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特拉斯堡的乌鸦 完结+番外 (Valerian)

　　梅西耶拿起一张照片，那是一份手写的名单，潦草地涂在笔记本上，再用相机在暗处翻拍的。名单列出了那些闭门谈判的参与者，许多熟悉的名字，来自国会山、白厅、卢比扬卡广场11号和兰利。哈迪要求他销毁这些文件，目光短浅的决定，梅西耶抚摸着这些光滑的照片和纸张，哈迪看见的是威胁，我看见的是往上爬的门票和完美的勒索材料。
　　有人敲了敲门，梅西耶打开放在脚边的帆布袋，匆匆把这些文件塞进去，按下桌上的按钮，打开了电子锁。一个技术员把头探进来，“我们找到那辆车了，先生，但没有蔡斯。开车的是两个中学生，现在在16区警察局拘留室里，他们说车停在一家餐厅旁边，门没有锁，钥匙也没有拿走，所以他们想‘兜个风’。我们的人已经在询问附近的住户有没有见过目标。”技术员看了一眼手里的笔记，“另外，托比·韦斯已经醒了，录了一份证词，你需要一份副本吗？”
　　“是的。”
　　“还有一件事，先生。”
　　这个蠢货不能一次过把话说完吗？梅西耶想，“请说。”
　　“你之前让我们监视克里斯滕先生。”技术员又犹豫了一下，推了推眼镜，仿佛接下来要说的话会烧伤他的舌头，“他不见了。”
　　“你叫什么名字？”
　　“伯尼。”
　　“关上门，伯尼，好好解释一下什么叫‘他不见了’。”
　　——
　　“只有一件手提行李吗，霍普先生？”柜台后面的工作人员把登机牌夹在护照里还给莱昂，那上面的名字是泰勒·霍普，“莫斯科常客，我猜。”
　　“我喜欢那地方。”莱昂冲他微笑，“永远能给你惊喜。”
　　“我敢肯定是的，先生，飞行愉快。”
　　——
　　对比德曼先生寓所的搜索告一段落，有用的战利品在沙发上垒成一小堆，像沉船之后打捞的遗物。这间公寓仍然有水，但没有电和燃气。晚餐是冷罐头豌豆和白兰地，阿德里安坐在地板上，裹着从卧室里找来的毛毯，挖了一勺浮肿的豆子，皱起眉头。
　　“至少比压缩饼干好一些，别抱怨。”
　　“我根本没有说话。”
　　“你看起来像是有人逼你吃一罐蜘蛛。”蔡斯试图拆开左手的绷带，就着路灯的微弱光线对付一个死结，用上了牙齿，“该死。”
　　“我来。”阿德里安说。
　　蔡斯看了他一眼，好像对方刚刚提出要去拆弹。阿德里安向他伸出手，蔡斯耸耸肩，把手递给他，掌心向上。阿德里安解开这些沾着陈旧血迹的布条，略微侧过身，让路灯的光线落在伤口上，“天啊。”
　　“没那么严重。”
　　“你和我对‘严重’的定义不太一样。”
　　“我已经非常幸运。如果计时器拨快半分钟，法医就要提着证物袋到处捡我的碎片了。”
　　“我认识一个图像分析师，到巴格达第五天就被子弹打中大腿，拿着一大笔保险金和遣散费提前退休，伤口甚至不影响他慢跑，这才叫幸运。”
　　“没有任何保险公司会愿意为一个外派巴格达的人开保单，你的朋友在撒谎。”
　　对方也许翻了个白眼，也许没有，在昏暗之中蔡斯不能确定。阿德里安松开他的手，站起来，走进厨房，几分钟之后拿着餐巾和剪刀回来。他拧开酒瓶盖，用白兰地沾湿餐巾，小心地擦掉血污，把餐巾剪成条，重新包扎好伤口。
　　“如果我死于感染，至少我知道应该找谁算账。”
　　“你应该说，‘我是个混球，感谢你的耐心’。”
　　“谢谢你，阿德里安。”
　　阿德里安盯着他，挑起眉毛。蔡斯移开目光：“只是因为你还拿着剪刀，小松鼠。”
　　“你总是这么烦人吗？”
　　蔡斯拿起放在地上的酒瓶，皱着眉头辨认上面的标签。“我大多数时候独自行动，没有人评价我。”
　　“为什么？”
　　“什么为什么。”
　　“为什么‘大多数时候独自行动’。”阿德里安从他手上拿走白兰地瓶子，喝了一口，“因为最不受欢迎？”
　　“因为我非常擅长自己的工作。”
　　“撒谎，谋杀和绑架平民？”
　　“撒谎，谋杀和绑架平民。”蔡斯回答，“把酒给我。”
　　——
　　酒瓶空了，被塞在沙发坐垫之间的缝隙里。阿德里安躺在地毯上，看着漆黑一片的天花板。蔡斯坐在他旁边，背靠着沙发，枪放在手边，他时不时碰一下，确认武器还在那里。
　　“每六天浇一次水。”阿德里安说。
　　“你喝醉了吗？”
　　“我的盆栽，需要每六天浇水一次。你把我从家里拽出来的时候，我在想的是这鸡毛蒜皮。不是‘我要去哪里，现在发生了什么’，而是‘谁会来给我的盆栽浇水’。”
　　“你想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
　　“说不会显得很不礼貌。”
　　“碳酸饮料和薯片。”蔡斯告诉他，“就这么简单。”
　　阿德里安笑起来，但听起来像是被什么东西掐住了喉咙。“我不会活着回去了，对吗？”
　　蔡斯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于是没有作声。他想着“矿井”，想着托比扭曲的脸，这张脸缓慢地和“浮标”苍白、惊恐的脸混在一起。我被停职了，莱昂在电话里说，梅西耶接管了“海钓”。当你潜得太深的时候，不可名状的危险就不仅仅来自于深海了。
　　他把手放在阿德里安的肩膀上，想提供一些无用的安慰，但这位不情愿的同谋已经睡着了，阴影遮住了他的脸。


第10章
　　英国人给她的绰号是最礼貌的，“美杜莎”；中情局的人直截了当地叫她“克格勃巫婆”，而使馆里低于参赞级别的人干脆不知道她的名字。她在布拉格早春的稀薄阳光下穿过人群来到莱昂面前，自我介绍说“下午好，我叫玛塔。你想必是霍普先生”，用一种略微沙哑的、简洁的俄语。而莱昂——不到一年前才刚刚从坎布里亚的训练营结业——匆忙放下酒杯，握了握她的手，回答“幸会，叫我泰勒就行”。1978年，那时候是。两人都在使馆文化处工作，都明白对方和文化毫无关系。
　　他们在华沙再次见面，在那里她的名字是艾琳娜，而莱昂则是“弗莱彻先生”。弗莱彻先生花了一个礼拜跟踪艾琳娜，想弄清楚华沙谍报圈对暗号的规律，到底是路灯柱上的粉笔标记，还是二手书店里常年贴着“已售”却又始终没人取走的一本旧书？艾琳娜在街心公园一株松树的阴影里等着弗莱彻先生，抓住他的领带，刀锋刺穿外套和衬衫，捅进腹部。
　　“你不会死，这次还不会。”克格勃巫婆悄声说，扶着莱昂，在远处看来就像在安抚一个身体不适的朋友，“离我远一点，否则下次我会把你割开，从喉咙到肚脐。”
　　她松了手，莱昂差点跪倒在覆盖着积雪的泥地上，血迅速浸透了衬衫和毛衣，顺着他的手指往下滴。他看着玛塔跑向两个路过的巡警，假装惊慌失措地说着什么，指着松树的方向。莱昂压紧了伤口，疼痛令他眼前发黑。有人抓住了他的手臂，关切地用波兰语说着什么，是那两个巡警，玛塔已经不见踪影。
　　他在医院里躺了一个月。“你很幸运。”大使馆的翻译告诉他，“如果不是一个路过的女士及时发现了你，你有可能会休克。”
　　“对。”莱昂闷闷不乐地回答，“多么幸运。”
　　“你确定你想不起抢劫犯的样貌？”
　　他能清楚记起玛塔，还有她的条纹头巾和黑色长大衣：“不，我一点都不记得了。”
　　邻座在熟睡，发出响亮的鼾声。莱昂在座位上挪动了一下，隔着衬衫摸了摸肚脐旁边一两英寸的地方，疤痕就在那里。飞机已经开始下降，他打开了遮光板，莫斯科隐藏在密不透风的灰色云层下。他上一次来这里是1991年12月(*01)，动荡而短暂的夏天结束已久，玛塔和他沿着高尔基公园空荡荡的滑冰场散步，草地上散落着被雨水浸湿的传单、瓶子和尖锐的碎石。
　　“我的名字是柳德米拉。”她突然说道，像是吐出卡在喉咙里的鱼刺，“无所谓了，我也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我每天都有这样的感觉。”
　　“不，你没有。”柳德米拉停下脚步，抬手抚摸他的脸颊，摩挲着没有刮干净的胡茬，“因为你是个糟糕的间谍。”
　　“跟我走。”他鲁莽地说。
　　“你知道我不会的。”
　　“既然克格勃已经不存在——”
　　“不。”她踮起脚，吻了莱昂的嘴唇，“再见，克里斯滕。”
　　护照顺利过关，意味着“矿井”里还没有人发现他不见了。莱昂径直走向物品寄存处，第171号柜子的密码是84805134，里面有一个牛皮纸信封，装着少许卢布和一本英国护照，照片是莱昂的，名字是尼尔·弗莱彻。莱昂摇了摇头，对着信封笑起来，关上了储物柜。他用这本新护照租了一辆车，在阴沉的铅灰色天空下驶向约定地点。
　　莫斯科国家图书馆的停车位不多，但在这样一个寒风凛冽的冬季早晨，大部分都空着。他来得太早了，在门外等了差不多二十分钟，为了取暖，双手都插在口袋里。门终于打开的时候莱昂充满感激地踏进温暖的室内，询问馆员缩微胶卷阅览室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