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这样的教法规范还有很多。所以,穆斯林在生活上几乎都是严谨的,很少有恶习。儒家学者们觉得这些生活规范虽然过于刻板,但是对于规范道德和健康养生是有一定意义的。
卫希颜觉得伊斯兰教对性的态度很值得国人借鉴。
在春秋战国以前,那时候的中国人对于性是坦荡而顺乎自然的,男女有情有意便可野合,孔子便是母亲野合而孕。而至儒家成为统治思想后,在性上面就扭扭捏捏了,仿佛一谈性就是与淫有关,所以儒家对于性是“讳谈”。这就与道家不同了,道家提倡以自然的态度对待性,许多道家的代表人物都提倡房事养生,将性视为阴阳调和之术。这就是儒道思想的不同。
卫希颜说儒家在性上面越是遮遮掩掩,越是禁不住人们对性的联想,此为人欲,禁不可绝。
名可秀却说,儒家对性是持中庸的态度,至乎今世儒家对性的讳谈,乃是中道的平衡点偏了之故。
她讲,在儒家形成的初始阶段,包括孔子、孟子在内,都是把性看成是人们的一种正常的生活需要,例如孟子说:“食、色,性也”,《礼记》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孔子也说:“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都从正面或侧面表明了对性的态度。
与此同时,儒家又强调男女之间的礼,提倡“男女授受不亲”,“发乎情,止乎礼”,对性要以“礼”来控制。
所以,儒家对性的态度是既开放,又控制。在一端是开放,另一端是禁锢,就需要在中间找一个平衡点,这种情况在各个朝代都是相同的,只不过是时代不同,这个平衡点靠哪一端就不尽相同了。
“现在就是太偏于左了。”卫希颜取笑道。偏左就是禁锢。而要打破男女之间的礼教,将性的平衡点往中间扳是必须的。当然,过右了也不好,像西方那样的性泛滥亦非好事。
“至少,要有适当的生理教育。在结婚之前,才看春宫图做性教育什么的,这也太简单了。”卫希颜笑着摇头。
从这方面来讲,伊斯兰教法以顺乎自然的心态对待人欲中的性.欲,的确值得中国人学习。伊斯兰教规完全与教徒的世俗生活溶为一体,不但对夫妻可以行房事的时间,而且对房事应循的卫生习惯,都作了细微的指点,令“教外人”读来,颇有一种家长对子女的慈爱指导的感觉。
比如,伊斯兰教对性生活的卫生、礼仪等都提出了一些具体的要求,比如禁止经期性.交,禁止产期性.交,夫妻之间每次房事之前、之后,都要求各自洗大净,厌恶连续的性.交而不洗大净。
虽然《古兰经》的这些规范是从“洁净”的角度出发,禁止一切不净的秽行,并不是出于对女性的保护,但这些规定的确让已婚女子患疾病感染的机率减小,而大多数妇科病正是来自于丈夫的“不洁”。
卫希颜认为这些都可以用预防疾病的名义,由太医局颁发小册子进行生理卫生知识的教育。而通过这种生理卫生知识的普及,就可以从侧面影响人们对性的态度。
“这个建议不错,太医局的人应该很乐意。”名可秀笑着说道。
太医局早前就颁发过裸.体的男女经络穴位大图,由各书局印制,挂在书肆里出售,遭到了一些士大夫和儒家学者的批评,说是公开售裸图有伤风化,还有谏官和御史的弹劾,让太医局的人很是灰头土脸了一阵,大骂这些家伙是“脑子有色才看到色”,朝殿上和报纸上都很是热闹地吵骂了一阵,所幸有政事堂过半数相公的支持才没有被下令禁图。
经此一事,太医局就与他们骂的“脑子有色”的那些士大夫和学者干上了,不止出人体经络图,还出人体解剖图,不止出书册中的插图,还出大幅的挂轴图,怎么鲜明怎么来……惹得朝中和朝外的非议之声一直不绝,太医局这些年的日子过得真个是鸡飞狗跳的精彩。不过,成就也是斐然的,单是种痘术的成功和伤寒疾病防冶药剂的研制,就减少了一半的新生儿夭折率,加上其他方面的硕果累累,足以让他们顶住一切非议和谩骂。
太医局如今的院令还是青谷出来的,收到卫希颜着人送来的伊斯兰教法节译后,一边看一边笑,“有意思。”老头儿捋起袖子,准备再给那些“脑子有色的家伙”添添堵,这是后话不提。
大会进行到第十二天,讲完了伊斯兰教法,就轮到基督教会法了。
在这个先后顺序上,伊斯兰学者和罗马天主教学者大吵了一架。
作者有话要说:伊斯兰教的很多教规都是出于“干净”的目的,比如禁止吃猪肉,是因为他们认为猪是最脏的家畜;而且禁止吃未经屠宰的动物,因为不能保障它们是干净的。
伊斯兰教反对肛.交,认为不干净,所以反对男同性恋,至于女同性恋,因为女性还不能作为主体出现的《古兰经》中,所以上升不到教义上,但出于对女性的轻视,伊斯兰教也是反对女同的,相对来讲,没有像反对男同那样激烈。
其实从性.交的卫生角度来讲,女与女之间应该是最卫生的(笑)~~~
☆、中西冲突(一)
穆斯林国家与罗马天主教国家本来就有夙怨,“十字军东征”就主要这两个信仰世界的国家争地盘。因为基督教最初是从大食半岛、叙利亚、埃及这些地方起家的,结果被后来居上的伊斯兰教给赶到欧洲去了,这仇怨可就大了。
所以,两个信仰世界的法学者能够好端端坐到一堆交流学术,本身就是件挺奇葩的事,若不是主办方的强力——眼目所见大宋帝都的繁华由此推及这个帝国的强盛,以及名可秀这位“教宗”入场慑人的气势——让双方心存忌惮,没准早就掐架了,但即使言行上有收敛,终究是看对方不顺眼的,想方儿挑刺就是正常的。
于是,伊斯兰学者就发难了,对基督教会法排在他们之前不满了。
按大会的规定,除了东道主国家的法系是最后阐述外,其他法系都是按成文法产生的先后来安排顺序,而基督教法诞生在伊斯兰教法之前,自然是在前面阐述。但是,伊斯兰学者认为,已经讲过罗马帝国的古典法和“东罗马帝国”的新法,占去了五天时间,没道理后面又是讲基督教法——伊斯兰学者将罗马法的两个法系都归为基督教法系,至于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分裂他们不管。
伊斯兰学者这一搅合可把罗马天主教国家得罪狠了,当场便捋起袖子吵了起来,若不是双方座位隔远,估计还要冲上去扭打,这些信教的学者疯狂起来也不会顾什么礼节。
拜占庭学者又在其中起哄,看似偏帮同为基督教的欧洲天主教诸国,实则暗中添柴,唯恐火焰不高,两边吵得越厉害他们越乐。
宋周学者看得目瞪口呆。
吵到最后实在不像话了,范浚这才打圆场,建议用抓阄的方式解决争端,端看两边的运气了——天主教和伊斯兰教对这种和稀泥的方式自然是不满意的,但范浚身为大会主持有裁决的权利,加上还有名可秀这尊“教宗”做后盾,这种看似儿戏的方式不得不为双方接受。
而运气之神站在了伊斯兰教那边,欧洲天主教只得自叹倒霉。
这只是大会的一个插曲,但从侧面显露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尖锐的矛盾。
在伊斯兰教法之后,阐述基督教会法的是罗马教廷的枢机主教(即红衣主教)欧内·迪亚里,主要阐述罗马天主教的教会法——存在于拜占庭帝国以西的欧洲国家。
讲到基督会法就要讲到它的起源。基督教兴起于耶路撒冷和迦南之地(今巴勒斯坦、以色列),当时属于古罗马帝国,在经过迫害和复兴的曲折发展道路后,成为罗马帝国最大的教,而在罗马帝国分裂后,基督教也分裂为天主教和东正教。所以,从起源来讲,天主教的教会法与东正教的教会法都是建立在古罗马法的基础上。尽管二者存在着教会法与世俗法的矛盾与冲突,但也存在着互相渗透和影响,互相借鉴进行补充和完善。
在拜占庭帝国,因为教会的最高权利属于帝国皇帝,所以世俗法,即查士丁尼法与教会法基本是统一的,教会法只多了宗教祭祀、仪式、教务等方面的规范,教士犯罪也是由世俗法庭审判,所以世俗法与教会法的冲突不大。但在罗马天主教国家,世俗法与教会法的矛盾与冲突就比较大,又以英格兰为最,国王治法权与教会治权法产生了尖锐矛盾,不过,在多数天主教国家里,还是以教会法为主。
尽管天主教的教会法与世俗法冲突较大,但是教会法对世俗法的借鉴也是比较多的,包括古罗马法和拜占庭法在内。比如,拜占庭法对离婚的严格限制就影响了教会法。这个影响也是相互的,比如因为基督教法的影响,罗马法重修了家庭法,在法律上给予妻子比以前更平等的权利,取消父亲对子女生杀予夺的权力,事实上削弱了罗马法中的“家父权”——从人权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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