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的科技帝国 (三胖)

　　恐怕跟她说也不能信，还是留给她一个惊喜吧，“呵呵，结果出来你不就知道啦，我也不一定估得准。”
　　“好，你回教室吧，我现在就过去跟其他老师一起批阅试卷，刘晨，我倒要看看你能得多少分。”顾魔女的样子很可爱，“哼，若是发现你又骗我，还是要叫你爸妈，而且我再也不相信你任何一句话了。”
　　怎么好像我要欺骗她感情一样。
　　顾魔女以最快的速度冲到了行政楼，语文教研室中。
　　六位高三年级组的语文老师一起批改试卷，一个考场一个考场排序，几位老师轮转一个部分，顾魔女到的时候，前四个考场成绩已出。
　　见她过来，中年妇女吴老师笑着说道：“顾老师，恭喜你啦，第一考场你班里同学考得不错，钱帅125分，孟清清126分，杨雪得了128分，这次试卷偏难，尤其是作文题，想写好不容易，孟清清同学一篇改革开放的记叙文写得相当出彩，都是你教课有方。”
　　“他们三个自己用功而已，我可不敢居功。”顾媛谦虚地说道，脸上笑开了花，但是她很想看看刘晨的试卷，好奇他交卷那么早，刚才又那般淡然，到底考成个什么样子。
　　顾魔女把刘晨的试卷抽了出来，紧张地心里乱跳，看了一下分数，108分，还算不错的成绩，看了看前面的基础部分答得还算不错，文章理解也很到位，诗词都填写了。
　　咦，怎会这么低的分数呢，翻开最后的作文赫然是32分，及格都没达到，皱着眉头通读了一遍，半白话撰写了邹忌和齐王的故事，用现代观点重新演绎，与作文题目契合，文笔优美，这绝对是50分以上的作文。
　　当下心里就火起，同时脸上羞臊，难道真如刘晨所说吗？看着旁边语文组组长曾老师，也就是赵华老师的小姨。
　　分享之一个“优等生癌”晚期患者的自白
　　2001年9月，我在北大中文系上大四。有一天，食堂的电视机周围站满了人。忽然，有人吹了声口哨，喊了句：“老美被人干了！”底下噗嗤一片喷饭声。
　　电视屏幕上，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烟尘滚滚，轰然坍塌。
　　BBS上热闹非凡。有人说这是对两年前美国“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的“报应”。那一年BJ高校学生组织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游行，示威人群用砖头把美国大使馆的玻璃砸得稀巴烂，外墙上满是墨水瓶和颜料瓶空袭留下的爆裂涂鸦。
　　这一幕总是让我想起泰戈尔的《吉檀迦利》——风暴在天空里激荡，船舶在水面上颠覆，死亡横行，而孩子们在大千世界的海滨集会。他们欢呼、跳跃、嬉戏。
　　“爱国派对”结束后，大家又老老实实去啃砖头一样厚的GRE词汇表，上新东方补习班，寄留学申请材料。
　　次年春夏，美国高校对华录取率及奖学金大幅锐减，一度风传签证拒签率达到99%。无论911究竟是我拿不到全奖offer的元凶，还是仅仅是一块遮羞布，我21年来的人生规划就此中断。
　　在此之前，我的成长轨迹就是一场真人版的闯关游戏。目力所及之处只有华山一条路，在通往朱门金榜的途中，白手翻红刃，十步杀一人。
　　升入北大，游戏进入为特殊玩家制定的Hardcore模式。这些人并非都是些“高分低能”的家伙，但毫无疑问，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身经百战、训练有素的竞技高手——除了京沪地区，一个专业在一个省数十万考生中通常只招收2人。以我为例，我做过的模拟试卷、用过的参考书，后来卖了90斤废品。
　　刚入学那会儿我常常做一个噩梦：迎新会上，前后左右的人不约而同地转过身来，对我说：你好，我是XX省的状元、榜眼、探花，请问你是第几名？
　　在TOEFL满分还是677分的年代，按照这所大学流行的标准，650分以上才算及格。有的人通过发疯、轻生、辍学等方式提前按下了ESC键，多半是因为一朝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再也不能成为第一，甚至可能排名垫底。
　　我常听见同一栋宿舍楼的一个女孩，在夜里鬼哭狼嚎，咯吱怪笑。那声音就像一个人的灵魂在唾弃自己笨重的肉身。
　　我深知，我未来的履历将像当初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复印件一样，被长辈们当成祭品在祖坟前火化。因此，我必须保证履历上的每一项都漂亮到无可争议，从社团活动、奖学金到文体竞赛。
　　唯一的一个“污点”，是我当时在和一个六七门功课红灯高挂的外校男生谈恋爱。每次去他宿舍，看见7、8个男生一起抽烟、喝酒、打牌、联机打网游时，我便会生出一种仿佛乾隆微服私访、考察民情的奇妙心境。那间宿舍有8张床铺，最多的一晚有5个女生留宿。熄灯之后，上下铺一起地动山摇，吱嘎乱晃，如疾风骤雨一般，暗喘声此起彼落，真是难言的壮观。
　　我常想：所谓青春，
　　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
　　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
　　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
　　而优等生的气球里
　　却灌满了一种叫做“挫败感”的剧毒气体。
　　我常想：所谓青春，就是每个人的头顶上都悬着一颗气球，说不准什么时候就会膨胀到爆炸。只不过别人的气球里装的是荷尔蒙，而优等生的气球里却灌满了一种叫做“挫败感”的剧毒气体。
　　而在我的学校，环顾四周都是凿壁借光的现代版本。大考前，宿舍廊道和厕所里都是温习苦读的人。我的室友阿娟来自HN农村，她到BJ的路费是全村人募集的，三个亲戚合起来才凑了100块。夏天她只有两件换洗衬衫，同时做两份家教。
　　她经常揣着馒头咸菜，在教室和图书馆泡上一整天。笔记本里、书的扉页还有糊墙的白纸上，密密麻麻地写满了“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之类的格言。
　　4年后，她被保送汉语专业的研究生。
　　不论怎么说，中文系的日子还是要比外系好过得多。我的朋友Dora所在的国际金融专业是各省高考状元的集中营。第一名各科平均成绩与最后一名只差6分左右，中间排着四五十号人。那个只消在临考前一晚熬夜翻翻书就能拿第一的人，就是她。她是我们那年全国文科高考状元，创下了一个空前绝后的高分纪录。
　　但她毫不犹豫地拒绝了“高考状元演讲团”之类的活动邀约，尽管报酬相当诱人——一次1000元，等于每月大学生生活补助的20倍。
　　有一次我同她谈到，高考结束后，全班同学在教室里集体撕书，将电风扇开到最大档，把书本抛上去绞成漫天雪花。她呵呵笑着说：哦，原来你们也这么干呀？
　　我们都来自普通市民家庭，也都很明白“一将功成万骨枯”的道理。科举制度是一项简单粗暴、成本低廉的普惠性福利，以牺牲心智为代价，实现社会重新分层。作为既得利益者，最好保持沉默。
　　老实说，她的留学申请以失败告终，给了我莫大的安慰。那段时间，我常和她窝在宿舍里嘻嘻哈哈地看《蜡笔小新》，从傍晚看到凌晨。现在回想起来，脑海中浮现的，却是两个重伤的病号正抱着氧气瓶大口呼吸。
　　因为申请留学我和Dora都放弃了保研，我去了广州一家媒体，而她进入了BJ一家著名的会计师事务所。一项新的评估指标摆在了我们面前。她的一位女同学拿到了一家外资银行的offer，将被派至伦敦工作，年薪折算成人民币高达30多万，轰动全校。
　　毕业前夕，我和同学们去什刹海划了一次夜船。大家在船上又是吟诗、又是唱歌的，疯到大半夜才回去。那时，BJ地铁还只有一个圈和一根线，我们还不知道，待建的四五六环，将是把人分成三六九等的分界线。
　　工作之后，Dora总是在加班，常常夜里10点才能打车回家，周末也难得安宁。用她的话来说，她就是一个成天和财务报表打交道、私人空间被压榨到所剩无几的技术工人。与她的留学梦一同夭折的还有她的初恋。有一次，她在电话上和我谈到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人，哭了一个小时。
　　我趁着出差的机会去看她。房间里只开床头的一盏小灯，她一脸倦容地躺在床上不停地回复手机讯息，给客户写E－mail，要么挂在Msn上聊天，在网络露水情缘中寻求慰藉。周末的午夜，我们关上灯，在一片漆黑之中，一人抱着一只猫，看一部叫SexandLucia的艺术片。
　　屏幕上是地中海清澈、灿烂的海岸。片子里说，海滩上有一个洞，掉下去的话，就能回到过去重新开始……
　　我们置身于一片幽蓝的反光中，久久不语，仿佛被一千个夜晚所包围。她出神地望着前方，任由另一个世界的阳光在脸上跃动，眼里空空荡荡。
　　3年后，她辞了职，远赴北爱尔兰攻读教育学，随后进入瑞士银行工作。她说，她想知道，为什么一个被教育体制证明是最优秀的人，却丧失了选择生活的能力和勇气？
　　同一年，阿娟实现了她自幼以来的心愿，考上了北大的博士。同学会上，她还是老样子，扎着一个马尾，朴素得像个打工妹，害羞而沉默。和她说什么都是嘿嘿地憨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