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 (向小舜)

　　还是不断回中心校参加考试。他们也没有再只给我的考卷划勾打叉而不给分。但是，他们评说、评价我的考试，评说、评价我，只要我出现在中心校就能够听到他们在评说、评价我的考试，评说、评价我。他们就像谈论一个举国都在谈论的热门话题地谈论我。似乎是，只要我在中心校，我在哪儿都能看见他们三个五个站在一起谈论我，在哪儿也都能听见他们在三个五个的地谈论我。我强烈地联想到他们就像当初人们谈论祸国殃民的“□□”一样谈论我。
　　他们谈论这次考试更加反映我了的骄傲和马虎，这次考试我身上“反社会”特性有更突出的表现，这次作文我里面那个“一个顶天立地的闪电将宇宙撕裂，透过闪电的缝隙，我看到了宇宙之外无限光辉灿烂的世界”句子更突出地反映了我身上的“反社会主义”特性，云云，云云，多得也猛得如狂风暴雨。他们随意地，就像与自己无关，对我再也没有他们一直声称的那种责任和义务地谈论我，用词和断言却比以前更加残忍，也更将我划为了完全的异类。我强烈地联想到就和人们谈论“□□”一样，正义凛然又似乎与自己无关，绝对将对方划为异类和妖魔类，什么脏水都泼到对方头上去，但又是处理他们完全是“党中央”和“全国人民”的事，与我们无关，我们能做和应该做的只是和“党中央”、“全国人民”保持一致，和这些妖魔鬼怪划清界线。
　　语言的暴力是真正的暴力，我感觉到这就是他们最后的风暴，也是一定能够让我非死即疯的风暴。我没有因为他们这些把我当成随时随地的谈资的谈论和评说而掉一根毫毛，但是，我的身心感觉到的却是它们全是毒箭，真正的毒箭在射向我。
　　当初，我们沟里的人们给我竖一个稻草人，在稻草人上书上我的名字，名字上打一个大红叉，在稻草人的“心脏”所在部位乱七八糟插满了小棍子和竹签，象征我已经被他们处死。我看到这个稻草人的那一瞬间，是如此切肤入骨地感觉到，一方面，他们这样做，只是对象征一个人而不是那个人本身的稻草人这么做，是真的可以杀死那个人的，让那个人自身就瓦解毁灭，说具体点就是不死也会疯，另一方面，他们从这样象征地处死一个人到真的处死一个人，就像当年高观山把人当场活活打死那样，实在是只有一步之遥。
　　这一次，面对中心校的“总负责老师”们这样既如谈论最热门的社会话题又如谈论“□□”地谈论我，我也同样切肤入骨地感觉到和意识到，他们这些在语言的最大程度内让语言带毒和带刀子的谈论，是真的可以杀死一个人的，也真的在将我杀死，我已经早已经遍体鳞伤，身心交瘁，在他们这种最后的攻击下是真的已经来日无多了。死是我的死，疯是我的疯。我始终把自己定位在“看”的位置上的，我看得到也看到了全部那正在逼我走向非死即疯的可怕力量，也看得到和看到了我的生命整体上正在无法逆转地走向瓦解，走向非死即疯全部细节，看见得就如同我看“鬼神事物”一样清楚鲜明，无所不致，无微不致。我看得到也看到了的是，他们这不过是在打扫战场，不过是将一场他们已经赢得全面胜利的战场上那些破碎清扫出去，我就是这些破碎。
　　我好像是平生第一次真正感觉到了威胁，灭亡的威胁。
　　在某种程度上，中心校的老师们，“总负责老师”们，掌握着我们公社的话语霸权。他们这样谈论我，也就必然使得一公社人这样谈论我。每次考试我都能遭遇的情景是，“总负责老师”们就像当初英明的党中央揪出了“□□”刚向全国人民宣布时人们谈论“□□”一样谈论我，学生们围在他们身边，他们谈论的如有电在传播一般在所有学生中传播，我随便从哪两三学生身边经过，或随便哪两三个学生从我身边经过，我都可能听到他“说他上回的考试更加反映了他目空一切！”、“他敢在作文里写宇宙之外无限光辉灿烂！”等等，而一听到，这些话也都真真切切是毒箭射入了我身心，我更真真切切看到自己在已如此逼近的非死即疯上又前进了一步。
　　所有的学生都在谈论我，就和听到广播里宣布了“□□”是祸国殃民的□□时广大人民群众的那种情景一样。至少是让我想到了那种情景。但是，我在中心校，却没有一个学生看我一眼，只要我在中心校，就不会有一个学生看我一眼，更不用说会有人来接近我或和我交流了。没有谁刻意躲着我，但我就是像是对所有人都不存在。他们谈论我，可以就在我身边谈论我，说得分外激动和激烈，却像是完全没有也不能意识到我就在他们旁边，他们谈论的是我。“总负责老师”们也是这样。
　　只有一次，那个印象无法磨灭，一个和我同年级的学生跑过我身边，突然发现了我，一下站住了，用一种极其亢奋可怕的眼神看我，我也一下子就像成了他本人或与本人合二为一的看到他这一看，看到的既是世界上最恐怖的怪物，又是用这一看将他和我之间划出了道绝对无法逾越的鸿沟。
　　然而，在考试来去的路上，却能看到人们对我行注目礼。有孩子，学生，也有大人们。他们全都是无限可怜和同情地、远远地看我。孩子们和学生们虽站得远远的，绝对会和我拉开一定的距离，却会喊我的名字，没有嘲笑，没有鄙视，也没有似乎特别容易从我们这里的人们身上出来的那种幸灾乐祸，但是，也没有平等地看我，而是可怜。我还听到有大人真心诚意地说：“这娃儿已经毁了，本来是个北大清华的苗子啊。他们做得有点过分了，就算是有点骄傲自满也不应该把人家一生的前途毁了。”仍是那种可怜。但是，我的问题是我不觉得自己需要可怜和同情，不觉得自己和值得同情和可怜有半毛钱的关系。所以，对于我来说，这和他们如“总负责老师”们那样攻击我，并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生活在“总负责老师”们看似随意散漫的评说实则操纵着所有人的看法和眼光的话语的毒雨中，生活在除了攻击就是可怜和同情之中，感觉就像天天都在刀山火海里，而且时刻等待着更进一步的，也必然的灾难的到来。
　　这天，我们又被召回中心校考试。一到中心校，我就看见几个和我同年级的其他学校的学生，他们比我来得早点，就和当初我们沟里的孩子们和一些小青年把我的作文撕成碎片向空中抛撒完全一样，他们在向空中抛撒一份试卷，试卷已经弄破了和弄得不成样子。我一眼就看到那是我的试卷。等考试结束后，我离开中心校，在中心校的操场，又看到了这份被撕碎的试卷的碎片，还从这些在这碎片前经过，看到它们的确是我上次考试的那份试卷。绝对没有什么可以形容我这时候那种心情。我感觉到自己的人生已经像这份试卷一样被撕碎了。尽管我几乎是从懂事那天起就觉得人生是破碎的，但这次感觉到的这种破碎那是不一样的破碎。在这种破碎感中，我没法不面对自己的承受已经到了最后瓦解的边缘。
　　从那次他们把我定性为“反社会主义”之后，爹显然就再也没有为我去找过他们了，就像他们也没有为我找过他了一样，去找他们也只是公事公办地去拿我们班上的考生的分数或试卷（他们远不是每次考试的试卷都不发下来，或者说，并不是每次考试的试卷他们都要存档）。但是，爹却没有给我们说过一次考试的分数或发给我们一份试卷，只是好几次那样前所未有地毒打了我，并在毒打中对我怕人听见似的低声咬牙切齿地说：“你□□晓得不？从那次说你是个反社会主义分子以后，他们就没有给过我你考试的试卷，最多只给你抄过分数！你这辈子已经彻底完蛋了！”爹拿回了其他考生的试卷，但没有我的试卷。很显然，爹甚至于问都不敢问我的试卷是怎么处置的。当然，他也在那么些学生如当初我们沟里的孩子们、小青年人向空中抛洒我的作文一样抛洒我的试卷中看到了我的试卷是如何被处置的。没有拿回我的，他就不向我们班上其他同学宣布分数，也不发给他们试卷，就好像这些考试考就考了，考了就什么事也没有了。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自然是没有人敢问，没有人会站出来问，这已经是“普遍必然规律”绝对支配下、绝对不可能违背“普遍必然规律”的一种现象了。这是爹第一次这么做，也就是说，第一次如此隐瞒我的情况，就是对我，也只是在毒打中那么说过一次。
　　毫无疑问，爹和我一样感觉到他们这是对我最后的扫荡，毫无疑问也意识到了无论如何也不能真让我毁了，不管怎样我也得读书考大学。他专门去找了中心校的校长。他也只有这样了。校长姓任，和我们家还可以攀上点远房亲戚关系，小学时和爹还同过几天学，多少算得上发小。这个校长是个正直的人，是个好校长，好领导，在群众中的口碑非常好。我听见爹自己私下说，在中心校，也就任校长才多少把他们这些民办教师当人看。他也因此对任校长感激涕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