推行“九品中正制”。即在州、郡设大小中正官，负责按家世门第和道德才能，并博采舆论，从上上至下下分九等品评地方士人，供朝廷按品级授官。
到了魏、晋时期，随着门阀统治的加强，至东晋后此制弊端丛生，中正权重，品评随意，世族门阀把持中正，控制选举，至后期造成“高门华阀有世及之荣，庶姓寒族无过进之路”。九品中正制已成为门阀统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