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批评国际军事法庭缺乏司法管辖权，批评它只审判战败者。当时的一篇社论甚至提出了如下观点——鉴于原子弹的破坏威力，争辩什么“以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而不是以非法与不正当的手段”去杀害数十万无辜平民，是枉费心机的。这种观点很具有说服力，但也不是不能播到，反对者提出，原子弹，不管具有多大的毁灭性，毕竟结束了一场战争。而战争如果以德国的获胜而告终，那么大屠杀肯定不会终止，而将继续进行下去。
类似的争论还有很多，法庭的公正性也不断受到质疑。例如被判处有期徒刑的施佩尔，和他一样涉及到强制使用劳工问题的劳工战线组织领导绍克尔被判处了死刑，这让人觉得难以理解，就好像在奴隶贩子与奴隶主之间，人们分辨不出谁在道义上占优势。但法庭要绍克尔送命而让施佩尔活命，这样的判决难道能说是公平的吗？
而且对于凯特尔等人的判决把世界各国的职业军人都弄得狼狈不堪，他们不能设想，他们自己要是处在凯特尔、约德尔、邓尼茨或雷德尔的位置上又将如何。凯特尔因其身居要职，所以注定要被定罪。但约德尔如果能逃过主要战犯的名单，救可能不会送命。因为在以后的对最高统帅部的案件中，有六名与他同一级别或级别比他更高的军官被判了与他同样的罪，尽管没有一个军官像他跟希特勒那样关系密切。但这些人都没有送掉性命，甚至没有服满他们的无期徒刑。
而且也很难说海军元帅雷德尔的无期徒刑和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十年徒刑能画上等号，除了雷德尔在1943年之前是邓尼茨的上司，因而要对其下属以及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以外，他也不过就是听取了元首在霍斯巴赫会议上宣布的他的侵略意图，对他的判刑更多的是为了顾及苏联人的感受——苏联人也需要造出一个战犯。
然而毕竟这些被审判的人都在侵略战争这一庞大而残酷的冒险勾当中充当了心甘情愿的角色，他们不同程度的都是罪恶的从犯，虽然他们有自己出于正当的道义上的理由。纽伦堡的审判在法律上可能是有缺陷的，但总算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正义，它将Nazi德国的罪行永远的载入了史册。而且粉碎了Nazi一切杀身成仁的梦想。戈林所希望的，在他光荣的自杀后的若干年后，广场会立起元首和他大塑像的预言从未实现。类似一战后所听到过的，所谓勇敢的德国士兵被后方的政客们从背后给捅了一刀的说法也再也没有出现。
但这真的就能阻止侵略战争吗？答案是否定的。它并没有建立永久性的国际法庭。自纽伦堡审判后的近五十年中，全世界经受了24次国与国之间的战争，6623000名平民和军人丧生。还有93次内战、独立战争以及暴动，15523000人因此丧命。国际会议从未审理过这117起冲突中的任何一起，没有再判定过其中的谁是侵略者或战犯。自纽伦堡审判以来，几乎所有对战争罪的审判都是二战期间犯下的罪行，而且，这些审判是由个别国家而不是国际机构主持的。比如在以色列对阿道夫艾希曼的审判，他在第三帝国毁灭的时候逃到了南美，此后就一直停留在那里。直到1960年才被以色列的特工查明，并将他从阿根廷抓捕到耶路撒冷，他因为曾负责对犹太人屠杀的集中作业而被判处反人类罪，于1962年被绞死。他曾经的同事门格尔医生同样逃到了南美，但他要比艾希曼幸运许多，他多次逃过了以色列的抓捕，在南美的不同国家间匿名居住，直到1979年他意外在巴西溺水身亡，通过DNA检测才确定了他的真实身份。
作者有话要说：关于艾希曼小朋友，可以看看阿伦特的《耶路撒冷的艾希曼》，只能说阿伦特是很好的伦理学家思想家，实在不是个好律师，她为艾希曼辩护的很多论点非常争议，但是她书里提出的“平庸的恶”的确值得反思。至于门医生，那真是命大到一定程度了，有一次抓捕战犯的猎人筒子都堵到他房子前门了，人家居然从后门撤了，强大不解释~~至于说雷叔要为邓乖乖行为负责那句真心萌，LP犯错LG顶罪的即视感……
806间谍的结局
1946年的马德里，这座以斗牛和弗拉明戈著称的城市有着温柔的微风和明媚的阳光，让人情不自禁的慵懒下去。在这样的一个午后，还没有吃饭的施季里茨慢慢走过一条僻静的街巷，在经过街角的一家咖啡馆的时候停住了脚步，决定就在这里解决自己的肚子问题。
他在这里生活了有一年多了，熟悉这附近的大街小巷。想当初，这样没有间谍间勾心斗角的生活让他适应了好一段时间。施季里茨走进店里，点了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咖啡。他慢慢的啜饮着苦涩温热的咖啡，脑中回忆起自己刚到西班牙时发生的种种。
帝国毁灭的前一刻，施季里茨受伤昏迷，他不知道之后发生了什么。只知道当他苏醒过来的时候，他躺在一张床上，周围一片寂静。窗户半开着，一股海洋的咸涩味道顺着风飘进来。施季里茨挣扎着支撑自己半坐起来，透过窗子，他看到远处，蔚蓝的大海和天空几乎连成了一条线，拍岸的波浪溅起雪白四散的水花，如同碎玉飞雪一般落回碧蓝的水中。白色的海鸥叫着，飞掠过地平线。远处的灯塔射出明亮的灯光，棕榈树的叶子沙拉沙拉的随风作响，如同安眠的夜曲，让人一时间觉得岁月静好，处处都带着安宁和希望。施季里茨只觉得周围的所有都如梦似幻，只是不知这场梦是过去的日子还是此刻的一切。这样如同童话故事般的结局不该出现在一个间谍的身上。
施季里茨打量着四周，以自己的职业眼光看去，这似乎是在西班牙，因为房间的墙壁是白色的，西班牙才有这种白色的墙壁。也只有西班牙人才喜欢不上油漆的木制家具，而乌克兰人则把自己的小椅子和柜子全涂上漆。窗户由木板封上了。
这么说，自己是在西班牙……这样想着，施季里茨忍不住咳了几声，他没有痊愈的身体支持不住半坐的姿势了，不由得呻/吟着歪倒在枕头上。或许是他弄出的声响引来了外面的人，一个灰白头发的中年人走进屋，给他擦了脸，让他躺下，还关切地给他盖上毛毯，施季里茨并不认识他。不过这个人很快就表明了身份，他压低嗓音告诉施季里茨：“轻点儿……我们在自己人中间。您在敖德萨的秘点。一切都很好。您现在在意大利，明天送您去西班牙。危险过去了，睡吧，您应当休息，旗队长。不过要记住，您现在的名字叫鲁道夫德洛克——记住，叫鲁道夫德洛克博士。”
自己就这样来到了西班牙，在那里，有人安排自己住下，打点最初的一切。自己于是开始在这座城市里修养着，一直修养到1945年10月，他才能重新开始走路。而就在他能走路的当天，他挣扎着来到邮局，按照自己能记得的地址给斯德哥尔摩发了一封信。
但是那里没有回音。战争结束了。苏联情报站已经撤销了。施季里茨不知道自己这算不算是被遗弃了。
他就这样一直呆在西班牙，1946年，他从报纸上看到了纽伦堡审判的消息，他关注着审判的进展。而当他在报纸上看到“舒伦堡”这个名字的时候，他会忍不住的眼皮一跳，他发现自己很难去定义自己的前上司，他救了不少犹太人，但却不是出于道德，而是为了捞取战后活命的资本，他试图和西方谈判，但也不是为了德国，而是为了他自己。他甚至想过暗杀希特勒，但那是为了让希姆莱取而代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活命，可他依然在客观上救了很多人，并为德国奔走过。他不是个标准意义上的好人，他所做的很多事都是出于私心，但是他也不同于那些毫无悔改之意的恶人，只能说他是一个圆滑世故的实用主义者，无论何时都会审时度势的做出对自己最有利的判断。联想到舒伦堡的履历，施季里茨只能说，这大概是海德里希留给他最有用的遗产。他靠这个将他在纽伦堡的身份由战犯变成了证人，这也算是一项成就。
想到这里，施季里茨淡淡的一笑，开始专心致志的吃自己的三明治。就在他吃完三明治，又喝了几口咖啡，打算离开这里时，一个穿美式大皮鞋的人走到了他面前，坐在了他对面，说出了一番让施季里茨震惊的话：“我代表艾伦杜勒斯领导的组织，您显然知道这个名字。您不同意和我共进午餐吗？我们有话要谈，不仅是回首往事，而且要考虑我们今后的共同工作……”
就这样，施季里茨别无选择的开始了和美国合作的道路。在之后的岁月中，他辗转来到了南美，在阿根廷和巴西建立了苏联间谍机构，和美国联手，破获了缪勒的敖德萨组织。这是他和自己老对手的最后一次交手，并且大获全胜，他甚至抓住了缪勒本人。随后他来到苏联驻阿根廷的大使馆，表明了自己的身份，要求使馆人员协助引渡缪勒，但是却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的人员逮捕，然后被以叛国罪投入了苏联监狱。他被关押到1953年贝利亚倒台才得以出狱，而让他心碎的是他的萨申卡，他的妻子，他世上唯一的亲人，被贝利亚下令枪决了。施季里茨从未觉得如此万念俱灰，他余下的生命仿佛行尸走肉一般，任由组织上把他安排进大学研究“Nazi主义、新法西斯主义、极权主义的变种”这一课题，并且藉由它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后根据中央委员会书记的指示，他转入克格勃特别保卫处工作。已知的他的最后一次行动是1967年，他以苏联高级情报人员的身份前往西柏林执行任务，然后他的下落就不得而知了，没有人知道他最后的结局，是死于任务中，还是安详的寿终正寝。或许，下落不明才符合一个间谍最后的结局，尤其是对施季里茨来说，死亡的来临对他要更仁慈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