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大臣]内阁大臣在三十年后的日记 (青三依旧在)

这确实是个问题，但是我注意到了一个细节。“法国人反对。”我说，“那么我们的态度如何？”
“英国一直对俄国抱有好感。”汉弗莱说，“事实上英国大力支持俄国加入欧盟，既然我们在联合国已经唯美国马首是瞻，在欧盟内部当俄罗斯的应声虫也没什么不堪，而且我们做得得心应手。”
他这话可真刻薄呀，我装作没听见他的挖苦，直接问他为什么英国不能在欧盟内提议把北极熊纳进来。
“我们提议没用，大臣，英国做出的任何提议都没用。”
我觉得他有些太灰心丧气了。我坚定地告诉他，从加入欧洲共同体以来英国有无数次决定了欧洲的前进方向。
“举个例子。”他淡淡地说。
“嗯……”我思索着，然后发现我可能喝的有点多，挂在嘴边的光辉历程居然一件事也想不起来。
“英国的提议不可能在欧盟内部通过，大臣。如果英国有一条议案，法国必然会反对，而德国会同时反对英国和法国。”
“他们怎么做到？既反对这个又反对那个。”
“条顿人总能找到第三个微妙的平衡点。”
我不做声了，汉弗莱起劲地继续说下去，“西班牙会坚定而毫不犹豫地支持法国同时反对英国，意大利会吊儿郎当地支持德国同时反对英国和法国，希腊只支持借给他钱的国家——所以他们支持中国，葡萄牙反对任何一个逼他还钱的国家——所以他们同时反对英国法国和德国，爱尔兰会趁机踩英国，奥地利会这次支持法国下次支持德国，匈牙利会支持奥地利，罗马尼亚会死磕匈牙利，瑞士一直是中立国所以会一直中立，比利时非中立不可所以也只能保持中立，荷兰说话没人听所以不得不保持中立。最终结果就是什么结论也没有，欧洲国家七手八脚挥拳打成一团。”
“就没有一个支持英国的吗？”
“波兰一般会站在我们这边，大臣，但是波兰向着谁谁倒霉。”
我不说话了，汉弗莱的雄辩让我打消了一切念想。“可天气真是冷啊。”我嘀咕着，“我们该怎么办呢？”
汉弗莱仁慈地赐予了我一线希望。
“事实上，外交部和能源部正在和俄国人洽谈能不能跳出欧盟框架单独做笔生意。”他若有所思地说，“不出意外的话，几天后就会有俄国特使降临，带着暖烘烘的天然气。”
“但那是几天以后。”我一点没高兴起来，“俄国天使来之前我该怎么办？”
“这个嘛……”他思索着，“您可以多喝点酒，或者来个暖水袋。”
伯纳德也热心地给我建议：“或者来个装满酒的暖水袋，不，暖酒袋？”
我指向门口。

11月28日
今天的内阁会议上首相正式提出了俄罗斯特使要来英国访问一事，并且叮嘱我们这属于仍在筹划中的绝顶机密，千万不可外泄。怪不得汉弗莱三天前就得知了这一消息。
据首相称，俄罗斯人这次到来是为了和我们协商有关能源方面的问题，他们似乎想和我们签订一项合同，却不事先开出价码，看样子他们是想来到伦敦之后来一场真正的谈判呢，这些行事拖沓，头脑简单的鞑靼人！合同当然要事先达成一致，不然哪有时间现起草公报呀。
一开始我以为这些不关我事。在会议的开始部分，我一直因行政部购买暖水袋的拨款申请被驳回而心中不满，同时能源部增加预算的提案却得到了一致通过。能源大臣——无用的废物，两面三刀的小人，爱出风头的孔雀，我党内的死敌巴兹尔.科伯特——那副盛气凌人的样子让我总手痒痒地想给他背后来上一下。他洋洋自得地说北海又发现了一个大油田，给英国经济狠狠打了一筒兴奋剂，所以他们部增加预算是理所应当。
你听过比这更荒谬的话吗？就好像是能源部在一百万年前把森林埋在北海下面似的！
我闷闷不乐，神思恍惚。十号温暖的房间也让我的酒意有点上涌，以至于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都在打瞌睡。总之，等内阁散会，我清醒过来，才知道和俄国人谈判的工作落到了行政部手里。天知道他们怎么在我不省人事时达成了一致意见。
这应该是外交部或者贸易部的事情吧。我越想越觉得不对劲，难不成首相又想给我一个烫手山芋？让我再当一次天然气冤大头？我甚至有点不敢跟汉弗莱提这件事，但我需要他的建议——说到底，被自己的常任秘书痛骂一顿总比递上辞呈好。
回到办公室我立刻将汉弗莱招来。“一个坏消息，汉弗莱，我们有麻烦了。”我严肃地说。
“天呐，天呐。”他非常给面子地迎合我，“您又在内阁会议上捅了什么篓子？”我得说，他的神态看上去丝毫不紧张，相反还有些期待。
“比那更糟。”我说，“他们派给我一项新任务，一份额外工作。”
伯纳德紧张地看着我。
“容我猜一下。”汉弗莱仍然非常轻松，“这项任务和即将到来的俄国人有关，对吧？”
我大吃一惊，听上去仿佛他一直守在十号门口。
“必然的事，这个皮球已经在白厅被踢了一个星期，外交部推给贸易部，贸易部推给能源部，能源部威胁说要炸了北海油田……我倒很想知道您是怎么应承下来的？自告奋勇还是众望所归？”
“当然是被巴兹尔.科伯特陷害。”我想起他就来气，那个花言巧语，顽固不化，大逆不道，骄傲自大的两面派。
汉弗莱皱起两道浓黑的眉毛，“原来是我们堪称道德楷模的能源大臣提名，而您就义不容辞了。”
我不得不羞愧地承认我无法表示反对，因为当时我在睡觉。
“天呐，大臣！”他现在才流露出惊讶的神色，“关键时刻您怎么能睡觉？上一个这样做的是弗雷德爵士，而弗雷德爵士现在已经进上院啦！您真是……充满了勇气和魄力！”
天，别！我一听到这两个字眼就背后发麻，我试探地问他接待俄国人是否会成为一项有争议甚至有勇气的事情。
“这取决于您如何应对，应对得当是一件政绩，万一有所闪失，它将成为一项勇士的铭文。”他得体地回答。
这又是个我不懂的文官语言。我知道“有争议的”是指我会失去选票，“有勇气”是指我会失去大选，而“勇士的铭文”是什么意思呢？
“指您根本等不到下次大选，大臣。”伯纳德善解人意地解释，但我很想揍他。
我忧愁地坐下，思考着这项新工作。我该如何自保？或者说，我该如何迫使首相收回成命，把这件事踢回给马丁或者科伯特去？
“希望不大，大臣。”汉弗莱说，“他们都被俄国佬弄怕了，外交官闻到俄国人的气味就哆嗦。”
这可是个新鲜事，我询问他俄国人干过什么天怒人怨的事情。
“卡廷森林，集体农庄，西伯利亚，这些还不够让人颤抖吗？”汉弗莱给自己倒了一杯酒，慢慢地品尝，“而且俄国人的性格实在不靠谱，和我们欧洲盟友们格格不入，难以沟通。不知他们是头脑简单呢还是过多饮酒导致的冲动，比起利益来更在意一些虚无缥缈的情感。”
“死要面子活受罪。”伯纳德评价。
“死要面子活受罪。”汉弗莱赞同地重复，“举例说明吧，他们居然会为了爱情或者荣誉这类东西献出生命，历史上不乏因决斗而送命的俄国人。”
“比如普希金。”伯纳德说，“他的离世是文学史上一大损失，而如此珍贵的生命仅仅为了一个女子就消逝在枪弹之下。”
汉弗莱忧郁地点头赞同，我却有不同的意见。我对他们说这不能证明俄国人脾气异于常人，毕竟决斗一风在法国也流传深远。
“哦，法国人的决斗跟俄国人根本是两码事！”汉弗莱温和地纠正我，“俄国人一言不合，喝光了酒，掏出手枪，乓，二者之一，或者俩人一起去见上帝。法国人相距三百米互相扔扔石子，然后两个人抱在一起，成为劫后余生一辈子的朋友。决斗从来没给哪个法国人带来死亡，只带来病痛：由于法国佬总跑到室外决斗，他们到老都患上了关节炎。”
他说的很对。我告诉他，这正证明了我们亲爱的欧洲盟友是多么软弱可怜，反衬得俄国人个个像顶天立地的男子汉。
“不如说是莽夫。”汉弗莱不屑地说，“虽然我不认为法国人有什么优点，但比俄罗斯理智又聪明。俄罗斯人冲动、暴躁，手段粗暴，总想着扔氢弹，根本不讲道理。”
我不知道他的偏见由何而来，我提醒他，俄国是欧洲唯一一个能御强敌于国门之外的国家，比如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或者希特勒，都溃败在莫斯科城外。
“没错，拿破仑进入巴黎的时候法国人跪下高呼皇帝陛下，希特勒一来法国就投降，结果一样存活到现在，而且少死好几十万士兵。从长远来看法国人要聪明得多，他们懂得保存实力，所以现在法国佬满地乱跑，俄国人性别比例严重失调。”
“死要面子。”伯纳德喃喃地说。汉弗莱对我礼貌不失高傲地微微一笑，仿佛我们已经达成了一致看法。
“你怎么能这么评价，汉弗莱。”我大为惊讶，“你的论调令我震惊，这是基本的道德取舍，正义与邪恶的选择……俄罗斯做的是正确的事情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