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体而言童星行业依然一个偏冷门、发展较慢的状态。毕竟主体是孩子,他们的主要任务是上学读书,拍戏,要么是家长的培养方向之一,要么就单纯是兴趣而已。
想起安迪沃霍尔说过一句话:
每个人都有15分钟的成名时间,但事实是有钱人才更有资格谈追梦。
第441章 隔行如隔山
胡方边泡茶边继续道:“上个月一部名为《麦子的盖头》的圈里引起风波,听说发行方星跃时代以电影投资为由,组织分布在全国的业务员各处兜售电影投资份额,导致四十多人被套牢,最后血本无归。”
沈锋一撇嘴,还不是暴利惹的祸?
随着《哪吒》《战狼2》《我不是药神》等爆款电影项目的接连出现,很多外行人都想参与进来分一杯羹?
活该!
从来电影份额转让并不是一门新鲜的生意,影视和金融行业历来交织紧密。但相比其他行业影视具有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简直一步一个坑。
“电影对外募集份额,通常只会在三个时间段:一是在项目孵化期,只有一个剧本甚至大纲阶段就对外进行募资。”
“二是项目推进到中期,现金流突然断裂,主创团队只好求助于外界续命。”
“三是影片已经拍摄制作完毕,正处于上映前的等待期。出品方不愿意将所有收益都押注在市场,于是便在上映前就选择转卖掉手中大半的电影份额。”
胡方道:“当然这些份额溢价之高,使得卖方不光能够收回成本,还能提前赚到绝大部分利润。”
沈锋点点头,所谓三种玩法,对应的其实是三种思路。第一种多见于影视行业爆发的前几年年,彼时行业内热钱涌动,众筹模式兴起。
但17年后,由于票房造假、补税门的连番打击,电影众筹玩家陆续退场。如今潮水彻底退去,只有一些成名已久的团队,或者政府背景的影视中心能有足够号召力拉来投资;
第二种多见于一些靠情怀支撑的文艺导演和动画导演,常常是不得已之举,收益也不稳定。当年《大圣归来》制片人路伟就通过朋友圈筹集经费。
后来创下票房神话,89位参与的投资人回报率超过400%!
最后一种玩法则更类似于金融思路,将相关影视项目打包为一种理财产品,在业内并不少见,即出品方先采取跟投战略获取份额,再溢价出售给其他资方。
份额转卖中的过程中,卖方收取一定溢价,是完全合理的商业行为。因为影视项目的早期份额虽然价格较低,但需要厚实的人脉资源才可能拿到。
“这么说吧,电影项目最难就在孵化期。我见过某老板请一堆编剧来写剧本,工资加房租,两三年烧掉几百万,结果本子还是没写完。”
“成片拍出来,相当于最高的风险期已经熬过去,还不应该多挣点?”
“难道平价转给下家,让别人去挣钱?”
胡方现在也是行内人,深有感触道:“逻辑的确是成立的。但争议的关键点,就在于溢价的幅度。”
“对于行业内手握早期份额的大公司,溢价还处在一个较合理的范畴。为维护投资者利益及公司名誉,其往往会承诺签署回购协议。”
“倘若电影上映后票房未达到预期,导致投资者亏损,公司会补足承诺收益和实际收益的差额部分。”
“谁的资金都有时间成本,从投资者掏钱认购份额到电影上映,往往要经过大半年甚至一两年。此外结算周期至少在下线后三个月才会启动,时间长的甚至可以达到一两年。”
“所以愿意在份额出售过程中签署回购协议的公司,在业内已经算得上良心。倘若链条继续向下延伸,二级投资者拿到份额后再进行转卖,那就更黑了。”
沈锋明白在高额提成的诱惑下,溢价幅度全凭一张嘴,整个体系会越来越偏向传销,下游投资者自然也没有任何保障。
影视项目中因为几乎每一笔花费都不算透明!
根本难以查证是否存在超募现象,从技术角度上几乎等于不可行。再加上影视项目投资人众多,资金流向链条长,该类案件在追溯和定责上都十分困难。
换句话说,只要合同标的能够正常上映,投资者就没办法举证诈骗行为存在,大部分情况下都只能被当作投资失败,自认倒霉。
去年5月徐峥在微博上发布关于电影《囧妈》被冒名销售投资份额的严正声明,即使导演已经发布声明,网上仍有人售卖《囧妈》的项目收益权。
甚至还可以保证直接对接徐峥面签?
更有骗子将假项目同互联网科技相结合,开发理财APP吸引投资,爆雷后便卷款跑路,什么金谷影视和盈联影视两款APP了解一下。
归根结底还是行业的融资方式受限。在美国成本数亿美元的影视项目背后必须有大型金融机构的身影,这也是好莱坞之所以能持续不断横扫全世界的原因所在。
而在国内影视项目资金来源的主要方式还是公司自筹。这种近乎原始的筹资链条不断发展下去,很容易模糊掉筹资与传销之间的边界。
有些外行钱都砸进去了,
居然还不知道院线最后还要分钱?
第442章 万亿大佬(大结局)
第二年上半年奢时光欧洲上市,同年市值破百亿欧元!
下半年潮人正式登陆港股,开盘暴涨百分之二百!
两年后真味纽交所敲钟,市值破千亿!
五年后沈锋站在集团年会,看着两万多名员工,动情道:“华夏14亿人口还能稳定和发展,富士康120万人还能稳定和发展,为什么互联网公司到两万人就觉得管理难度很大?”
“我认为一方面员工到达两万,一种表现是出现出庞大中台,一种是快速BU化。中台是一妻多夫费力不讨好,多BU各自为战不能形成合力。”
“因为互联网是智力密集型,鼓励每个人突破自我,需要的是协同而非管理,这种业态本身就是相对追求平权去中心化的,什么事都要讨厌商量博弈妥协,这里面的内耗成本和阻力最后自然发展成中台和BU化的形态。”
“毕竟大部分互联网公司的CEO都是研发出身的理工男,很早创业,没管过这么多人也没被人管过。”
“甚至很多CEO有的只是口号式的技术改变世界梦或者低俗的IPO梦,在企业管理哲学方面都是顶层设计的矮子。”
“他们大都没有形成独到的管理哲学,制定好完善的管理结构,调动和发挥强大的组织力量等,如同12岁的孩子虽然长到170CM但心智发育不成熟。”
“但我想说的是:公司的问题是管理和文化的问题,但根本上还是CEO的认知问题,误判的问题。”
“就好像当年谷歌押注社交,百度错判移动。”
“Google在2010年Q2公司到达两万人,人均营收明显下降,佩奇11年重新出任CEO发动产品线大清洗。”
“其实是为了给Google+让路,努力提高公司的周转率和执行效率,并将发展的重点放在了能够改变这个世界的最大赌注上。”
“最大的赌注就是社交。为了强推G+,砍掉Reader,把用户私人相册Picasa变成公开可检索,YouTube必须要用G+才能评论,这是佩奇治下Google最败坏用户体验的一个阶段。”
“百度大概也是12年发展到两万人,当年李彦宏还认为移动互联网是醉驾,这其实是一个根本性的误判。后来在360大举杀入搜索市场后,年底又发一封内部信,喊出要鼓励狼性,淘汰小资?”
“是不是有点后知后觉?”
“错过不需要理由,不错过需要理由!”
“现在两万人的互联网公司就算一家大公司,这时候容易发生的问题就是团队变得傲慢,人均产出和招人选人的质量下降,后加入员工的薪资和发展区间受限。”
“要解决这些问题,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还是要先从顶层设计入手,先解决公司治理结构和文化整风的问题。”
华为在01年时候到两万人,任正非发表《华为的冬天》,一个企业最重要最核心的就是追求长远地,持续地实现人均效益增长。
阿里09年到两万人,十八罗汉集体辞职重新应聘合伙人,跟华为07年搞的七千人大辞职很像,让工号20000以内的集体辞职重新竞聘上岗。
导致CEO卫哲、COO李旭晖因此引咎辞职。马云当时的表态是:诚信是阿里巴巴最重要的价值观之一,任何违背我们文化和价值观的行为都不能接受。
当年卫哲位置跟今日蒋凡很像,很多人会用马云和张勇对这两位高管的不同处理方式,来观察两位CEO的区别。
我认为卫哲的问题是价值观问题,蒋凡的问题是私德问题,性质不同。公司内出现问题,在确保大方向正确的前提下,还需要调整组织架构和改进文化来做系统性的纠正。
都说慈不掌兵,的确在企业里面去平衡各方利益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尤其当你的性格本身是一个很软的,或者说我是和平主义者的时候。
10年的马化腾可能跟12年的李彦宏有同样的问题,只不过在3Q大战后被打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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