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单亲妈妈 (傅延年)

　　因着之前广告效果好，颜如许请做广告受益的几个厂家给写了感谢信，再有来谈广告的，便可以把这些感谢信拿给厂家看。经过前几个月的积累，现在杂志社的广告一位难求，已经把87年第二季度的广告位都排满了。
　　经过第一期的试水之后，杂志里的广告位也固定了出来，高书记见生意这么好，都在考虑是不是要增页以增加广告收入了。他刚有这个想法便被颜如许制止住了，他们主营的是杂志，第一要务是办好杂志，广告只是开源的一种方法，切不可本末倒置。如果广告太多，影响了阅读体验，读者越来越少，也就没有厂家来这里投放广告了。
　　吓得高书记再也不敢提了，他要是是可持续发展，可不是涸泽而渔。
　　这一期增刊的巨大成功彻底让高书记的心安定了，也让杂志社职工们的心安定了。当初从日报社剥离出来的时候，有一部分人想调调不走，是抱着相当悲观的心态，觉得杂志社离开了日报社这颗大树，会越来越差，将来少不得也落个解散、人员分流的结果。可现在拿着沉甸甸的奖金，都有些不可置信，奖金竟是比工资还高。
　　这一部分有着悲观心态的职工里，一部分人因着这些奖金，重拾信心，觉得自己以后也要担起主人翁精神，为杂志社添砖加瓦，对得起这份奖金，另一部分人，拿着奖金虽然也非常高兴，但心里头却依旧是不屑的，觉得只是一时风光，没法长久下去的。
　　总共就不到二十个个职工了，高书记对每个人都很了解，对他们的心思也揣摩得透透的。哪个单位、企业都有这种老鼠屎，锤不烂、煮不熟，心思固化，怎么说都没用。对于第一类人，属于可以教育好的，而第二类人，就属于没有办法教育好的，这样的人即便是工作能力再强，他也不敢用。他想要逐步把他们边缘化，去干些无关紧要的工作。
　　第二类人的代表就是邱德智，他本来想着回来捡个现成的功劳的，谁知道却偷鸡不成蚀把米，被调去了后勤，自此后消极怠工，来了杂志社也是满肚子怨气，怼天怼地的看谁都不顺眼，整天说酸话，因着他是老同志，谁也不愿意惹他，但高书记不干了，现在我是给你发工资的人，你拿着我的工资，整天不干活就算了，还在这儿跟我搅乱气势，影响我们的正常工作，可就是是可忍孰不可忍了。他把邱德智叫到办公室里，脱去以往温和、以理服人的外衣，严厉的批评了他，列出他的种种恶行，还说要在全杂志社通报批评他，还要上报到组织部去备案……
　　吓得邱德智险些真的犯了病。他本就不是个有本事的，都是仗着他年纪大、资格老，没人跟他一般见识罢了，如今高书记动了真格的，他立刻就被吓住了，唯恐晚节不保，真的把事情闹大了，再把以后的养老金折腾没了，立时就消停了，再也不敢乱说话。
　　随着杂志社的独立，高书记的思想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
　　以前，由财政给拨发工资时，高书记管不着，但现在，工资由杂志社自筹解决，杂志社的钱都是一本一本杂志卖出来，一笔一笔广告谈出来的，尤其是去了次港岛，经历了好多的挫折才把参访完成，做出这期特刊之后，他就更不想白养着这些人。
　　邱德智作为这其中的代表人物，被高书记杀鸡儆猴之后，不管他们心里头怎么想，起码表面上也都努力工作，积极向上了。
　　这样就可以了，每个单位都有稗草，只要这些稗草别去侵占麦苗的营养就行。
　　临近春节，单位里的人都沉浸在即将放假的喜悦之中，每天谈论着又置办了哪些年货。老家在外地，想回去过年的，心思全放在怎么能买到火车票上。有门路的到处托关系找铁路部门的人，想走后门买票，没有关系的，便凌晨披上厚厚的军大衣，带着马扎去排队，或者花高价从票贩子那里买票。
　　黄丽梅娘家在外地，从调到京城之后，还没有回去过，今年便想带着丈夫、孩子回去一趟。无奈车票太难买，她丈夫本就不愿意去丈母娘家过年，更不愿意顶风冒雪的去排队，她自己也不愿意去，于是便在单位里到处问谁有铁路方面的关系，能帮她买到票。
　　颜如许跟京市铁路局的列车长陈良相熟，但也不可能为了别人去麻烦他，所以黄丽梅问起来时，她便推托说不认识。后来，还是黄丽梅实在没有找到关系，只得压着丈夫跟她一起去排了队才买到票。
　　第二天黄丽梅的脸被凌晨的冷空气冻得发红，到了办公室之后就开始发热，直到快下班了，脸上的红才褪去了。
　　晚上，余韵未退，两人抱着躺在一起，懒洋洋的，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颜如许脸贴在康从新汗湿的胸膛上，跟她说起了没有帮助黄丽梅的事儿，问：“你觉得我是不是应该帮她？”
　　康从新撩起她被汗洇湿的额发，帮她擦擦汗，说：“你不欠她的，没有义务必须要帮她。没有能力却要烦别人帮她，那便是慷他人之慨，欠自己的人情，没有必要。这天底下，那么多人都是老老实实自己去排队买票的，为什么她不行？如果你帮她走后门买到了票，岂不是多了一个凌晨去排队而买不到票的人？”
　　颜如许被他说得笑了。她并不是因为没有帮助黄丽梅而后悔或者愧疚，只是心里头有些不舒服，她跟康从新说这件事的目的也是为了疏解这份不舒服，果然，康从新说完，她心里头就舒坦了。
　　她咯咯笑着，说：“康副总的话总是这么有道理，让人心服口服！”
　　康从新也笑，“你服了吗？”
　　颜如许连忙笑着往一边躲：“我服，我服了，不能再来了，明天你还要去部里开会，别顶个黑眼圈去，让人笑话。”
　　康从新闷笑着压过来，低低的说：“在你眼里我原来这样不济吗？看来还是我表现得不够好。”
　　颜如许还来不及说什么就被堵住了嘴。
　　大年三十下午，颜如许检查了一遍家里，又将门窗锁好，跟着拎了换洗衣服的康从新一块下楼，准备回康家去过年。锁上门，见上午上班之前康从新带着康康一块贴的春联有个边角翘了起来，又连忙回去找胶水沾了沾，又耽误了十来分钟才出门。
　　在门口碰到了拍着篮球，穿着单薄的岳家大公子岳凌，二十出头，念大三，正是风华正茂的年纪。看见康从新一家三口，连忙站住，叫着：“康叔叔，颜阿姨。”
　　被这么大的小伙子叫姨，颜如许一直都不适应，但辈分在这儿，再发窘也得答应着。
　　康康礼貌的叫了一声：“岳大哥。”然后就盯着他的篮球瞧。
　　岳凌抓住篮球在手掌里转了个圈儿，瞧着康康，似乎有什么话要跟他说，但是看看康从新两口子，还是闭上了嘴巴，说了声：“再见”便上楼去了。
　　颜如许往一楼瞧了瞧，里面有人影晃动，是一个老太太抱着个二三岁的孩子在窗边看风景，小孩子似乎是刚睡醒，还有些打蔫。老太太瞧见颜如许往里看，还朝着颜如许友好的笑，颜如许便也对着那边点点头。
　　颜如许忽然想到周爱青，好一阵子没看见周爱青了，也不知道她搬到哪里去了。
　　祁年春和周爱青的事情发展到现在，终于算是划上了了句号。
　　祁年春不知道是受了谁的启发，不再和周爱青冷战，而是找了妇联当中间人，去和周爱青谈离婚的事儿。起初周爱青的态度坚决，宁死不离婚，说是祁年春要是再逼她，她就去纪委告状，纪委要是不管，她就一根绳子吊死。不过，在妇联的人跟她谈了几次话之后，周爱青的态度也逐渐松动，又开始琢磨着怎么从祁年春身上搞钱。
　　但祁年春这个人吧，喜爱人家的时候不顾一切，鬼迷心窍了一般就只要周爱青一个，但一旦厌弃了周爱青，便是一分钱都舍不得给，据他自己说，说这些年他的工资都是周爱青拿着，是存起来了还是挥霍了他一概不知，自己也没有存下来钱，所以即便是离婚了，自己也没钱补给周爱青。他私下里和康从新说，他对不起自己的子女，就想把以后的工资奖金都攒下来，花在子女孙辈身上，再不肯在周爱青身上花钱了。
　　两人又开始扯皮，扯到妇联的人也不想管了，就一直僵着。
　　年前，祁年春来了招釜底抽薪，他跟儿子换了房子，自己住去了儿子单位分的小一居，把这边的房子给了儿子一家住，儿子一家带着老丈人、丈母娘住了过来。等周爱青晚上下班回来后，发现自己的东西都被扔在院子里，家里的门锁也打不开，疯狂敲门之后，老丈人跟丈母娘出来，冷冷地跟她说祁年春跟他们换了房子，这房子归他们一家住了，让她有什么事儿找祁年春去，不要再来骚扰。
　　这丈母娘跟她的老亲家，也就是祁年春的前妻，周爱青的表姨感情非常好，知道她和祁年春搞在一起后，曾经用市井脏话恶毒地辱骂过她，并且狠狠地扇过她一巴掌。那种痛感，一直都停留在周爱青脸颊上，一看见她，就不由自主地打哆嗦。
　　周爱青不敢再闹，在门口犹豫了很久，上了楼，站在二楼时，本想敲门，但想想颜如许那副自扫门前雪的模样，又想想康从新身上那股子令人生畏的气势，顿时放弃，径直去了三楼，敲开了岳总家的大门后，不顾人家正在吃饭，就开始诉说刚刚发生的事儿。